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5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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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有泪不轻弹”么？为什么对我这个陌生人轻易说出自己的“隐私”？
到了美国我入了威尔斯利女子大学。一年之后，实秋也转到哈佛大学。因为同在美国东
方的波士顿，我们就常常见面，不但在每月一次的“湖社”的讨论会上，我们中国学生还在
美国同学的邀请下，为他们演了《琵琶记》。他演蔡中郎，谢文秋演赵五娘，顾一樵演宰
相。因为演宰相女儿的邱女士临时病了，拉我顶替了她。后来顾一樵给我看了一封许地山从
英国写给他的信说“实秋真有福，先在舞台上做了娇婿”。
这些青年留学生之间，彼此戏谑的话，我本是从来不说的，如今地山和实秋都已先后作
古，我自己也老了，回忆起来，还觉得很幽默。
实秋很恋家，在美国只呆了两年就回国了。１９２６年我回国后，在北京，我们常常见
面。那时他在编《自由评论》，我曾替他写过“一句话”的诗，也译过斯诺夫人海伦的长诗
《古老的北京》。这些东西我都没有留稿，都是实秋好多年后寄给我的。
１９２９年夏我和文藻结婚后，住在燕京大学，他和闻一多到了我们的新居，嘲笑我们
说：“屋子内外一切布置都很好，就是缺少待客的烟和茶。”亏得他们提醒，因为我和文藻
都不抽烟，而且喝的是白开水！
七七事变后，我们都到了大后方。４０年代初期，我们又在重庆见面了。他到过我们住
的歌乐山，坐在山上无墙的土房子廊上看嘉陵江，能够静静地坐到几个小时。我和文藻也常
到他住处的北碚。我记得１９４０年我们初到重庆，就是他和吴景超（也是文藻的同班同
学）的夫人业雅，首先来把我们接到北碚去欢聚的。
抗战胜利后不久，我们到了日本，实秋一家先回到北平，１９４９年又到了台湾，我们
仍是常通消息。我记得我们在日本高岛屋的寓所里，还挂着实秋送给我们的一幅字，十年浩
动之中，自然也同许多朋友赠送的字画一同烟消火灭了！
１９５１年我们从日本回到了祖国，这时台湾就谣传说“冰心夫妇受到中共的迫害，双
双自杀”。实秋听到这消息还写一篇《哀冰心》的文章。这文章传到我这里我十分感激，曾
写一封信，托人从美国转给他，并恳切地请他回来看一看新中国的实在情况，因为他是北京
人，文章里总是充满着眷恋古老北京的衣、食、住……一切。
多么不幸！就在昨天梁文茜对我说她父亲可能最近回来看看的时候，他就在前一天与世
长辞了！
实秋，你还是幸福的，被人悼念，总比写悼念别人的文章的人，少流一些眼泪，不是
么？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０日。）我请求
我请求我们中国每一个知书识字的公民，都来读读今年第九期的《人民文学》的第一篇
报告文学，题目是《神圣忧思录》，副题是《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
我每天都会得到好几本文艺刊物，大概都是匆匆过目，翻开书来，首先注意的是作者名
字，再就是文章的题目。但对于《人民文学》，因为过去曾参加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因
此看得比较仔细。不料第九期来了，我一看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和副题，就使我动心而且惊
心。虽然这两位作者我都不认识，这题目使我专心致志地一直看下去，看得我泪如雨下！真
是写得太好了，太好了！
我一向关心着中小学教师的一切：如他们的任务之重，待遇之低，生活之苦，我曾根据
我耳闻目睹的一点事实，写了一篇小说《万般皆上品……》。委婉地、间接地提到一位副教
授的厄运，而这篇“急就章”，差点被从印版上撤了下来——这是我六○年创作生涯中所遇
到的第一次“挫折”。据说是“上头”有通知下来，说是不许在报刊上讲这种问题。若不是
因为组稿的编辑据理力争，说这是一篇小说，又不是报告文学，为什么登不得？此后又删了
几句刺眼的句子，才勉强登上了。因为有这一段“经验”，使我不能不对勇敢的报告文学的
两位作者和《人民文学》的全体编辑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这篇《神圣忧思录》广闻博采，字字沉痛，可以介绍给读者的句子，真是抄不胜抄。对
于这一件有关于我们国家、民族前途的头等大事的“报告”文章，我还是请广大读者们自己
仔细地去考虑、思索，不过我还想引几段特别请读者注意的事实：
“小平同志讲：实现四化，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但这个精神，并没有被人们认
识，理解，接受。往往安排计划，总是先考虑工程，剩下多少钱，再给教育，……日本人
说，现在的教育，就是十年后的工业。我们是反过来，……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工资太低，
斯文扫地呵！世界银行派代表团来考察对中国的贷款，他们不能理解：你们这么低的工资，
怎么能办好教育？可是我们同人家谈判时，最初提的各个项目，没有教育方面的，人家说，
你们怎么不提教育？人的资源开发是重要的。后来人家把教育摆在优先援助地位，列为第一
个项目。我们要等人家来给我们上课！”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不感到“无地自容”吗？我忆起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的冬天，
我们是第一拨到日本去的，那时的日本，真是遍地瓦砾，满目疮痍。但是在此后的几次友好
访问中，我看到日本是一年比一年地繁荣富强，今天已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为什么？理
由是再简单不过！因为日本深深懂得“教育是只母鸡”！
香港的中小学教师也亲口对我说，他们的待遇也比一般公务人员高。
一九八四年底新华通讯社发出通稿——教育部长何东昌在接受本社记者访问的时候非常
高兴地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在关怀和研究教师的问题，教师将逐步成为社会最使人
羡慕的职业之一。”
但是，真是说来容易，听来兴奋，事实上：“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知识分子就瘪了，后
来闹‘文革’，教师的罪比谁都多，从此地位一落千丈。后来拨乱反正了，世道清明了，是
不幸中之大幸，可是教师的地位，恕我直言，名曰升，实则降。其它行业的待遇上去了，教
师上得慢。……就是中教一、二级的老教师，月薪也不过百十块，还不抵大宾馆里的服务
员，这到底是怎么个事？”
这是一位中学老教师提出的问题！还有一位教师充满着感情说：“教师职业是神圣的，
这神圣就在于甘愿吃亏。可是如果社会蔑视这种吃亏的人，神圣就消失了。作教师的有许多
人不怕累和苦，也不眼红钱财，但唯有一条，他们死活摆脱不了，那就是对学生的爱。除了
学生四大皆空。他们甚至回到家里对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耐心，不愿再扮演教师这个社会角
色，但无论心情多坏，一上讲台什么都扔了，就入境了。
这种心态，社会上有多少人了解？……”
这种心态，我老伴和我都能彻底地了解：死活摆脱不了的，就是对学生的爱。但也像另
一位教师说的：“像我们当年，社会那么污浊，自个儿还能清高，有那份高薪水撑着
呢……”
不过如今我们的两个女儿（她们还都是大学教师），没有像我们当时那样高薪水撑着，
她们也摆脱不了教师的事业。她们有了对学生的爱，也像我们一样得到了学生的爱。
“爱”是伟大的，但这只能满足精神上的需要，至于物质方面呢，就只能另想办法了。
办法有多种多样，是不是会有人“跳出”，离开教师的队伍？
大家都来想想办法嘛，我只能回到作者在文前的题记：
“我们从来都有前人递过来的一个肩膀可以踩上去的，忽然，那肩膀闪开了，叫我们险
些儿踩个空。”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０日浓阴之晨写到阳光满室致野曼①
野曼同志：
你给我寄来一封信和“表”（按：即《诗人的自白》），收到了，我不是个诗人！我写
《繁星》时，是以“零碎的思想”发表的，以后的“诗”，也是孙伏园说的：“这些散文很
有诗意，分行印了就是诗”云云（大意如此）。我集子中，也有“诗”集，但我总不以为
然，你又让我填表，真是“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对于新诗，近来更不感兴趣了。最后那
几条，真是无从下笔，勉强说来，更是“假、大、空”，恕我不填了，好不好？忝在故友，
敢于拂命，匆上，祝好！
冰心十、十五、一九八七①野曼，《华夏诗报》主编。
评论讽刺小说——“阿凡提新篇”
我为什么不说“介绍”而说“评论”，因为凡是阅读《北京晚报》的人，拿到报纸，总
会先看阿凡提新篇。这位六七百年来，在新疆被人传说称道的老人，太可亲、可敬而又可爱
了！
古往今来人们在自己周围总会耳闻目睹到一些听不下去、看不顺眼的、使人愤怒厌恶的
事。在这时候，我们怎样对待处理呢？古代的皇帝，从来不能接受“直谏”，而东方朔或是
宫廷中的优伶，却能用讽刺的方式，一句戏言，一段表演，使得容不下“直谏”的君王，从
讽刺的幽默里，受到了教训，得到了警惕。这就是讽刺的语言或文字的最大用处！
就是在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又何尝没有一些大之如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小之如随地
吐痰、坐车不让座等，事情很小，效果极坏。对这些事的批评，最好用的就是讽刺文学。
讽刺文学要短、小、精、悍，一语破的，直刺要害，但“短”、“小”、和“精”写来
还都容易，“悍”字却不大容易做到。因为稍微“悍”得过了头，就会有“心里有病”的
人，从四面八方送来怨谤，最怕的还是从上头忽然给你来个当头一棒！
李耀宗同志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央民族学院一位副教授。
他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风俗、民间文学、艺术等作品，都有很深的研究，并已出版
许多关于少数民族的文学集子。这里我只讲讲他写的“阿凡提新篇”。他怀着一颗嫉恶如仇
的心，聪明机智地请出了这位可敬可爱的新疆阿凡提老人，请他骑上小毛驴，东跑西颠，以
幽默风趣的讽刺语言来对这些让人怨愤厌恶的人和事，尽情地热嘲冷讽。这当然也会使“心
里有病”的人，极不痛快，极不高兴，但这没有关系，只要笑呵呵的阿凡提老人跳下驴来，
作个幽默的“检查”再鞠一下幽默的躬，就万事大吉了！
这是作者绝顶聪明的地方。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６日晨致葛翠琳
翠琳：
信和文章都看过了。你写的我太好了，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字是今晨匆匆写的，我的墨
笔字本来就不行，请勿宣传。
别人，我是不敢写的。冰心十、十六致宫玺
宫玺同志：
得你十月十三日来信，觉得心里不安。你怎样了？你夫人怎样了？大家身体是否已经康
复？看你的笔迹似乎很弱，希望吉人天相，早占“勿药”！
我素来喜欢你写的“小东西”，只是零星从各报刊上读过。
你让我作序，我感到荣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