蒋经国传-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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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慈湖的蒋介石陵寝
蒋介石撒手人寰不到12小时，严家淦宣誓继任“总统”，蒋经国形式上提出辞呈。国民党中常会全体无异议通过，慰留他续任“行政院院长”，并推举他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虽然蒋经国足不出户，守丧30天，根本没有传闻有人挑战他的领导地位。
蒋介石过世之后25天，西贡失守。蒋经国守丧期间，接见安克志“大使”，对于美国吃败仗的影响有一番长谈。他告诉安克志，西贡失守固然会使共产党阵营暂时志得意满，长期而言却会增强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冲突。那时候，可没有太多观察家预卜到这一幕。1970年，蒋经国见到越南的发展，认识到争取民心支持的重要性，西贡政权全面溃败更使他点滴在心头。
蒋经国在他父亲逝世后，宣佈“大赦减刑”，有3600名受刑人蒙福，其中约200人是政治犯。这是到此时为止，对于反对势力展现出的最大善意，可能也只有在他那位比较不宽恕的父亲过世之后，他才会采取的姿态。蒋经国接下来把核准新刊物登记、发行的权力，由警备总部移交到钱复担任局长的“行政院新闻局”。不过，国民党的文工会和警备总部仍然保有取缔、关闭刊物的权力。
8月，钱覆核准康宁祥、黄信介等党外人士申请发行《台湾政论》。主要由台湾人主导的这份刊物，立刻提高政治批判的程度，不仅抨击国民党，呼吁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还公开要求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权力分配要更平均在以前，这可是大禁忌了！《台湾政论》第五期刊登在澳洲任教的一位中国教授（译者按，邱垂亮）文章，主张台湾人民若不是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就只有起而奋斗，早早跟祖国统一这两条路可走，这一来逾越了言论尺度。蒋经国同意警备总部的看法，认为这是“煽动叛乱”，准许勒令停刊。5月，两位知名的党外人物以“意图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罪名被处徒刑。军事法庭瞭解有上意支持，把党外立法委员黄顺兴的30名亲友依“叛乱罪”处刑。
美国在中南半岛溃散，激起蒋经国把注意力摆到台北的秘密武器发展计划，尤其是飞弹的发射系统这个项目。1975年初，中山科学院派出15位工程专家到麻省理工学院接受惯性导航的高级训练，佯称是研制商用导航器材所需。蒋经国针对报章的报导，向立法院报告时透露，台湾研究核子武器的时间可以推溯到1958年，政府在1974年就有能力制造核武器。可是蒋经国宣称他本人曾建议著手制造，蒋介石却否决此案，坚持绝不用核武器“伤害自己的同胞”。
事实上，针对武器及发射系统的研究从来没停下来。台湾工程专家在麻省理工学院几乎要完成惯性导航课程时，有其他学生跳出来指控台北打算利用训练得到的知识建造武器发射系统。国务院借助中央情报局间谍提供的资讯，拿这些指控当借口，要求麻省理工学院取消课程。台湾工程专家只好打道回府——不过他们到剑桥来进修想得到的知识，大部分也已取到，并没有白跑一趟。1976年6月，国际原子能总署也在张宪义提供的情报引导之下，发现含有500公克铀的10桶废燃料失踪。8月29日《华盛顿邮报》在政府消息来源佐证下报道，台湾已经秘密提炼浓缩铀有一段时候，也在制造供核武器使用的鈽。
华府要求蒋经国拆除提炼设施，把相关器械设备运回美国。蒋经国与安克志大使谈话后，接受美方的要求，并核示送交美国一份外交备忘录，保证台北“从来没有意图发展核子武器或核爆设施，也没有进行任何与提炼过程有关的活动”。1977年1月23日，蒋经国也发表一份声明，支持卡特总统全面禁止核子试爆的吁求。他指示，台北在1970年就签署禁止核子扩散条约，早已承诺绝不发展核子设施。私底下，蒋经国下令提炼计划暂停，但是研究工作照常进行。
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这时候，中共党内激进派成功地说服毛泽东再度反对邓小平。由江青控制的报纸公开抨击邓小平和已经作古的周恩来。这一年的清明节是4月4日，民众拥到天安门广场摆置花圈，悼念周恩来。次日，群众聚会转为暴力，到了夜里，抗议者放火烧了公安局。五营安全部队，一万名民兵奉调开进广场，殴打、逮捕示威群众。
江青说服毛泽东，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活动是邓小平躲在幕后教唆，整个革命都陷入危机中！中央政治局奉孱弱的毛泽东之命，解除邓小平一切党、政职务。文革期间提升上来的前湖南省党委书记华国锋，成为毛、周职位的接班人。这回，邓小平南下广州幽居。
9月9日午夜刚过几分鐘，江青冲进紫禁城号楼毛泽东那间有防地震强化设施的卧房。毛泽东的生命跡像已经非常弱。她对著围在病榻旁的医生和几位政治局委员大声说：“究竟怎么啦？”毛泽东钦点的继承人华国锋客气地答说：“江青同志，主席正在跟李医师讲话哪”。
医生对著病人低声说：“没事，没事，主席，我们可以想办法”。可是这时候毛泽东却闭上眼，心电图出现平直线。医生满脸惊慌，望著江青。她高声尖叫：“你们这些人干的好事！你们统统要负责！”其实她色厉内在，心里头比任何人更害怕。
蒋经国获悉毛泽东死讯，对安克志大使说，邓小平极有可能会复出掌权。他从中共媒体上一再抨击邓小平，研判出中共党内某些抓著实权的人深怕他这位昔日同学东山再起的潜力。这时候邓小平还在软禁中，他的复出可不是一般人共同的预期。蒋经国心里明白，邓小平一旦复出，剷除激进派，美、中关系全面正常化的机会势必大增。他没有把这个推论告诉安克志。4个星期之后，一群资深政治局成员开始行动，逮捕江青及她同伙的“四人帮”，推举华国锋为党主席，并召请邓小平回京。后毛泽东时代正式开锣！
蒋经国不时就大陆局势及美国事务咨商的一个对象是国际关系中心副主任魏鏞。魏鏞是外省人，在美国攻读政治学及国际关系，教书授课历15年。蒋经国对世界局势能有平衡、理性的分析，魏鏞这些学人、顾问不无贡献。
宋楚瑜也是蒋经国延揽在身边，不时咨商的一个归国学人。湖南出生的宋楚瑜，以21岁之龄离开台湾，到美国进修8年，得到柏克莱加州大学硕士、乔治城大学博士。钱复出掌行政院新闻局，举荐宋楚瑜接替他出任蒋经国机要秘书。1974年宋楚瑜开始追随蒋经国，直到他撒手人寰为止，发展出情同家人的关系。
1976年1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蒋介石过世之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48位初次入选的中央委员里头，有16个本省人，李登辉和台北市长林洋港都在其中。新一届中常会有22位中常委，其中5人为本省人，比1972年那一届的三人，多出两人。
毛泽东既逝、“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复出，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台湾的全球地位开始走下坡。自从1971年7月基辛格密访北京以来，已有50个国家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1977年，国民党当局似乎已经日薄崦嵫，快被美国拋弃了。4月20日，国务院新任东亚助理国务卿郝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告诉蒋经国，卡特总统意图继续推动与北京关系正常化，但是“会影响到它的每件事”，都会跟台北当局咨商。8月间，郝尔布鲁克再次到台北，就国务卿范锡（Cyrus Vance）访问北京的会谈经过向蒋经国简报。郝尔布鲁克说，美国不会接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而“伤害到台湾人民的安全与福祉”，但是他证实中、美讨论到这个条件，也就等于暗示“台美共同防御条约”会宣告中止。范锡的确曾经告诉邓小平，美国预备中止“共同防御条约”，由台湾撤走全部美军，并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
蒋经国对郝尔布鲁克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民国”代表这个国家概念。他承认目前看来，这么说似乎有些牵强，但是它才是解决台湾与大陆问题的惟一方法。会谈结束前，他还向卡特总统问候，表示很高兴美国有一位“伟大的新总统”。
从会谈的气氛来看，经国很满意能够掌控住新挑战，化险为夷。不过，他还是必须尽其所能来减缓事态演变的步调。蒋介石过世5个月之后，宋美龄带著17名侍卫僕从及许多箱行李，飞往纽约治病。现在她开始忙著打电话动员美国重要人物出面支持台湾。蒋经国也批准发动一人一信运动，号召台湾居民发出了25万封信给卡特总统，敦促美国不要拋弃老朋友。在不同单位赞助邀请下，数百位美国意见领袖来到台湾亲眼目睹它的繁荣和安定。《纽约时报》和其他美国报刊出现整页的广告，阐明台湾的地位。这些广泛的民间交流和种种公开活动产生若干效果。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多数民众赞成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不同意与台北断交。台湾的报界密切盯著报道美国越来越倾向北京的消息。台湾省烟酒公卖局的香烟盒上都印了蒋介石父子喜爱的警句：“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汪希苓在美国也加强活动，动员留学生和华侨团体去影响民意及国会的意见。对台友善人士把有关美国对两岸政策的内幕资讯，传递给台湾方面。 有一次钱复不小说漏了嘴，对一位美国官员提到，他曾读过一份美国机密文件。 联邦调查局已经注意到汪希苓的活动，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事实上已经渗透到汪希苓的秘密间谍网——绝大部分是华裔美国人组成——对于台湾的情报活动颇能掌握。 1977年6月，联邦官员做出机密决定，把台湾列入必须盯紧的“国家”之列！这些“国家”榜上有名是因为“其情报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有敌意，或是颇有顾虑，因此必须对它们采取反情报活动”。这表示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都开始密切监视台湾当局驻美官员的活动。
1977年秋天某日，汪希苓与大陆出生、在台受教育的新闻工作者刘宜良共进午餐。总政战部早先培养刘宜良当新闻记者和特务，他也从“国防部情报局”拿钱，报告他到大陆旅行的见闻。可是刘宜良在大陆，又把台湾的状况报告给中共情报单位。当他回到美国，却又把他在台湾和大陆的接触情况，提供给联邦调查局。汪希苓告诉刘宜良，多年来他的文章让“国家”很难堪。他诉诸刘宜良的爱国情操，拜託刘宜良对蒋家的批评不要那么尖锐，刘宜良答应以后写文章可以不那么犀利。不久他就后悔答应汪希苓这档事，笔锋一转继续痛批蒋经国，指他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汪希苓原本已经向上级报告他请刘宜良吃饭，刘已经答应以后不痛批蒋经国，这下子大为震怒。
卡特政府提倡人权，对台湾也产生影响。预料卡特上台后会强调这个议题，蒋经国在1976年12月25日发起台湾以次年为“人权年”。他宣称台湾的人权有保障，只是鉴于共产党威胁，为了确保秩序，必须限制某些自由。蒋经国50年代初期以来，与外宾私下谈话，就经常这么说。但是他一公开宣佈，就使得政府在理论与道义上都落入守势，每当它对个人自由的原则有所捍格，就得找到借口把它的行动合理化。
蒋经国强调，“台湾当局”的人权纪录，其实没有外界别有用心之人渲染得那么差。监狱受刑人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