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4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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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离开你，自己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有益于人们的事。我这人真是眼高手低，觉得现在有
些很好的作家，写得越来越低级，越来越草率，天天高谈“社会效果”，笔下却不是那回
事，《收获》是一份好月刊，还要好好“把”一下“关”。
我常常想你和小林夫妇和端端，到底不是住在一个城市，通个电话也费事！昨天正在重
读《探索与回忆》，恰好吴泰昌就来了，吴青笑说“他头发也长了，一身衣着，大有港澳华
人意味”。纸已尽，不讲笑话了。祝你平安，亲小林一口。大姐十一月八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致宫玺
宫玺同志：
你病了还给我写信，十分感谢。不知您病后调理得怎样？
不要太为我的文集费心！
文藻逝世后，一切十分简单，只因新华社发了消息，以致函电很多，友人来的也多，我
都来不及函谢。看见上海朋友，请告诉他们我很好，并没有太过悲痛。生命的规律，就是如
此，我自己也已经八十五岁了。匆匆即请痊安冰心十一、十一为整治西湖题词
勤劳勇敢的福州市人民已在着手整治疏浚我们美丽而受到污染的西湖了，消息传来使我
欢喜而兴奋，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亲爱的乡亲们齐心努力之下，使得国内外来我故乡观
光的旅客，看到在三山叠翠、榕荫掩映之中，更荡漾出西湖水面一片清莹透澈的晴光。
冰心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１６日我为什么写《樱花赞》
在我１９４７年去到日本之前，我对日本没有好感，对樱花更没有印象。
抗战胜利后的１９４７年冬，我到战后的日本去，在羽田机场下了飞机，又从横滨坐汽
车去到东京，路上看见从前这一条繁华热闹的长街，现在竟是一片瓦砾，没有一座房子！到
了东京也是满目荒凉，路上行人也是衣衫褴褛，形容枯槁。我在美国留学时的日本同学，知
道了我到东京的消息，就都来看我，她们也是憔悴不堪，相见之下，都不知说什么好！这时
我才深切地体会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不但有中国人，也有千千万万的日本老百姓。
我在日本呆了五年，中间还在日本东京大学，教过“中国近代文学”。我接触了许多日本的
大学生和知识分子。１９５１年回国以后，又参加过多次的赴日友好访问团，有机会接触到
日本的工人、农民、渔民，在频繁的交往之中，我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日本人民之所爱——如
樱花，也憎日本人民之所憎——如军国主义者。这篇《樱花赞》就是在１９６１年，一次赴
日访问后，回来写下的感想。喜读萧乾《漫话北京城》
七十六岁的名作家、名记者、曾在海外浪迹多年的萧乾同志，最近在《北京晚报》上发
表了一系列“漫话北京城”的短篇。因为他是我的小朋友，我等不及他全文发表，要先读为
快便向他索要了文稿来看。他这十篇短文的小题是：《市与城》、《京白》、《吆喝》、
《昨天》、《行当》、《方便》、《痕迹》、《花灯》、《游乐街》和《市场》。这几篇散
文从各个侧面把我们伟大祖国的伟大首都描写得有声、有色、有香、有味……
引起了我对“昨天”的北京的回忆，引起了我含泪的微笑。文章里的许多事情，都早已
不会在我和第二代、第三代人的谈话范围之内了，因为说了他们也不会看到听到的！
但是我知道有许多海外的同胞，特别是许多老年人，对于祖国、对于童年时代的北京，
有着亲切的回忆、向往与留恋。老北京人民的生活——吃的、玩的和用的，老北京人民的礼
节——说的和做的，都在“老北京”的脑海中不断地萦回。我很同意作者在末文之末说的那
几句话：“四九年以后，咱们这座古城也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现在看来，换骨（城市建
设）固然不易，砖得一块一块地砌；可脱胎（改变社会风气和市民的精神面貌）更要难。然
而那正是市格的灵魂。”
据说这篇两万字的文章，会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我愿意我的思乡怀旧的海外
同胞们，能够和我一同欣赏这篇用流畅俏皮的“京白”写的关于祖国古北京的文章！１９８
５年１１月２０日我与散文
散文是我写作时最常用也最爱用的文学形式。
理由也很简单，在我充溢的感情要求发泄的时候，散文就是一种最方便的工具。因为，
要用诗的文学形式来写，对于我就太费事了！我总以为诗是“做”的，不是“写”的。诗要
合辙押韵，音调铿锵，读了使人能背诵下来。我不是一个诗人，慢慢地“做”起来，浓郁的
情感，就会渐渐地消失了。
其他的文学形式，如剧本、甚至于童话，我都没有写过，也不敢尝试。
散文的内容很宽泛，通讯，记事，写人，状物的文章……
都可以包括进去。因此写散文的人也多。但是写得好的却比较少，即使是有名的散文作
家，他的散文也不是篇篇都好，这里面也还有“际会”问题。他写作的对象，不能使他的情
感奔腾闪掣到了最高尖，他的笔下就自然而然地平淡了下来。从古今中外名作家的文集里，
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也就是说，不是每一篇都能使人加圈的。
当然，好的散文不多，也还有文学修养问题。情感有了，如没有合适的文字把它表达出
来，这情感也就削弱了，淡化了，甚至于消失了。
此外，这里有读者的爱好与品味问题，这又同音乐，绘画……的欣赏一样，观赏者的训
练不同，性格不同……喜爱的对象也因之而异，这也是很自然的。
关于散文，我一向谈的够多了，就此打住吧。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晨急就一股“黄山的人字瀑”——推荐《经济和人》读完《十
月》一九八五年第六号上的报告文学《经济和人》，更加证实了我读《祖国高于一切》以
后，对于报告文学家陈祖芬的看法。这位年纪很轻的陈祖芬，似乎是专为描写我们祖国的、
值得大书特书的人和事而出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女作家。
她满怀着炽热的爱国情感，以一双有着对生活强透视力的眼睛，看到了一座只有二十万
人口的中国小城市——安庆。
这座浮出水面的小小的安庆城，正在召开一个裹挟着一系列经济问题旋风的“窗口经
济”会议，她便来到了这个会议中间，像一头生机蓬勃的幼狮，抢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绣
球，就欢喜腾跃地和它一起摸、爬、滚、打，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
陈祖芬曾说：“我们报告文学难道不应当增加节奏感、信息量、幽默感、空间感、多变
性、随意性吗？”在这篇《经济和人》里，她交出了一份满分的答卷！
我作了统计，在这研讨“窗口经济”的会议上，围绕着“王峻和孙超分别是安庆内贸窗
口和外贸窗口的两块牌子”转的，还有好多位领导干部，如博学多能的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改革狂人——安庆市政府副秘书长；为王峻和孙超解决贷款问题的安庆市副市长，此
外如安庆市委和市府的几位领导也都是发现和支持王峻和孙超这两块牌子的干部。此外，还
有报刊界人士。
孙超说：“改革的人愈多愈好……应该团结大家一起干……是领导给我们开路，否则我
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行……我没那么多领导支持不行，人家说我胆大，胆大就大在这里。”
《经济和人》就是写王峻和孙超这两块“经济窗口”的牌子和以安徽省人大副主任苏桦
为首的领导干部们怎样地在这会议舞台上，合唱出一首“团结一致、振兴中华”的凯歌。
作品最后，陈祖芬酣畅淋漓地描写着受到巨石阻挡，而仍能奔腾直泻的黄山瀑布。她
说：“我看见那瀑布从山顶飞下，叉开成人字形直泻下来……千差万别的、千千万万的人字
组成的巨大的人字瀑，像大写的人字，挥写在整整一面黄山上……你是在向我展现人的力量
吗？”
陈祖芬说过：“一部作品能打动读者，往往不是因为文笔华丽或手法别致，而是因为它
们蕴含的精神力量、思想力量……”
我觉得这篇《经济和人》给我的印象，也就像黄山的人字瀑！读了《北京城杂忆》
读了萧乾的《北京城杂忆》，他那流利而俏皮的京白，使得七十年前的北京城的色、
香、味，顿时萦绕而充满了我的感官，引起我长时间的含泪的微笑！
萧乾是我小弟弟谢为楫的小学同学。他十几岁时就常到我家来玩。一九二六年我从美国
学习回来，那时他是北新书局的小职员，常来给我送稿费。他一面从拴在手腕上的手绢里拿
出钱来，一面还悄悄地告诉我，这一版实在的印数不止三千册……此后他还在燕京大学上过
学，在《大公报》当过记者。这几十年来，无论我们在国内或海外，都没有停止过通信。他
算是和我相识时间最长的老朋友了。
他在《北京城杂忆》里，所谈到的七十年前北京的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凡是老北
京一般的孩子所能享受到的，他都满怀眷恋地写到了。但是孩子和孩子又有不同。那时的
“姑娘”和“男生”，就没有同等的权利！他和我小弟坐过的“叮*盃车”——有轨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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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吆喝”，至今还使我动心的，就是北京的市声！夜深时的算命锣声，常使我怔忡
不宁。而“硬面饽饽”、“猪头肉”和“赛梨的萝卜”，也往往引起我的食欲，而我只吃到
“赛梨的萝卜”，也还不是自己出去买的。
谈到“布局与街名”，我很有兴趣。我童年住过的中剪子巷，我认为一定曾是个很大的
剪子作坊，因为在这条巷的前后，还有“北剪子巷”和“南剪子巷”；还有我上中学时的
“灯市口”，上大学时的“佟府夹道”和“盔甲厂”，这都是与住户的社会身份或职业有关
的命名。这时我忽然想起在东城有紧挨着的“东厂胡同”和“nǎi子府”，一定是明太监魏忠
贤和皇帝的奶妈客氏的第宅所在地。
谈到“游乐”，我连天桥和厂甸都没去过！我只逛过隆福寺庙会，因为它离我们家最
近，是我舅舅带我去的。在人群里挤来挤去，我什么也没看清，只在卖棕人的铜盘边留连了
一会儿，看那些戏装的武将，在盘子上旋转如飞，刀来枪往，十分有趣。
总起来说，我对老北京的印象，并不像萧乾那么好，因为它和我童年住过的海阔天空的
烟台，山清水秀的福州，都比不了。我在《寄小读者》通讯二十里曾写过：
北京只是尘土飞扬的街道，泥泞的小胡同，灰色的城墙，流汗的人力车案的奔走。我的
故乡，我的北京，是一无所有！
当然我也写了我仍热爱北京！因为这座城里住着我所眷爱的人。今天呢，大街小巷都铺
上了柏油，尘土和泥泞没有了，灰色的城墙不见了，流汗奔走的人力车案也改行了。因此我
说，我对北京的喜爱是与日俱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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