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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6章

冰心作品集-第4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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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我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一九一一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的时

候,在祖父的书架上,看到薄薄的一本套红印的家谱。第一位祖先是昌武公,以下是顺云

公、以达公,然后就是我的祖父。上面仿佛还讲我们谢家是从江西迁来的,是晋朝谢安的后

裔。但是在一个清静的冬夜,祖父和我独对的时候,他忽然摸着我的头说:“你是我们谢家

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说到这里,他就源源本本地讲起了

我们贫寒的家世!原来我的曾祖父以达公,是福建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

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

这和我们现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华人一样,都是为祖国的天灾人祸所迫,飘洋过海,靠

着不用资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业)、厨刀(饭馆业)、剃刀(理发业)起家的,不过我

的曾祖父还没有逃得那么远!

那时做裁缝的是一年三节,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才可以到人家去要帐。这一年的

春节,曾祖父到人家要钱的时候,因为不认得字,被人家赖了帐,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回

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就含泪走了出去,半天没有进

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树上自缢了!他连忙把她解救了下来,两人抱头大

哭;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拚死拚活,也要

让他读书识字,好替父亲记帐、要帐。但是从那以后我的曾祖母却一连生了四个女儿,第五

胎才来了一个男的,还是难产。这个难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谢子修先生,乳名“大

德”的。

这段故事,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的感触也极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

就是树枝,我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

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曾祖父

的四个女儿,我的祖姑母们,仅仅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就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当我把

这段意外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个堂哥哥的时候,他却很不高兴地问我是听谁说的?当我告诉

他这是祖父亲口对我讲的时候,他半天不言语,过了一会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这段故事

再讲给别人听。当下,我对他的“忘本”和“轻农”就感到极大的不满!从那时起,我就不

再遵守我们谢家写籍贯的习惯。我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的“福

建闽侯”,而是“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我这一辈子,到今日为止,在福州不过前后呆了两年多,更不用说长乐县的横岭乡了。

但是我记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

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

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

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值十个银元。

父亲把这一个红纸包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一九二○年前后,我在北京

《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就讲的是这个故事。现在这张剪报也找不到

了。

从祖父和父亲的谈话里,我得知横岭乡是极其穷苦的。农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劳

动,过着蒙昧贫困的生活,只有被卖去当“戏子”,才能逃出本土。当我看到那包由一百个

银角子凑成的“见面礼”时,我联想到我所熟悉的山东烟台东山金钩寨的穷苦农民来,我心

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来难过的滋味!

我很爱我的祖父,他也特别的爱我,一来因为我不常在家,二来因为我虽然常去看书,

却从来没有翻乱他的书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处。一九一一年我回到福州的时候,我是

时刻围绕在他的身边转的。那时我们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

后”。这个住址,现在我写起来还非常地熟悉、亲切,因为自从我会写字起,我的父母亲就

时常督促我给祖父写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写。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

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的

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

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子才)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

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

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

我们这所房子,有好几个院子,但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的院子,只是在一排或一进

屋子的前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每个“天井”里都有一口井,这几乎是福州房子的

特点。这所大房里,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室和书房。几乎所有的厅堂和客室、书房的柱

子上墙壁上都贴着或挂着书画。正房大厅的柱子上有红纸写的很长的对联,我只记得上联的

末一句,是“江左风流推谢傅”,这又是对晋朝谢太傅攀龙附凤之作,我就不屑于记它!但

这些挂幅中的确有许多很好很值得记忆的,如我的伯叔父母居住的东院厅堂的楹联,就是:

风光月霁襟怀

又如西院客室楼上有祖父自己写的: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

这两副对联,对我的思想教育极深。祖父自己写的横幅,更是到处都有。我只记得有在

道南祠种花诗中的两句:

红紫青蓝白绿黄

在西院紫藤书屋的过道里还有我的外叔祖父杨维宝(颂岩)老先生送给我祖父的一副对

联是:

知君身是后凋松

那几个字写得既圆润又有力!我很喜欢这一副对子,因为“不羁马”夸奖了他的侄婿,

我的父亲,“后凋松”就称赞了他的老友,我的祖父!

从“不羁马”应当说到我的父亲谢葆璋(镜如)了。他是我祖父的第三个儿子。我的两

个伯父,都继承了我祖父的职业,做了教书匠。在我父亲十七岁那年,正好祖父的朋友严复

(幼陵)老先生,回到福州来招海军学生,他看见了我的父亲,认为这个青年可以“投笔从

戎”,就给我父亲出了一道诗题,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还有一道八股的破题。父亲都做

出来了。在一个穷教书匠的家里,能够有一个孩子去当“兵”领饷,也还是一件好事,于是

我的父亲就穿上一件用伯父们的两件长衫和半斤棉花缝成的棉袍,跟着严老先生到天津紫竹

林的水师学堂,去当了一名驾驶生。

父亲大概没有在英国留过学,但是作为一名巡洋舰上的青年军官,他到过好几个国家,

如英国、日本。我记得他曾气愤地对我们说:“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一首国歌都没有!

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军舰,在举行接收典礼仪式时,他们竟奏一首《妈妈

好糊涂》的民歌调子,作为中国的国歌,你看!”

甲午中日海战之役,父亲是“威远”舰上的枪炮二副,参加了海战。这艘军舰后来在威

海卫被击沉了。父亲泅到刘公岛,从那里又回到了福州。

我的母亲常常对我谈到那一段忧心如焚的生活。我的母亲杨福慈,十四岁时她的父母就

相继去世,跟着她的叔父颂岩先生过活,十九岁嫁到了谢家。她的婚姻是在她九岁时由我的

祖父和外祖父做诗谈文时说定的。结婚后小夫妻感情极好,因为我父亲长期在海上生活,

“会少离多”,因此他们通信很勤,唱和的诗也不少。我只记得父亲写的一首七绝中的三

句:此身何事学牵牛,燕山闽海遥相隔,

会少离多不自由。

甲午海战爆发后,因为海军里福州人很多,阵亡的也不少,因此我们住的这条街上,今

天是这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明天又是那家糊上白纸门联。母亲感到这副白纸门联,总有一

天会糊到我们家的门上!她悄悄地买了一盒鸦片烟膏,藏在身上,准备一旦得到父亲阵亡的

消息,她就服毒自尽。祖父看到了母亲沉默而悲哀的神情,就让我的两个堂姐姐,日夜守在

母亲身旁。家里有人还到庙里去替我母亲求签,签上的话是:堂中寂寞恐难堪,若要重欢,

除是一轮月上。

母亲半信半疑地把签纸收了起来。过了些日子,果然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听到有人

敲门,母亲急忙去开门时,月光下看见了辗转归来的父亲!母亲说:“那时你父亲的脸,才

有两个指头那么宽!”

从那时起,这一对年轻夫妻,在会少离多的六七年之后,才厮守了几个月。那时母亲和

她的三个妯娌,每人十天替大家庭轮流做饭,父亲便帮母亲劈柴、生火、打水,做个下手。

不久,海军名宿萨鼎铭(镇冰)将军,就来了一封电报,把我父亲召出去了。

一九一二年,我在福州时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

头几天我还很不惯,偷偷地流过许久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怕大家庭里那些本

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但我很快地就交上了许多要好的同学。

至今我还能顺老师上班点名的次序,背诵出十几个同学的名字。福州女师的地址,是在城内

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第宅,我记得我们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

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校长是黄花岗七十

二烈士中之一的方声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们的作文老师是林步瀛先生。在我快离开

女师的时候,还来了一位教体操的日本女教师,姓石井的,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在这所

学校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赞侯),又来了一封电报,把父

亲召出去了。不久,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

我对于故乡的回忆,只能写到这里,十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地畅快挥写过!我的回忆

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十几年来,睡眠也少了,“晓枕心气清”,这些回忆总是使人欢

喜而又惆怅地在我心头反复涌现。这一幕一幕的图画或文字,都是我的弟弟们没有看过或听

过的,即使他们看过听过,他们也不会记得懂得的,更不用说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了。我有时

想如果不把这些写记下来,将来这些图文就会和我的刻着印象的头脑一起消失。这是否可惜

呢?但我同时又想,这些都是关于个人的东西,不留下或被忘却也许更好。这两种想法在我

心里矛盾了许多年。

一九三六年冬,我在英国的伦敦,应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之约,到她家喝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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