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城堡-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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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痛苦都来自于无法治愈的虚无感。当他走路时，他不由自主地每一步都要去试探脚下的地面；虽然在教堂内，精神上的寄托却不在那里，一举一动都与那钟声的鸣响不相符合。他就如一个影子，不能将手杖点在人行道上，不能触摸人们沙沙作响扫过去的衣服，只能沿房屋滑过，消失在商店的橱窗内。最普通的事对于他都像深渊。而在他的周围，房屋不停地倒塌，人们在街上无缘无故地倒下、死去，被抬进屋内。他穿过广场；巨大的广场立刻使他忘记了一切，西南风吹着，市镇大厅的塔楼摇摆着，窗玻璃格格作响，路灯如竹子一样弯下腰，绅士淑女浮在人行道的半空，只有风停时才交谈几句，相互鞠躬。但是所有的人眼里都闪烁着快乐的光芒，只有祈祷者是唯一的心存恐惧者。原来他是因为心存恐惧而拼命祈祷的，与教堂并不十分协调的他的举动有点滑稽。于是这古怪的祈祷一旦开始，就带上了某种游戏的因素，后来这种祈祷又成了他必不可少的内心需要。毫无疑问这是对宗教的某种亵渎，他为此惶惶不安。他要向我诉说，以此来确定自己这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他举出儿童时代的例子来说明虚无感对他的折磨：房屋，阳台，草地，不真实的对话，无比遥远和陌生的情绪。那次经验成了他后来生活中的隐患，毒害了他对现实的感觉，总是将他与现实拉开距离，迫使他逃避生活。我完全理解这一切，我的理解结了他勇气。我告诉他，这种经验是有根据的，是很普遍的、人的经验，有可能发生在一切人身上。他从我的肯定中得到了极大的宽慰。由此他一定领悟到了：既然他的游戏似的祈祷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并由这注意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即意识自身的存在），他的方式也就有了合理性。虽然这仍然减轻不了他的来自宗教感的内疚与对自己的厌恶。
祈祷者与我之间的关系是种犹豫不决而又十分矛盾的关系。在教堂里，我几次下决心要走上去让祈祷者对自己那种夸张的表演作出解释，却总是因为犹豫不决错过了机会。祈祷者的态度更暧昧，他似乎是在逃避我，同时又十分渴望我与他谈话。我经过长久的拿不定主意的阶段之后，终于不顾一切地捉住了他；而他做出要逃脱的样子，又好像巴不得这事发生。他说他担心我要折磨他（是否这种折磨正是他所渴望的？）。他完全知道我是知情者。我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果然开始了对他的提问折磨。他面对我的逼迫（这种逼迫不是他所愿意的吗？），哭泣起来，说出了内心深重的痛苦。
祈祷者和我一样，既不属于虔诚的教徒也不属于一般人，他的存在不能命名也不能归类。他说他祈祷是为了从旁观的人们的反应中找乐趣，又说是为了让自己的影子偶尔投在祭坛上，最后他说祈祷是他的一种需要。我把他的这种需要解释成热病、晕船、麻风病。我分析说，他是因为处在这种悬空的位置上，无法说出也无法给事物最后命名，内心无比痛苦，才需要经常去教堂进行那种奇特的祷告的。对于他这种与众不同的祷告方式，我也拿不准自己想要反对还是赞成；只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我感到好奇，我这种好奇心被他视为希望、安慰和依据。其实对于他那些热病似的话语，那期盼的目光我也是无能为力的。首先我不能要求他虔诚（已经太晚），其次我也没法给他提供真正的依据；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告诉他，我的病同他是一样的，他所经历的痛苦我同样经历过，一点都不比他少。这就是我们这类人的命运。所以，继续祈祷吧，我会时刻躲在旁边，按照他的心愿注意地观看，这是我唯一的乐趣。
我希望祈祷者说出真实感觉，祈祷者希望从我口里得到依据；我们相互又在暗中监视对方，希望吸引对方；一旦相互面对，又免不了厌恶，不自在，就像脱光了衣服暴露在对方眼里似的。
我在分析中提到的那棵白杨也是核心问题的象征。语言总是使祈祷者产生痛苦的虚幻感。祈祷者所能做的，只能是不停地给事物命名，永无止境。刷新命名的冲动就是内在热病发作的结果。
现在不难想象祈祷者祷告的内容了。在我的鼓励下，祈祷者一步步展开了患病的灵魂。这过程既是抚慰又是折磨，是一种害怕与渴望的混合，一种痛快淋漓的自虐。而我，也从这种无所顾忌的分析里满足了好奇心，获得了短暂的平静。两人关系的发展可以看作艺术家的灵魂一分为二的过程。
分段修建：艺术家的活法
——解读《中国长城建造时》
泥水匠年轻的时候，修建万里长城的宏伟蓝图已经在学者们的头脑里初步构思出来了。这是一座古怪的建筑，下面是不连贯的、坚实的、长达万里的墙，上部则是不可思议的通天塔。这样的建筑也许是不可能完成的，至多也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象征燃而泥水匠行动的激情却是受制于最高指挥部，所以修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当他放下第一块砖时，就仿佛有魔力一般，他与整个长城连成一体了。从此，暗无天日的单调劳动便与那伸展到遥远的长城或通天塔的理想直接相关了。这种绝望的劳动毕竟是生理上与心理上不能长久忍受的；如果硬要继续，那么人要么发疯，要么彻底放弃，而希望是绝对看不到的。为此最高指挥部便想出了完美元缺的建筑方式——分段建筑。最高指挥部的思维逻辑是一个怪圈，被这个怪圈所控制的泥水匠必须有一种非常明智的态度，才能理解分段建筑的用意与长城的真正功能。明智的态度便是在逻辑的推理上适可而止，接受不可理喻的现实；具体地说这种态度也就是将帝国这个最高理想看作千百年来太阳底下静静游动的云彩，然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一来，泥水匠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泥水匠将这自由运用在分段建筑的日常生活里，每一块砖都或多或少地具有了一些意义、一些模糊的撞憬；于是这每一块砖的铺放又变成了分段工程中更细小的分段，只要不在逻辑上钻到底，每一片段皆与那云中的帝国或书中描绘的通天塔相连。修建长城的现实目的本来是抵御敌寇保卫皇上，爱动脑筋的泥水匠不久就发现，一切现实功利的想法都与砌墙无关。首先皇上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其次，敌寇也从未出现过，所以不知道他们会从哪里来，就是来了，处处是缺口的城墙也无法御敌。这样看来，理想的激情成了唯一的工作动力。
卑微的泥水匠在现实中接不到皇帝的圣旨，即使接到也已经迟了，这一事实是既定的。因为这一既定前提，泥水匠与帝国保持着一种矛盾的关系——既是无限的虔诚，又并不把它当回事。从泥水匠的处境来说，这也是唯一可行的处世态度，否则只能在自寻烦恼中毁灭。泥水匠的虔诚表现为一切听从于最高指挥部的安排。他相信神的世界的光辉正降落在上司的手所描绘的那些计划之上；方法与目标之间的矛盾是最高领导的有意为之；执行者要善于将热情控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努力工作，而不要去追究领导的意图，因为意图与决策都是从远古就存在的神圣的东西。除了这种虔诚以外，任何对于帝国与皇上的现实中的信仰都是可疑的，无法真正实现的。从王朝来的关于皇帝的一切信息都早就过时；帝国的真实情况笼罩在云雾之中；帝国机构的内幕一团模糊，就连年代都是混淆不清的；要指出帝国的所在，人们只能用自己的村庄来打可笑的比方，而村庄以外的世界他们从未看到过，怎么能断定都城是什么样子呢？于是在外人看来，人们并不把帝国当回事，帝国只存在于他们的心中，作为一个抽象的精神支柱。帝国之所以变成了这种东西，也由于人的想象本身是有“弱点”的——想象的极限是虚无。这个弱点正是精神赖以生存的基础。
最高指挥部早就考虑到了漫无尽头的艰苦工作给人带来的不堪忍受的虚无感和绝望感，这才制定了分段建筑的高超策略。这种策略不是为了达到一个宏伟的目标，而是为了让劳动持续下去；实际上，目标就在劳动当中，除此以外一切都是自欺。人们的自欺正是最高指挥部策略的体现。由此联想到劳动的性质，劳动自身的矛盾性质决定了它只能通过自欺来实现。从逻辑上说，墙是无法抵御入侵之敌的，通天塔也不可能建在这种墙上。可是在最高指挥部的操纵下，劳动的热情高涨，泥水匠们在劳动中将以上事实忽略了。他们将自己的生活分为一些阶段，盼望着完成定期的任务，盼望休假，盼望获得荣誉；而时光，就在这划分中一段一段地溜走了。从泥水匠来看，每一段的劳动都充满了辛酸，其间也不乏幸福时光；而综合起来考虑又似乎毫无意义，脑子里只留下一片空白。目标过于宏大，也就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是最高指挥部使得泥水匠们的卑微劳动与伟大的目标相联的，并通过劳动将他们从彻底的绝望中拯救。在劳动的持续中，泥水匠们体验到了生命的欢乐和痛苦、企盼和满足，也体验到了目标的真实存在。劳动，被分割成无数片断的劳动，那些有生命的。带着体温和汗水的砖，满是憧憬的有经验的手，这才是一切。也许这就是最高指挥部隐秘的目的？用不着在虚设的目标面前过分自卑，只要朝那个方向努力就行了。万里长城只能在我们每个泥水匠的心中。这似乎是一件可悲的事，可除此之外它还能在哪里呢？这又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看看这位泥水匠吧，他衣衫褴楼，面目消瘦，内心时刻承受着信仰危机的折磨，可是没有谁比他的信仰更坚定的了。我们看见他早晨起来神情阴郁，睡眠不足，一举一动都显得迟疑不定。但这只不过是他一天中的低靡时分；一旦工作开始，他就变成了优秀的工人。他的身体柔韧，双手灵巧无比，他那非凡的大脑无所不包，不但运筹着眼下的工作，还能将无限深远的将来抽象出来。这样，他以准确的动作放下的那块砖就成了通天塔的一部分；他的手、他的眼睛、他的全身都感觉到了；塔就在眼前，趁着还可以看到它，快快砌下去吧，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事了。于是泥水匠埋头砌下去，敏捷的动作透出优美的旋律，群山也为之动容，变得默默无言。有关帝国与长城的怀疑在这自信的操作里不断化解……
帝国的存在无法在现实中证实，正如长城的功能无法证实一样。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帝国一钱不值，长城毫无用处。我们找不到帝国，也不能将庞大的长城整体用来作御敌的武器，这不是我们的错，只不过是我们内心与生俱来的一种困难，我们存在的一种方式。因了这种方式，我们才生出无穷无尽的痛苦和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