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4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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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也轻易不同男同学交谈。他们似乎也很腼腆。一般上课时我们都安静地坐在第一排，但
当坐在我们后面的男同学，把脚放在我们椅子下面的横杠上，簌簌抖动的时候，我们就使劲
地把椅子往前一拉，他们的脚就忽然砰的一声砸到地上。我们自然没有回头，但都忍住笑，
也不知道他们伸出舌头笑了没有？
但是我们几个在全校的学生会里有职务的人，都不免常和男生接触，如校刊编辑部、班
会等。我们常常开会，那时女校还有“监护人”制度，无论是白天或晚上，几个人或几十个
人，我们的会场座后，总会有一位老师，多半是女教师，她自己拿着一本书在静静地看。这
一切，连老师带学生都觉得又无聊，又可笑！
我是不怕男孩子的！自小同表哥哥、堂哥哥们同在惯了，每次吵嘴打架都是我得了“最
后胜利”，回到家里，往往有我弟弟们的同学十几个男孩子围着我转。只是我的女同学们都
很谦退，我也不敢“冒尖”，但是后来熟了以后，男同学们当面都说我“利害”，说这些话
的，就是许地山、瞿世英（菊农）、熊佛西这些人，他们同我后来也成了好朋友。
这时我在燕大女校“学生自治会”里，任务也多得很！自治会里有许多委员会——甚至
有伙食委员会！因为我没有住校，自然不会叫我参加，但是其他的委员会，我就都被派上
了！那时我们最热心的就是做社会福利工作，而每兴办一项福利工作，都得“自治会”自己
筹款。最方便而容易的，就是演戏卖票！我记得我们演过许多“莎士比亚”的戏，如《威尼
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那时我们英文班里正读着“莎士比亚”，美国女老师们都十
分热心地帮助我们排练，设计服装、道具等等，我们演得也很认真卖力，记得有一次鲁迅先
生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看过我们的戏——忘了是哪一出——鲁迅先生写过文章说爱罗先
珂先生说我们演的比当时北京大学的某一出戏好得多。因此他和北大同学还引起了一番争
论，北大同学说爱罗先珂先生是个盲人，怎能“看”出戏的好坏？我和鲁迅先生只谈过一次
话，还是很短的，因为我负责请名人演讲，我记得请过鲁迅先生、胡适先生，还有吴贻芳先
生……我主持演讲会，向听众同学介绍了主讲人以后，就只坐在讲台上听讲了——我和鲁迅
先生的接触，就这么一次，我也不知道鲁迅先生是从哪一位同学手里买到戏票的。
这次演剧筹款似乎是我们要为学校附近佟府夹道的不识字的妇女们，义务开办一个“注
音字母”学习班。自治会派我去当校长。我自己就没有学过注音字母，但是被委为校长，就
意味着把找“校舍”——其实就是租用街道上一间空屋——招生、请老师——也就是请一个
会教注音字母的同学——都由我包办下来。这一切，居然都很顺利。开学那一天，我去“训
话”，看到讲台前坐的都是中年妇女，只前排右首坐着一个十分聪明俊俏的姑娘。听课后我
过去和她搭话，她说：“我叫佟志云，十八岁，我识得字，只不过也想学学注音字母。”
我想她可能是佟王后裔。她问我：“校长，您多大年纪了？”我笑着说“反正比你大几
岁！”
这时燕大女校已经和美国威尔斯利（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Ｃｏｌｌｅｇｅ）女子大学结
成“姐妹学校”。我们女校里有好几位教师，都是威校的毕业生。忘了是哪一年，总在二十
年代初期吧，威校的女校长来到我们校里访问，住了几天，受到盛大的欢迎。有一天她——
我忘了她的名字——忽然提出要看看古老北京的婚礼仪式，女校主任就让学生们表演一次，
给她开开眼。这事自然又落到我们自治会委员身上，除了不坐轿子以外，其他服装如凤冠霞
帔、靴子、马褂之类，也都很容易地借来了，只是在演员的分配上，谁都不肯当新娘。我又
是主管这个任务的人，我就急了，我说“这又不是真的，只是逢场做戏而已。你们都不当，
我也不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就当了！”于是我扮演了新娘。凌淑浩——凌叔华的
妹妹，当了新郎。送新太太是陈克俊和谢兰蕙。扮演公公婆婆的是一位张大姐和一位李大
姐，都是高班的学生，至今我还记得她们的面庞。她们以后在演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的童话
剧《青鸟》中，还是当了我的爷爷和奶奶，可是她们的名字，我苦忆了半天也想不起来！
那夜在女校教职员宿舍院里，大大热闹了一阵，又放鞭炮，又奏鼓乐。我们磕了不少的
头！演到坐床撒帐的时候，我和淑浩在帐子里面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急得克俊和兰蕙直捂着
我们的嘴！
我演的这些戏中，我最喜欢的还是《青鸟》，剧本是我从英文译的，演员也是我挑的，
还到培元女子小学，请了几个小学生，都是我在西山夏令会里认识的小朋友。我在《关于女
人》那本书内写的“我的同学”里，就写了和陈克俊在“光明宫”对话的那一段。这出剧里
还有一只小狗，我就把我家养的北京长毛狗“狮子”也带上台了。我的小弟弟冰季，还怕我
们会把“狮子”用绳子拴起，他就亲自跟来，抱着它悄悄地在后台坐着，等到它被放到台
上，看见了我，它就高兴得围着我又蹦又跳，引得台下一片笑声。
总之，我的大学生涯是够忙碌热闹的，但我却没有因此而耽误了学习和写作。我的老师
们对我都很好，尤其是我的英文老师鲍贵思（ＧｒａｃｅＢｏｇｎｔｏｎ）在我毕业的那一
年春季，她就对我说威尔斯利女大已决定给我两年的奖学金——就是每年八百美金的学、
宿、膳费，让我读硕士学位——她自己就是威尔斯利的毕业生，她的母亲和她的几个妹妹也
都是毕业于威校，可算是威校世家了——她对于母校感情很深，盛赞校园之美、校风之好，
问我想不想去，我当然愿意。但我想一去两年，不知这两年之中，我的体弱多病的母亲，会
不会出什么意外？我对家里什么人都没有讲过我的忧虑，只悄悄地问过我们最熟悉的医生孙
彦科大夫，他是我小舅舅杨子玉先生的挚友，小舅舅介绍他来给母亲看过病。后来因为孙大
夫每次到别处出诊路过我家，也必进来探望，我们熟极了。他称我父亲为“三哥”，母亲为
“三嫂”，有时只有我们孩子们在家，他也坐下和我们说笑。我问他我母亲身体不好、我能
否离家两年之久？他笑了说“当然可以，你母亲的身体不算太坏，凡事有我负责”。同时鲍
女士还给我父亲写了信，问他让不让我去？父亲很客气地回了她一封信，说只要她认为我不
会辜负她母校的栽培，他是同意我去美国的。这一切当时我还不好意思向同学们公开，依旧
忙我的课外社会福利工作。
那几年也是家庭中多事之秋，记得就是在我上中学的末一年（？），我的舅舅杨子敬先
生逝世了。他是我母亲唯一的亲哥哥。兄妹二人感情极好。我父亲被召到北京来时，母亲也
请舅舅来京教我的三个弟弟，作为家庭教师。不过舅舅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们住在离中
剪子巷不远的铁狮子胡同。
忽然有一天早晨，舅家的白妈，气急败坏地来对我母亲说，从昨天下午起舅舅肚子痛得
利害，呕吐了一夜，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我想这病可能是急性盲肠炎。——那时父亲正不
在家，他回到福州，去庆祝祖父的八十大寿了。——等母亲和我们赶到时，舅舅已经断气
了。这事故真像晴天霹雳一般，我们都哭得泪干声咽！母亲还能勉强镇定地办着后事，这是
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死人入殓！我的大弟弟为涵，还悄悄地对我说“装舅舅的那个大匣子，靠
头那一边，最好开一个窟窿，省得他在那里头出不了气。”我哭得更伤心了，我说“他要是
还能喘气，就不用装进棺材里去了！”
记得父亲回福州的时候，我还写了几首祝贺祖父大寿的诗，请他带回去，现在只记得一
首：恰值太公八秩年自笑菲才惭咏絮也裁诗句谱新篇
反正都是歪诗，写出来以助一笑。
等到父亲从福州回来，舅母和表弟妹们已搬进我家的三间西厢房，从前舅舅教弟弟们读
书的屋子里。从此弟弟也都进入了小学校。
此后，大约是我在大学的时期，福州家里忽然来了一封电报说是祖父逝世了，这对我们
又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我父亲星夜奔丧，我忽然记起在一九一二年我离开故乡的时候，祖父
曾悄悄地将他写的几副自挽联句，交给我收着，说“谁也不让看，将来有用时，再拿出
来”。我真的就严密地收起，连父母亲都不知道。这时我才拿出来交给父亲带回，这挽联有
好几对。有一联大意是说他死后不要僧道唪经，因为他不信神道，而且相信自己生平也没有
造过什么冤孽，怎么写的我不记得了。有一联我却记得很清楚，是：
无官一身轻，无官无累更无债累，轻，轻，轻。
父亲办完丧事，回来和我们说：祖父真可算是“无疾而终”。那一天是清明，他还带着
伯叔父和堂兄们步行到城外去扫墓，但当他向坟台上捧献祭品时，双手忽然颤抖起来，二伯
父赶紧上前接过去。跪拜行礼时也还镇定自如，回来也坚持不坐轿子，说是走动着好。回到
家后，他说似乎觉得累了一点，要安静躺一会子，他自己上了床，脸向里躺下，叫大家都出
去。过不了一会，伯父们悄悄进去看时祖父已经没有呼吸了，脸上还带着安静的微笑！我记
得他的终年是八十六岁。
这时已是一九二三年的春季，我该忙我的毕业论文了。文科里的中国文学老师是周作人
先生。他给我们讲现代文学，有时还讲到我的小诗和散文，我也只低头听着，课外他也从来
没有同我谈过话。这时因为必需写毕业论文，我想自己对元代戏曲很不熟悉，正好趁着写论
文机会，读些戏曲和参考书。
我把论文题目《元代的戏曲》和文章大纲，拿去给周先生审阅。他一字没改就退回给
我，说“你就写吧”。于是在同班们几乎都已交出论文之后，我才匆匆忙忙地把毕业论文交
了上去。
就在这时我的吐血的病又发作了。我母亲也有这个病，每当身体累了或是心绪不好，她
就会吐血。我这次的病不消说，是我即将离家的留恋之情的表现。老师们和父母都十分着
急，带我到协和医院去检查。结果从透视和其他方面，都找不出有肺病的症状。医生断定是
肺气枝涨大，不算什么大病症。那时我的考上协和医学院的同学们和林巧稚大夫——她也还
是学生，都半开玩笑地和我说：“这是天才病！不要胡思乱想，心绪稳定下来就好。”
于是我一面预备行装，一面结束学业。在毕业典礼台上，我除了得到一张学士文凭之
外，还意外地得到了一把荣誉奖的金钥匙。
这一年的八月三日，我离开北京到上海准备去美。临行以前，我的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