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5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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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不多，因而也没有了向其求教的机会，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见
了他也无话可说。
但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我们一家常在星期天到人民政协楼上餐厅去吃午饭。在那里就会
遇见何其芳同志和他的家人也在用餐。隔着桌子看见他的圆润温蔼的笑脸。我们点头招呼，
餐后也有时坐谈一会。我只记得有一次我笑对他说：“您的名字和周而复的正好对上，比如
‘何其芳也’和‘周而复之’不正是一对么？”他也不禁笑了起来。
在这本纪念集前面，我看到了文藻和我参加其芳同志追悼会的相片，足见我们还能“忝
居”他的“友末”，如今文藻已经作古，其芳的追悼会也已开过了十年，我看了相片，心里
只是感到荣幸，而又凄切！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４晨急就我的母亲
关于我的母亲，我写的不少了。二十年代初期，在美国写《寄小读者》时写了她；三十
年代初期，她逝世后，我在《南归》中写了她；四十年代初期，我以“男士”的笔名写的
《关于女人》，这本书中写了她；同时在那时候，应《大公报》之约，再写《儿童通讯》，
在“通讯三”中又写了她。这些文章在《冰心文集》中都可以找到，也可以从这些文章中看
出她是怎样的一位母亲。
我想，天下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的母亲是最好的母亲（当然也有例外）。但是母亲
离开我已经五十七年了，这半个世纪之中，我不但自己做了母亲，连我的女儿们也做了母
亲。我总觉得不但我们自己，也还有许多现代的母亲们，能够像我母亲那样得到儿女的敬
爱。
关于母亲的许多大事，我都写过了。现在从头忆起，还觉得有许多微末细小的事，也值
得我们学习。
我记得民国初期，袁世凯当总统时，黎元洪伯伯是副总统，住在东厂胡同（黎伯伯同我
父亲是北洋水师学堂的同班同学，黎伯伯学的是管轮，父亲学的是驾驶）。父亲却没有去拜
访过。等到袁世凯称帝，一面把黎伯伯封为武义亲王，一面却把他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里。
这时父亲反常到瀛台去陪他下棋谈话。我总听见母亲提醒父亲说：“你又该去看看黎先生
了。”她听父亲说瀛台比我们家里还冷，也提醒父亲说：
“别忘了多穿点衣服。”
母亲从来不开拆我们收到的信件，也从来不盘问我们和同学朋友之间的往来，因为她表
示对我们的信任和理解。我们反而不惮其烦地把每封信都给她看，每件事都同她说。
她从来不积攒什么稀奇珍贵的东西。她得到的礼物，随时收下，随时又送给别人。
她从来没有“疾言厉色”，尤其是对佣人们，总是微笑地、和言悦色地嘱咐指挥着一
切。
她喜爱整洁，别人做得不周到时，她就悄悄地自己动手。
我看见过她跪在铺着报纸的砖地上，去扫除床下的灰尘。
母亲常常教导我们“勤能补拙，俭以养廉”的道理。她自己更是十分勤俭，我们姐弟的
布衣，都是她亲手缝制的。她年轻时连一家大小过年时穿的绸衣，也是自己来做。祖父十分
喜欢母亲的针线，特别送她一副刀尺，这是别个儿媳所没有的。她做衣服还做得很快，我的
三个在中学的弟弟，都是一米六七的个子，母亲能够一天给他们做出一件长衫。那时当然没
有缝纫机！
她是个最“无我”的人！我一直努力想以她为榜样，学些处世做人的道理，但我没有做
到……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２３日晨又想起了老舍先生
舒乙把他写《老舍的关坎和爱好》拿来让我看了，并让我写序。我打开书本就不能释手
地看了下去。关于老舍的关坎，在他自己的作品中，特别是《正红旗下》，我已经知道了不
少，至于他最后的那道关坎，因为那时我自己也关在牛棚里，还是我的远在兰州的女儿吴冰
写信告诉我的！
至于他的爱好，看了这本书，我才感到我知道得太少了，老舍真是个“不露相”的“真
人”！比如他会打拳、唱戏等等，我们从来没听见他讲过（如果我们早知道了，我们的孩子
们非请舒伯伯打一两道拳、唱一两句京戏不可！）至于爱花、养猫等等，也是新中国成立
后，我们到他家里去时才看见的。
讲起他的“行善”、“分享”和“给人温暖”，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圣经》（他是
一个基督徒，这我从来不知道。我却是从中学到大学，都受的是基督教会的教育）。他说
《圣经》的要义，是“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这我完全同意。我认为在“行善”上，老舍
是个最有福的人。
老舍和我们来往最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时代的重庆。我住在郊区的歌乐山，他常到山上
冯玉祥将军的住处。我们都觉得他是我们朋友中最爽朗、幽默、质朴、热情的一个。我常笑
对他说“您来了，不像‘清风入座’，乃是一阵热浪，席卷了我们一家人的心。”那时他正
扛着重庆的“文协”大旗，他却总不提那些使他受苦蒙难的事。他来了，就和孩子们打闹，
同文藻喝酒，酒后就在我们土屋的廊上，躺在帆布床里，沉默地望着滔滔东去的嘉陵江，一
直躺到月亮上来才走。
不久他就住到北碚去了，我听说他在北碚的一次什么会上，同梁实秋说了一段很精彩的
“相声”，可惜我们没听到。
当然，“知父莫若子”，舒乙知道的关于老舍的事情，比我们都多，但是一个人的一生
中，总会有一些事情，比如很微末细小的见闻，思想等等，没听他说过，别人也会不知道
的。我曾写过关于老舍的一段话，在此不妨重复一遍：“一个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文艺
界的劳动模范的事迹和成就，是多方面的。每一个朋友对于他的认识，也各有其一方面。从
每一侧面都能投射出的一股光柱，从许多股光柱凝聚在一起，才能映现出一位完全的老舍先
生。”
这是铁的事实。
中国建设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版。）１９８８年
一代伟大的女性——记邓颖超大姐世纪同龄人的我，在八十八年的漫长岁月里，经历过
若干朝代，多少沧桑，可谓“阅人多矣”，而能在我心头始终爱戴不渝的，只有周总理和邓
大姐这一对模范夫妻的崇高印象！
１９６６年８月，我的朋友老舍先生，在遭到红卫兵的毒打，遍体鳞伤，抬回家里，他
的夫人胡藉青伤心饮泣地替他擦洗伤处的时候，老舍对她说的最末一句话，是：“总理是最
了解我的！”
１９７６年２月，我的朋友巴金在致静如的信中，说：“总理逝世，全国一致哀痛，比
丧失亲人还难过，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我和总理接触较多，回忆起来，他真是个完人。他
的人格太伟大了。”
我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一文中有：“１９５８年４月，文藻被错划为右派，这件
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召我到
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把一腔冤愤，都
倾吐了出来……”
１９８７年，在《人民文学》第十二期上，我的朋友赵清阁女士，又以《亲人》的题
目，写了一篇很长的散文，描述了邓大姐和她“亲人”般的情谊和“邓大姐对国内外文艺工
作者都很关心……”的许多事迹。
以上只是讲了最近我所看到的，文艺界朋友们见于文字的、关于总理和邓大姐的思念和
评价。其实，在五洲四海凡是和总理、邓大姐有过接触的外国人士，又何尝不是以同样的
“伟大”和“崇高”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们的人格呢？
尤其是和我谈过话的外国朋友，都认为邓大姐是位心胸最广阔、思想最缜密、感情最细
腻的女性，而且她的思想和感情都完全用在她的工作和事业以及在她周围人们的身上。
她是最理解、最关怀、最同情一切人、是把爱和同情洒遍了人间的一代伟大女性！
如今姑且说一段我自己的经历：邓大姐十分爱花。不但自己种植也爱看别人种植的花。
北方玫瑰花公司知道邓大姐的爱好，每到花开时一定请她去看花。１９８６年他们也用车来
接了我去。邓大姐和我一同在花圃里照了相。邓大姐还带来一大把她自己院子里的白芍药花
送给我。我回家后就把这一束花插在我客厅里总理像前的瓶子里，我心里默默地祝祷说“这
是您家里的花，又供养到您面前来了。”
去年，又是玫瑰花时，北方玫瑰花公司仍旧请邓大姐去赏花，我却因为赶一篇文章，没
有去成。不料邓大姐看见我没有去，又知道这花园离我家不远，便要来看我。二十分钟前我
才得到消息，我十分惊喜，又知道她住惯了平房，我家是在二楼、她上楼步履一定艰难，我
扶着助步器，在房门口看见邓大姐由两位人员搀扶着迟缓地上了楼，我真是十分过意不去！
我们就在客厅总理像前坐了下来，谈了半天，就又由赵炜同志等人簇拥着她下了楼，我又只
能在房门口站着送她……
她的这次“光临”，使得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人都兴奋异常。我的年轻的朋友都为此感
到荣幸。我又何尝不感到荣幸呢？但我知道，得到邓大姐的爱护关怀的人还有许多许多。我
只是其中之一！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２日晨月初版。）话说龙年
龙年到了。
《民进》的声音也该腾飞了！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绝大多数是教育和文化出版界人士，对于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说法，都从心底里感到振奋和鼓舞。我看了１９８７年１２期的
《民进》上头版头条刊登的“贯彻十三大精神要加快教育改革”这篇文章里，每一位参加座
谈的校长和教师的发言，都是语重心长，切中时弊。为了事关国家和民族的百年大计，我认
为这篇座谈可以抄呈国家教委作为教育改革执行细则的参考。民进广州市委的座谈记录，也
可以附去。别忘了我们民主党派既享有“长期共存”的权利，就应该尽到应尽的“互相监
督”的责任！多一点自己的儿童电视剧
我有时不可避免地要看一些儿童电视剧，因为我身边常有些孩子到时候就打开我的电视
机，拉我同他们一起看。可是孩子们也常抱怨说“儿童电视，尽是些外国的动画片，为什么
我们自己的那么少。”我也总希望有一些让孩子们看了又有趣，又接近于他们的日常生活，
又有教育意义的电视剧满足他们的需要，可是我又不会写！
我终于得到了一部获得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的儿童电视剧本——《好爸爸，坏爸爸》，这
题目就引起了我的兴趣。本来爸爸和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有时是“好”的，有时是“坏”
的，而且孩子的“好”、“坏”的道德标准，也和成人的大不一样。
我把这剧本看了两遍，越看越觉得这里的人物，男、女、老、幼，都是活生生的，从生
活中来的，而且都是非常“亲切”得可爱。
剧里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普通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