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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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动摇的普选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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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我们说到的方面，还有一个因素，使得破坏普选制度教条的努力，变得更加苍白无力，因为它具备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外表。
在我们今天这个号召人人平等的时代，人们其实并不相信他们彼此之间全都一样的说法。
在民众的心目中，总是认为自己的身边生活着一群傻瓜，这就使得他倾向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寻找志同道合者，寻找支撑自己观点的意见。于是，每个人都开始毫无节制地信赖公众的判断力，似乎人数越多，里面就会囊括更多的聪明人，似乎真理总是与人数上的优势携手同行。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尝试着要废除掉普选制度时，一定会遭到最猛烈的反击，每个人都会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产生真理的道路，仿佛将智慧之泉的泉眼堵死一样可恶。
有人认为，只要对普选制度加以改革，对民众的选举权加以限制，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直接把这种权利限制在聪明人中间，这样就可以解决掉一切问题。
这样做真的会改进群众投票的结果吗？
我们必须要说，这种情况永远也不会出现。无论那些聪明人的睿智程度如何，也无论他们的人数少到什么程度，局面都无法得到改观。
我们知道，只要人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群体，那么不论它成员多寡，不论其成员素质如何，就统统患上了智力低下症。只要身处一个群体之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变得智力平平。
在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上，四十名科学院院士的投票，绝不会比四十个买水人所投的票更高明，因为对所有的群体来说，它们的智力水平总是一样的低。
如果按照那种流行的说法，只让有教养的和受过教育的人成为选民，那么最终的投票结果可能只会变得更糟。
人的智力来源是个神奇的东西，对社会问题的清醒认识也不可能人人具备，一个人绝对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或数学，因为是个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就掌握了特殊的智力或社会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几乎全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也大都是教授或学者，然而，这些人何曾就哪个普遍性问题取得过一致意见呢？贸易保护的问题讨论了几百年，完全看不出有得出结论的迹象。金本位制还是银本位制孰优孰劣的话题一被抛出，学者们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竟然用金银双本位制的办法相互妥协。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局面，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和专家对社会问题一无所知，他们所谓的学问，只不过是在我们普遍无知的基础上，加上了那么两三本专业著作。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的因素数量实在太多，很难覆盖到他们的专业领域，因此从本质上说，他们的学问，和民众的无知也没有什么两样。
正因为如此，完全由掌握各种学问的人组成的选民，他们的投票结果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好多少。
时间一长，这些学者将仍然主要受自己的感情和党派精神的支配。对于那些我们现在必须对付的困难，他们还是一个也解决不了，甚至还会因为自己的身份而产生优越感，集合起来形成身份团体，在民众的头上加上一层新的暴政。
（8）民族精神的深层作用
说到底，废除还是保留普选制度，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并没有什么要紧。
不论是限制群众的选举权，还是把选举权不加甄别地广播出去。
不论民众的选举权是在共和制下行使，还是在君主制下行使。
更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德国，或者是在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选举制度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说一千道一万，民众的选举结果，所要表达的只不过是一个民族潜意识的向往与需要。
假如民众未曾呼唤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法国，拿破仑即使具备再大的威力，也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成为法兰西民族的领袖。
假如民众未曾向往着从宗教和贵族的羽翼下面解脱出来，被记入1789年史册的就将是几个匪徒的阴谋暴乱，而非一场旷日持久的大革命浪潮。
由于法兰西民族的性格特征，使得它的民众绝不可能忍受任何刺激，只要对他们稍加拨弄，他们就会因此而陷入极端。罗伯斯庇尔也好，拿破仑也罢，甚至远到德国的俾斯麦、意大利的加富尔，他们所做的事情，也都是民众急切渴望的事情。
所以说，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当选领袖的意见，都会反映着这个民族的禀性，而我们看到，这种禀性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从来都不会出现显著的变化。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地遇到了民族这个基本概念。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也曾多次遇到它，现在我们一定会得到最新的认识。那就是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来说，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它主要受种族的禀性支配。换句话说，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受着某些遗传品质的支配，而所谓的禀性，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
因此，无论情况多么错综复杂，种族和我们日常所需这两架枷锁，乃是决定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
第五章 议会
没有明智的议会
同前面的群体不同，议会是我们研究的第一个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不过，这种区别也仅仅限于名称而已。
尽管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各国之间也有所不同，不过，这些议会之间都有着十分相似的特征。在这种场合下，人们会感到种族的影响削弱了，因为各国的议会看上去都是一个样子，不过这并不会妨碍他们的表现。。
许多大不相同的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它们的议会在辩论和投票上却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使各自的政府面对着同样的困难。
然而，议会制度却是一切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种制度是一种观念的反映，人们往往会认为，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撮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一个五百人组成的议会，肯定要比十几个人组成的内阁要高明，
从我们的群众心理学角度分析，这种观念肯定是彻底错误的，但是在至今为止的时间里，却得到了普遍的赞同。
我们必须要下一个结论，在这个世界上，绝不会存在着一个明智的议会，除非这个议会只有一名议员。我们可以在议会中看到群体的普遍特征，比如头脑简单、情绪善变、容易受暗示、喜欢夸大感情以及少数领导人物的主导作用。
可以说，议会具备了群体的普遍特征，也就连带着会犯群体犯过的大部分错误。
不过，因为议会成员的特殊构成，使得它也会有一些独特的表现，下面，我们就来做一下简单的说明。
（2）议会的特征
议会最重要的一条特征，就是他们总是将意见简单化。
在所有的党派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党派中，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根据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最简单的抽象原则和普遍规律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
换句话说，这些党派总是把问题想的过于简单，常常会认为有一种方法能够包治百病。当然，每一个党派都有着自己的原则，但是仅仅因为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他们便总是倾向于夸大自己原则的价值，一定要把它贯彻到底不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议会更严重地代表着各种极端意见。
议会总是有着特别天真的想法，在这方面，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为此提供了一个最完美的典型。他们往往用教条和逻辑对待人，头脑里充满各种含糊不清的普遍观念，喜欢忙不迭地贯彻死板的原则，却不去关心事实如何。
在谈到他们时，人们不无理由地认为，他们经历了一场革命，但却并没有看清这场革命的实质。
在那些十分简单的教条的引导之下，这些人以为自己能够把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结果却适得其反，让一个高度精致¨ xuan shū wang¨的文明倒退到了社会进化更早期的阶段。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采用的办法，与那些极端质朴的人有着同样的特点。
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把拦在他们道路上的一切统统毁掉。不管他们是吉伦特派、山岳派还是热月派，全都受着同样的精神的激励。
（3）议而不决的议会
议会之所以叫做议会，很大原因都是因为它只会展开议论，却很难拿出一个决定。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早在16世纪就已经存在。在负责选举教皇的红衣主教团中，总是会爆发各种各样的争执，选举教皇的工作也会因此而被无限期地拖延。
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红衣主教们隐没在一个封闭的住处，他们不允许离开这里，直到他们作出决定，甚至连窗户都被封了起来，只允许食物进入秘密会议室。
当一段时间过去后，封闭的室内温度上升，闷热的气氛和需要换洗的衣服，更有益于他们尽快争吵出一个结果。当议程变得更加深入时，食物的质量和数量被削减了，数十位与会的肥胖的红衣主教们穿着恶臭的红色袍服，食物降至每日一餐，与严格的修道院里的见习修士的饮食标准相差无几。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教们还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争吵。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议会中的成员，总是会受到暗示的影响。
议会中的群体很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而且像所有群体一样，这种暗示都是来自那些享受名望的领袖。不过议会群体这种容易受暗示的特点，又有着一种很明确的界限，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
比如说，在有关地方或地区的一切问题上，议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持有牢固而无法改变的意见，任何论证都无法使其动摇。因为这些问题总是和有势力选民的利益有关，像贸易保护或酿酒业特权这类问题，即使一个人有着天才演说家的口才，也难以改变一位众议员的投票。
类似这样的问题，这些选民在投票期到来之前就会发出暗示，足以压倒来自其他方面的一切反对建议，使意见的绝对稳定得到了维护。
不过，这仅仅是议会的一个方面。每当涉及到一般性问题，比如说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等，议会就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意见了。
尽管领袖的建议能够发挥影响，不过这却与普通群体中的方式有所不同。因为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的势力有时旗鼓相当。
这种情形的结果是，一个众议员有时发现自已被夹在两种对立的建议之间，因此难免迟疑不决。
于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经常会看到他在一刻钟之内会做出相反的表决，或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例如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然后又来上一条几乎废除这一措施的修正案。
出于同样的理由，在每届议会之中，都会有一些非常稳定的意见，也存在着一些十分易变的意见。大体上说，议会需要讨论的一般性问题数量更多，因此，在议会中议而不决的现象司空见惯。之所以议而不决，是因为领袖永远存在着对选民的担心，从他们那里收到的建议总是姗姗来迟，而这有可能制约领袖的影响力。
（4）议会中领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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