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4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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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精神感动了，他“忽然觉得树干上这条窄窄的沙子铺成的小路，好像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
发光”。下面他又联想到“……美好的共产主义的建成需要铺路人，在前进的道路上，并不
是平坦的”，也会遇到许多险阻，“但是，只要我们有蚂蚁铺路的精神，一定能够铺出一条
通往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通篇一口呵成，紧紧抓住蚂蚁铺路这段事情，全神贯注地写下
去，从一件很小的事，得到很大的教育，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写法！
《给鸡打针》里的这个“我”，是很关心集体的，他听见前院鸡舍里嘈杂的声音，就赶
忙去察看。当兽医和饲养员招呼他帮忙逮鸡来打针的时候，他也欣然接受了，但鸡舍里的臭
气使他感到恶心，而逮起鸡来，也更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一段描写得很好、很真实，“当我
接近鸡群下手要逮时，鸡群‘轰’地一下子炸了营，乱飞乱撞。鸡毛、尘土全被卷了起
来……鸡屎、尘土弄了我一脸，呛得我喘不过气来。飞起的母鸡在我头上乱碰乱撞，有一只
母鸡竟在我头上落了下来，蹬了几下，又飞走了，在这纷乱的情况下，我也不知如何是好
了。”这一段在昏暗狭小鸡舍里逮鸡的困难情景写得十分逼真。下面还写他突然一滑，坐在
地上，裤子上和双手上都沾满了鸡屎，“我的脸上流淌着汗水，用手擦擦汗水，汗水和鸡屎
混在一起，更加腥臭难闻。”这对于一个没有当过饲养员又爱干净的孩子，的确是一种考
验，但是他听了饲养员的一席话，想到这群鸡是生产队的集体财产，如果不给鸡打预防针，
染上了病，就是很大的损失时，他就不管这些了，他终于把几百只鸡都送到兽医的手里，完
成了给鸡打针的任务。最后他写“当我走出鸡舍时，满天的星斗显得格外明亮，它们不住地
眨着眼睛，好像在对我微笑，又像在跟我说什么，我心情愉快地朝家走去。”我认为这个结
尾也写得恰到好处。
我常常得到小朋友们的来信，问我作好文章的方法，我一直认为只有写真实的事物和感
情的文章，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也只有写真情实境的文章，才能活泼生动；因此作
文既不能模仿抄袭，也不可矫揉造作，把真情实境自自然然地叙述下去，又能以小见大，像
以上的这两篇作文那样，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漫谈“学贯中西”
在今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的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
大会上，茅盾同志对受奖的作家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讲话中，曾鼓励他们要学鲁迅
和郭沫若那样，“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说：“我们现在要反映四个现代化，不懂些科
学知识，恐怕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向鲁迅、郭沫若学习，也就要像他们那样，掌握多一些
科学知识。”因为他是对那些“我们文学事业将来的接班人”讲话，所以他特别提到了“科
学知识”，下面他又强调，如毛主席所说的，“我们决不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
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等等，也提到“我们还没有把该翻译的外国名著都翻译过
来。”这些话很引起了我的深思。
也就是在去年，我和几位对外友协的同志，同英国出版界代表团座谈，谈到早年我国翻
译出版的工作时，曾提到我对于西方文化的初步了解，都是从当时看到外籍的译文开始的。
那时我只有十岁左右吧，在我祖父的书架上，看到林纾（琴南）老先生译的法国名作家仲马
写的《茶花女遗事》，以后我自己又去寻来了他翻译的英国名作家狄更斯写的《块肉余生
述》和其他。在我父亲的书桌上，我看到了严复（幼陵）老先生译的英国名作家斯宾塞写的
《群学肄言》，和穆勒写的《群己权界论》等等。严老先生译的都是社会科学的书籍，那时
我当然看不懂，大了以后也没有再去翻它，但是我的研究社会科学的朋友们对那几本书还是
评价很高。至于林译小说，我就看得多了，我是很喜欢他的文笔的。林老先生自己不懂外
文，他可翻译英法名著，都是别人口述，他来笔译的，但是我觉得他的译笔很“传神”，到
我自己能够阅读原著的时候，例如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就感到林老先生能够把原著中
十分鲜明生动的人物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出来，那就是得力于他对于中国的语文有很深的修养
和造诣！
严老先生的译文，也几乎等于意译，他在译文之后，都加以注释。因为我不是研究社会
科学的，我也没有去看原著。
两位老先生使用的都是文言文，现在的青年人看了，不一定看得懂，而且这些西方社会
科学的名著，现在差不多都有了今译，不必都去翻阅了。我所要讲的，就是在六七十年以
前，当中国人民感到国家危急的时候，像毛主席所说的“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
理”，严老先生是到英国学习海军军事科学的，他却自己研读了哲学和社会科学。林老先生
为了介绍西方的文学和文化，他不懂外文，只得请人口述，而自己执笔。这两位老先生，在
当时，都起了启蒙和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
以后，我们这些年青人，对于这两位老先生的晚节，也不无“微词”。严老先生在晚年
成了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六君子之一。林老先生在“五四”时代，曾致书北大校长蔡元培先
生，大骂过白话文。但也正如茅盾同志讲话中谈到某些译者时所说的，“但是，对翻译作品
来说，不应以人废言。”
我提到严、林两位老先生，不但因为要做翻译工夫，必须像他们那样“博览群书，学贯
中西”，外文固然要学好，本国的语文也更要学好，否则就起不了沟通中外科学文化的作
用。我们的四个现代化需要借鉴许多工业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我们又有九亿多人口，要每
一个人都看懂外文书刊，是不可能的，这时候，起着桥梁作用的翻译工作，就是极其需要的
了。
我提到严、林两位老先生，不但因为他们的关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的译文，是我在
青少年时代所最初接触到的，也因为他们恰巧都是福建人（严、林老先生都是我祖父的朋
友，严老先生还是我父亲的老师）。我很小就离开乡井，已经是东西南北之人，没有太深的
乡土观念了，但是当六十年代初期听到福建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很好，北京的教育界也提出向
福建学习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自豪与高兴。我希望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风
气和传统，能够继续下去。
我希望福建的青年人，也能够“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做好现代的沟通中西文化的工
作。“信”、“达”、“雅”的翻译方法，就是严老先生提出的，但要达到这三条标准，就
非得把中外语文都学深学透不可。
我还要提醒青年人，“博览群书”决不等于“闭门读书”，我们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
不把我们的学习和国家大事联系起来，和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联系起来，我们的学习和努力就
没有了目标，我们自己就成了空头的学问家。还有，身体健康也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健康的
心身，就不能健康地学习。德、智、体三者本来应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对立的，
相防相克的。一九七九年八月四日读老舍遗著《正红旗下》
当我收到今年的《人民文学》第三期，翻起书来看文章目录，赫然地发现有黑体字的
《正红旗下》老舍的长篇连载字样，顿时使我仿佛看见老舍先生复活了，又在案前奋笔疾
书……。我连忙翻到了页数，一口气读了下去。
编者告诉我们说，老舍这篇自传体的遗著共十一章，八万多字，看来仅仅是开头部分。
林彪和“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不但夺去了老舍先生的生命，而且使这部有特殊价值的作品
也遭到了夭折……
我兴奋而又感慨地、断断续续地看了《人民文学》的三、四、五期，还没有看到他把开
头部分写完，因为他还没有写
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没有写到他的贫穷的家也惨遭洗劫，不满周岁的作者，幸而被扣
在一只空箱子底下，没有丧失了小小的生命！现在老舍先生死去了，这故事如何发展，我们
永远也读不到了，这真是千古遗恨呵！
这篇《正红旗下》和老舍笔下的解放前中国的故事一样，充满了愤激，充满了哀愁，而
这愤激和哀愁又都用他惯用的尖刻和诙谐的笔法描述了出来，使人读了有“满纸荒唐言，一
把辛酸泪”的感觉。这个长篇最动人之处也就在这里！
他说：“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
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他从这“来历不小”的“小子”的降生写起，描述了围绕这一个穷
旗兵家庭的一切，连带着描画出当时的“旗人”上至贵族下至平民，对于“生活艺术”，—
—“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对于衣、食、住、行的想
法、看法、做法，写得入木三分。他们都“关着钱粮”，都有“铁杆庄稼”，都会吃喝玩
乐，还都爱面子。他引他大姐夫的话：
“咱们旗人，别的不行，要讲吃喝玩乐，你记住吧，天下第一！”
他们逢年过节，做寿、办满月、玩鸟、养蝈蝈儿，都舍得花钱，“办婚丧大事的人，往
往倾家荡产。”还有风俗习惯上的如“都尊敬姑奶奶”，“儿媳的身份就和女仆差不多”等
等，绘声绘色，栩栩如生。
老舍不但会写人，而且会写景，他笔下的当时北京的春天和秋天，不是身历其境的人，
写不出它的可爱和可厌之处。
凡此种种，我也不能多引了。总之，读者一定要自己去找这篇巨著来看看，才能尝到作
者挥毫时的辛酸意味！
我在这里所要讲的是：老舍先生用他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以活泼动人的情节写出了毛
主席教导我们的一条真理，就是：“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我自己小的时
候，辛亥革命以前，因为痛恨清皇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作为汉族一分子，又没有
接触过任何一个“旗人”，因此我对于旗人，不论是贵族是平民，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
级，是一律怀有反感的；这种认识，直到后来在参加革命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接触到一些旗
人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
而老舍自己，由于出身在清皇朝“残灯末庙”时期的“穷旗兵”的家庭，对于同受剥削
压迫的汉族人王掌柜，回族人金四叔，都有着休戚与共、甘苦相关的深厚阶级感情。他写王
掌柜的体会时，是这样说的：
看他，给他送来清瘟解毒丸，连女人们也派孩子来慰问。
他不再是“小山东儿”，而且是王掌柜、王大哥、王叔叔。
他渐渐忘了他们是旗人，变成了他们的朋友……他们似乎觉得：清朝皇上对汉人如何是
另一回事，大家伙儿既谁也离不开谁，便无妨做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