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方法-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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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勤奋的学生，因为，那时候有一面理想的旗帜在前方不远处高高地飘扬着。每当我在茫茫题海里游得累了、困了，我就会抬头看看那面旗帜，它像一剂解乏治困的药，让我又重新兴奋起来，拼命地游起来。每当我不堪忍受高三那地狱般的生活时，我就会看看那面旗帜，它让我有了忍耐的勇气和力量。
可是进了大学，我没有了理想的旗帜，一切都变得不堪忍受起来。我记得进大学后的第一节课是政治课。那位头发已经有点花白的老师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地讲得唇干舌燥，并在黑板上写满了板书，可是我看见教室里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睡觉和看别的书，可老师似乎没看见，他目中无人地自说自听。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位老师也许认为讲课是他的一项任务，他只是将他应该讲的内容讲完，至于学生愿不愿听，在不在听，他并不在乎。这样的政治课听得索然无味。后来，每次上政治课我都带一本书去看，有时是小说，有时是随便抓到手的一本杂志。进了大学没多久我就发现，这里与中学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还是在搞应试教育那一套，教师还是满堂灌，学生还是埋头刷刷地记笔记，考试还是考背功，谁能背，谁就能得高分。
前不久，我在西单图书大厦看到一本书，是一位北大毕业生写的，他在文章中将目前仍未摆脱应试教育的大学生活，称为“后中学时代”。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准确，我们的大学生活其实是中学生活的延续，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是我们不需每天都面对一板正经地教训我们的老师，不需每天面对那几张每天都是相同的老师的脸，大学里的老师上完课夹着讲义就走了，有的恐怕连他的学生姓甚名谁都知道得不全。
虽然我努力想学一行爱一行，但是我的理智总在排斥那些我不喜欢的、也不感兴趣的课程。由于不喜欢，也就没有学习的热情，书里的文字读起来味同嚼蜡，那些概念、定义更是让人觉得面目可憎。所以，每摊开课本，我要么是不由自主地犯困、昏昏欲睡，要么是手里捧着书，灵魂却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
对我来说，学习成了一种痛苦的事，成了一种折磨。我无比绝望地发现，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仍不能爱上这门专业。我第一次逃课，是大一下学期。
在这之前，我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认真听课了。因为大一上学期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每次上课，总有一些同学早早地就去了教室，他们提前去不为别的，为的是抢占教室最后一排座位，因为那是与老师距离最远、最不容易被老师关注的地方，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看其他的书或睡觉。
同学中，有人经过长期细心观察和研究得出结论，课堂上，老师重点关注的范围是前三排。他们将前三排称作“死亡地带”。虽然“研究者”提供不了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根据，但据我细心观察，发现所言极是，老师的目光确实很少落到坐在三排以后的同学身上。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我也成了一名后排座位的积极争夺者。每次上课，我都提前去教室，进去后就直奔最后一排最偏的一个角落，那是全教室里的最佳位置，因而也是争夺进行得最激烈的地方。如果抢不到最后一排，我就抢倒数第二排，总之，决不悲惨地落入“死亡地带”。躲在老师看不到或习惯不看的角落，我打发着无聊的、漫长的时间，有时看小说，有时戴上耳塞听音乐，有时什么都不干，呆呆地看窗外呆滞不变的风景。
在抢占后排座位的争夺战中，我和一些竞争对手竟成了朋友。跟他们聊得深了，我发现，这些抢占后排座位、不认真听课的同学大都是因为对这些课不感兴趣，有的是压根儿就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像我一样阴差阳错地进对了大门，却进错了小门。有的是对某一门或某几门课不感兴趣，所以不想听课。他们中，有一位来自陕西的同学，叫冬冬。冬冬是他在网上的名字。
认识冬冬，是在上大公共课的时候。大公共课在阶梯教室上，听课的除了我们图书馆系，还有其他系的同学。每次上大公共课，总是逃课率最高的时候，因为人多，老师一般不点名，就是点名，请同学代为应答也能蒙混过关，上大课的老师是分辨不出真假李逵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逃课的胆量，虽然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每堂课还是会去。那天的课是在下午，知道是上大公共课，抢占后排的同学多，我便提前了十几分钟去教室，当我直奔后排最右边的座位时，发现那里已有人捷足先登了。捷足先登者是一个男生，塞着耳塞正很沉醉地听着音乐。我便退而求次之，在他旁边的位置上坐下，拿出一本书看起来，是刚出炉的林白的《玻璃虫》。
过了一会儿，同学陆陆续续都进来了，老师也夹着讲义上了讲台，坐在我旁边的男生仍旁若无人地听着音乐。也许是要倒带，他拔下了耳塞，见我在看书没听课，他悄悄问了一句：“喂，你是哪个系的？”我和冬冬就这样认识了。
冬冬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我羡慕地说：“你真幸福啊，念中文多好。”
“好什么好，好个屁！”没想到冬冬的脸竟一下涨得通红。后来我才知道，冬冬的兴趣和爱好是搞音乐，我还知道他是复读生。1998年，冬冬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结果没考上。复读了一年后，他还是想再次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可是他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本就不赞成他搞音乐，见考了一年没考上，就更不让他报了。结果，填写志愿表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了冲突，父母要他填报文理兼收的经济学专业，他执意要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父母后来以不给他提供学费、生活费相威胁。他妥协了，但是妥协的同时他提出一个条件，他可以不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但是他也不报考经济学专业，因为，他对经济学一点兴趣都没有，看见数字头就大了。妥协的结果是他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和冬冬同病相怜。我们常在一起聊天、听音乐，有时也一起去附近的一家迪厅疯狂地宣泄一番。我和冬冬像情侣一样形影相随。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爱情，冬冬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从来就没对我说过“我爱你”。他总是说：“你很可爱。”我们在一起，是因为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因为我们都很孤独，都很无助。我们需要刺激，我们害怕单调乏味的生活会使我们的生命窒息，会使我们的青春过早地凋谢。我开始跟冬冬一起逃课。不过，我逃得很巧妙，尽量不让老师发现。我们逃课后，有时躲在宿舍听音乐，有时去北大东门的“雕刻时光”酒吧和北大西门的EveryDay酒吧看电影。在那里看电影的都是一些“新新人类”和电影发烧友，也有不少逃课的大学生。可是每次逃了课后，我总会有一种深深的犯罪感，还有一种对父母的愧疚感。特别是每次去邮局领家里给我寄来的生活费时，我就很自责，觉得自己愧对那份寄托着父母希望的汇款。爸爸和妈妈一直为我骄傲，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一切，知道我这样消沉，这样自暴自弃，他们一定很伤心很失望。
我也曾一次次地想振作起来，可我就是打不起精神，翻开课本我就心烦意乱地看不进去。每次临到考试，我就借同学的笔记临时抱佛脚地背它个昏天黑地，居然也能每次混及格。
可是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就没这么幸运，有一门课亮了红灯。得知有一门课不及格的那天晚上，我哭了一整夜，不是自责，也不是懊悔，而是很迷茫，很害怕，很绝望。我也曾想过逃出大学，与其这样混日子，真不如一走了之，出去后，再重新走一条自己愿意走的路。可是，我始终缺少这样的勇气，也缺少这样的胆量。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回去后，我如何面对父母，面对亲友，面对我的老师和同学？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在这个重文凭的社会，我是否真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些问题，日日夜夜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令我痛苦万分。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的无聊和乏味，却找不到改变这种生活的契机。我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滑向深渊，却找不到拯救自己的办法。
时间正在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似乎能听到时间流动的哗哗声，我很心痛，却又无奈。有时，我真想放纵自己，让灵魂已经麻木的肉体随波逐流。有时，我真想就此沉沦下去，任由命运之舟推到哪里算哪里。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你还年轻，你不能就这样自暴自弃。
如今，我正站在一个充满分岔的路口，不知道哪一条是归属自己双脚的路。
王姗将目光茫然地投向窗外。
窗外，那轮像火一样燃烧的太阳已经下山了，炙人的热浪正一步一步退去，一辆洒水车播着悠扬的乐曲、喷射着水花从窗前开过。街灯开始一盏一盏地亮了，酒吧也渐渐失去了午后的宁静。我不知道该对王姗说什么。有人估计，目前在校大学生中，可能有40％的人在学习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也是一个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数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意味着有40％的大学生不是在快乐地学习，而是痛苦地或无奈地学习。当一个人痛苦、无奈地学习时，这种学习就很难是智慧的学习，很难是创造性的学习。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视学习为快乐时，他智慧的源泉才会被发掘，他的创造潜能才会被激活。“志愿”是什么，它是一个人喜欢的、感兴趣的、愿意去学习的知识领域，是一个人向社会公开表明的志向和愿望。它应该首先得到尊重和保护。学校要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志愿，父母也同样应该尊重和保护孩子的志愿。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学生的“志愿”常常被学校移植或嫁接，常常被父母的意志所左右。
2001年6月2日，北京市高校招生咨询会在地坛公园举行。不到九点钟，咨询现场已是摩肩接踵，人声鼎沸。一个个扯着横幅、摆放着宣传板的大专院校咨询点被围得水泄不通。在现场采访的我，惊讶地发现，前来咨询的大都是学生家长，而作为当事人的学生，却少有光顾者。
父母们汗流浃背地挤进一个咨询点问了情况，买下资料，又挤进另一个咨询点打听情况，买下资料。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咨询点，四十多岁的李先生好不容易挤到咨询台前，他向负责咨询的老师打听该校经济学专业去年理科录取分数线，然后又仔细询问该专业开设的课程，一一作了记录后，将装着资料的袋子举过头顶从人缝里挤出来。
我问他，孩子怎么没来。他笑着说：“我怕耽误他复习，没让他来。”
我说：“孩子自己不来了解各个学校的情况，怎么作决定？”他说：“嗨，让他操那份心干啥？你看，我拿了这么多资料，就是为了回去后好好研究，最后作决定的还不是父母？孩子他知道啥，只要好好学习就行。”说着，李先生又向北京理工大学咨询点挤去。在清华大学咨询台前，我见到一位从山东专程赶来的学生家长，她说她是从网上看到了举办高招咨询会的消息，因为想让孩子报考北京的学校，前一天下午她就赶到了北京。我问她选择上北京的学校是孩子的意愿还是父母的决定，她笑着说：“主要是我们的意见，因为报考大学是孩子人生的重大选择，选择不当，也许会影响他的一生。”这位母亲还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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