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4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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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不谈什么“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和“必须热爱孩子”等等儿童文学作家
尽人皆知的起码的常识，但从现在的儿童中长篇小说中，以学校生活为题材的仍是少数这个
事实看来，没有“深”入生活，和不探求儿童的兴趣所在的作者，还是有的，抄袭模仿的东
西，孩子们是不爱看的。
七十年代的书中人物，讲着四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话，干着四十年代和“文
化大革命”时代的事，孩子们的批语是：“假的，没劲！”
学校是新时代儿童聚集的地方，他们的生活特征像万花筒一样，千般万种，色彩鲜明，
他们的家庭环境不同，个性特点不同，在目前这一段时期里，他们身上有的还带着林彪、
“四人帮”时期的余毒，又有了大大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迫促，各人的家庭、学校、社会的
环境，都给他们以种种不同的反应和感受。这里面，可写的东西就多了，生活在招手，作家
们怎么样呢？
我对于我们的中青年作家抱着满腔热情的希望，他们是最多产的一代（中年的如刘宾雁
同志这一代，青年的如刘心武同志这一代——虽然拿五四时代在二十岁左右就大胆提起笔来
的人看来，他们就是老年和中年人了），过去二十年，十年的压抑、混乱的生活环境，把他
们锻炼得更成熟更智慧了。
他们痛切地回顾过去，就不能不热烈地瞻望未来，他们一定能为现代新儿童写出我们所
看不到和想不到的、有深度和广度的有益于现代祖国儿童健康成长的中长篇作品来！
那么，我这个老人，是否就撒手不管了呢？也不是，我们也有自己可以写给儿童看的东
西。儿童的食物有多种多样，他们吃着富有营养的三餐，他们也爱吃些点心和零食，有时还
需要吃点“药”！不论是点心，是零食，还是药，我愿贡献上我微薄的一切。追念罗莘田先
生
北京语言学会议决定出罗常培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文集，并约他的生前友好，写纪念
文章。在被约之列的我，既感到光荣，也感到无限的哀戚。
罗常培莘田先生逝世也将二十一周年了。这二十年之中，中国人民经受了一场史无前例
的考验，在一阵动荡漂摇之后，像莘田先生和我这样的“世纪同龄人”，已所余无几了。而
在我“晚晴”的年月，我所能得到的慰藉，使我对于祖国有着最大的希望的话，还是从和我
一般大年龄的人那里听到的。因此，我想到，假如莘田先生今天还健在，这棵雪后挺立的青
松，将对我说出什么样的安慰和鼓励的话呢？
莘田先生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逝世的，那正是多事之秋。这个时期的事情，比如
说：在他病中我们去探望了没有？他的追悼会我们参加了没有？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不清
了，但是四十余年前我们同在的情景，在我的心幕上却是十分清楚的。
我的老伴吴文藻，他先认识了莘田先生。我记得三十年代初期，有一次他从青岛开会回
来，告诉我说：“我在青岛认识了一位北大语言学教授罗莘田，我们在海边谈了半天的
话……”我知道他们一定谈了些社会科学上的问题，因为文藻这个人若不是谈到专业，而且
谈得很投机的话，他和人的谈话，是不会谈到“半天”的！
我自己和莘田先生熟悉起来，还是抗战军兴，北京各大学南迁以后。一九三八年，文藻
在云大任教，莘田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我们家住在云南昆明的螺峰街以后又搬到维新街，
那时有几位昆明没有家的联大教授，常到我们家里来作客，尤其是自称为“三剑客”的郑天
挺（毅生）先生、杨振声（今甫）先生和罗莘田先生。罗先生是北京人，对于我们家的北方
饭食，比如饺子、烙饼、炸酱面等，很感兴趣。我总觉得他不是在吃饭，而是在回忆回味他
的故乡的一切！
第二年，我们家搬到昆明附近的呈贡去的时候，他更是我们的周末常客。呈贡是一座依
山上下的小城，只有西、南、东三个城门，从我们住的那个北边城墙内的山顶房子里，可以
一直走上西门的城楼。在每个星期六的黄昏，估摸着从昆明开来的火车已经到达，再加上从
火车站骑马进城的时间，孩子们和我就都走到城楼上去等候文藻和他带来的客人。只要听到
山路上的得得马蹄声，孩子们就齐声地喊：“来将通名！”
一听到“吾乃北平罗常培是也”，孩子就都拍手欢呼起来。
莘田先生和我们家里大大小小的人，都能说到一起，玩到一起。我们家孩子们的保姆—
—富奶奶，也是满族——那时还兼做厨娘，每逢她在厨下手忙脚乱、孩子们还缠她不放的时
候，莘田先生就拉起孩子的手说：“来，来，罗奶奶带你们到山上玩去！”直到现在，已经
成为大人的我们的孩子们，一提起罗伯伯，还亲昵地称他做罗奶奶。
莘田先生的学术造诣，在学术界早有定评，我是不能多置一词了。而他对于他的学生们
在治学和生活上的那种无微不至的诱掖和关怀，是我所亲眼看到又是文藻所最为敬佩和赞赏
的。当我们住在昆明城里的时候，我们也常到“三剑客”住所的柿花巷去走走。在那里，书
桌上总摆有笔墨，他们就教给我写字。这时常有“罗门弟子”如当时的助教吴晓玲先生、研
究生马学良先生等（现在他们也都是我们的好友）来找莘田先生谈话，在他们的认真严肃而
又亲热体贴的言谈之中，我看出了他们师生间最可贵的志同道合的情谊。吴晓玲先生曾对我
讲过：在四十年代后期，莘田先生在美讲学时，曾给他的学生们办的刊物写过一篇《舍己耘
人》的文章，就是讲做老师的应当有“舍己之田耘人之田”的精神，来帮助学生们做好学术
研究的工作。
莘田先生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那样爱护自己的学生，尽管他自己对学生们的要求十分严
格，却听不得别人对于他学生们的一句贬词。我曾当着莘田先生的面对文藻说：“我知道怎
样来招莘田生气。他是最‘护犊’的，只要你说他的学生们一句不好，他就会和你争辩不
休……”莘田先生听了并没有生气，反而不好意思似地笑了起来。他是多么可敬可爱的一个
老师呵！
四十年代初期，我们住在四川重庆郊外的歌乐山，莘田先生每到重庆，必来小住。我记
得我曾替他写的一本游记《蜀道难》做过一篇序。如今这本书也找不到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从日本归来，莘田先生是最早来看望我们的一个。他和我们的许多
老友一样，给我们带来了在新中国生活和工作的舒畅和快乐的气氛，给我们以极大的安慰和
鼓舞。
话再说回来，像莘田先生那样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工作、热爱给中国带来社
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经过了二十年的考验之后，在拨乱反正、大地回春的今天，一定会
有一番充满了智慧而又乐观的话，对我们说的。我们从他在我们心幕上留下的一个坚定地拥
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不朽的形象里，已经得到了保证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张洁小
说剧本选》序
北京出版社的编辑约我为张洁同志的第一本集子作序，我欣然答应了。
我对“张洁”这个名字发生了兴趣，是从看到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的《北京文艺》里她写
的《有一个青年》开始的。我觉得她笔下的这个青年，似乎是我所熟悉的“野蛮”而又可爱
的大孩子之一。这个大孩子因为得到了“一双沉静而温柔的眼睛”的关注和指引而奋发上进
的故事，看了使我安慰、喜悦。同时，这个青年之所以得到这个姑娘的关注，还是因为她看
出了他在那“粗鄙的没有教养的行为后面，还有一颗追求向上的心”。
张洁以满怀的对这个时代青年的爱护和同情，写出了下面的十分沉痛的话：
在十几年前就应该给我们的机会，但我们仍然珍惜它，不放过它！当我们不得不和咿咿
呀呀的小孩子一同向前迈步的时候，这种智力上的畸形发育，带给了我们许多的变态心理。
而在我们粗鄙的、没有教养的、玩世不恭的行为下所掩盖着的痛苦，是许多人都不容易理解
和原谅的！
但是她看到了，也谅解了！这就是为什么和她在一起，我总是感到温暖的原因！
这一段话使我感动！一个作家能够写出有益于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提高人们的道德和
审美水准的作品，他或她必然是充分意识到自己对祖国和人民负有重大的鼓舞和教育的责任
的！
当我从《北京文艺》的编辑那里，探知这位张洁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而且是一位业余
作者的时候，我就总在文艺刊物的目录上，寻找这个名字。
这本集子里的小说、剧本，都是我所看过的。从这些作品中，我看到她的社会接触面和
知识面都很广，描写得也很细腻、很深刻。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她在《忏悔》中写的另一个
因为父亲犯了“错误”，而被甩出正常的、充满生机的单纯而友爱的生活轨道，终于抑郁而
死的青年；而这个青年的父亲，在儿子有了一丝“期望和热情”的重要关头，竟没有足够的
勇气去鼓励支持他的儿子，只因为他惧怕那“比死还可怕得多”的生活！
天安门去！”
他头一次在儿子的眼睛里看到了那种可以称之为期望和热情的东西。他知道，哪怕他给
那可怜巴巴的、谨慎胆小的儿子一点点同情或是支持的暗示，都会给儿子以极大的鼓励和勇
气，也许从此会使儿子丢掉那可怜巴巴的东西。但是他没有，他紧张得像要憋过气去：“干
什么去？”
儿子犹犹豫豫，拿不准主意地说：“我写了一首诗……”
他像被蝎子蜇了一样，立刻神经质地叫道：“不行，不能去！”
他那如同大祸临头的神气，使儿子立刻失去了勇气：
“会死人吗？”
“不，可怕的不是死……”
儿子眼睛里刚刚燃起的那点火花熄灭了。重又回到他惯常喜爱的那个角落里去！不，是
他把儿子重又推进了那个角落，而也许儿子不是没有可能从那个角落里走出来的！
……
他忏悔！他无穷地忏悔！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不曾做过什么！
这对于那些没有勇气的父母，该是多么严厉的鞭挞！
在这本集子里的其他几篇作品，在取材和抒写上，也各有其特色，还是留给读者们自己
去欣赏、体会吧。张洁同志还年轻，她还会写出许多更好、更成熟的有益于人民的作品。
这第一本集子，不过是个很好的开始！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给国外侨胞的一封贺年信
亲爱的侨胞们：
在祖国九亿同胞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声中健步跨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际，我这个
“世纪同龄人”满怀着新的希望和喜悦，向遍布全球的侨胞们说一声“恭贺新喜”！
有多少年我没有向国外的侨胞贺年了。侨胞们也知道，我们亲爱的祖国经过了林彪和
“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经济上文化上都濒于崩溃的边缘，不但国内的九亿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