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管理脱下洋装-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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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管理脱下洋装
第1节:前言
前言
近些年来,伴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尤其是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理论和经验如铺天盖地般涌入。应该承认,这对我们开阔视野、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以及让我们更快地融入国际社会,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盲目崇洋而轻易否定自己,但同时又〃食洋不化〃的倾向也在明显地滋长。一些人谈管理则必称哈佛,举案例则必说GE。而他们在谈到中国固有的传统时,常常表现得不屑一顾,甚至流露出一种鄙夷的神色,笼而统之地把自己祖宗的东西贬之为落后、玄虚,某些极端者甚至把自己的东西直斥为“伪科学”。历史有时是惊人的重复,这种倾向在近代史上就有过。“月亮是国外的圆”之说,上个世纪甚至上上个世纪就有。不过在科学文明昌盛的今天,这种盲目崇洋之风又一次甚嚣尘上,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无知和偏见了。本人负笈云游舌耕多年,发现倒是我们的培训对象变得越来越理智、越来越现实。他们说:一些模式和概念听起来头头是道,用起来却处处碰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因此,他们不管你的培训方式多“洋”,概念多新,体系有多完整,他们要的是管用!面对着一些华而不实的培训,他们辛辣地讽刺说:现如今MBA有点“滥”了。面对着学员的厌倦,不少培训机构也是绞尽脑汁,什么模块式组合,什么互动式教学,再加上什么拓展式训练,炒来炒去炒概念,不过热闹一阵而已。当一轮又一轮的MBA课程如魔方一样被组合得了无新意时,当一些洋药方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让人们感到困惑时,大家都在问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把持自己?在纷扰的环境中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如何使企业在和谐中发展、壮大?蓦然回首,原来答案就在身边,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博大精深的国学!于此时,有人也扬起“中国式管理”的旗号,很让我们激动了一阵,但仔细品味后,发现却一如《厚黑学》的现代版,不仅让听众大大失望,更让那些反对者找到了口实:看!中国式的管理不过是权术而已!应当承认无论哪国的传统都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那种把糟粕拿出来炫耀,实在是对文化的亵渎。实在地说,搞管理不能不懂政治,但是,权术绝不等于管理!
否则企业如何发展,历史怎么前进?如何做君子而不迂,圆融变通而不奸,需要我们在这些宝库中认真检视。究竟什么是国学?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国学?我们应该从国学中发掘哪些优秀的成分?可谓见仁见智,可谓鱼龙混杂。 这其中讲奇门遁甲者有之,讲官场权术者也有之,结果是自损了传统文化的名声。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老祖宗们在教我们应对风云变局上,在指导我们进退于商海上,乃至于在领导变革上,都有振聋发聩的文字。于是,笔者不揣浅陋,于中国古文化的浩瀚大海边上,捡了一点贝壳,发些贻笑大方的议论,以做引玉之石:感觉所谓管理无外乎是琢磨事、琢磨人、琢磨自己,而老祖宗正是教我们如何做人、做事、做官。我们可以在这里粗线条地概括一下:儒家在教人如何做人,道家在教人如何做“仙”,易经在教人如何做“神”,鬼谷子在教人如何作“鬼”(谋略),而法家在教人如何做物,释家在教人如何成佛;但千万不能忘了:子孙后人肯定是希望我们多为他们做事。脱下洋装,绝无他意,即讲管理并非一律西装革履,着布衣便鞋可否?接轨者不见得是拆了自家的,一律照人家的办。接轨者,实则对接也,谁合适按谁的来。我认为管理一如文艺,既不能盲目崇洋,也不能搞复古主义,还是毛泽东说得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因为管理与领导与其说是一门科学,更不如说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并且要与本国文化紧密结合的艺术。所以,我们要抱着一种科学的态度来发掘古人留下来的精华,为我所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 作者 2008年4月
第2节:概述:如何看待和运用国学(1)
第一讲
概述:如何看待和运用国学
一、什么是国学
近一年多来,在国内,从企业到理论学术界,尤其是在大众传播媒体上兴起了一个传统文化(或国学)热。而且这个热潮正方兴未艾,日益受到方方面面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面对这个来得有些突然的热浪,有人甚至把它称做“中国的文艺复兴”,国际上有人把它称为中国向传统文化的回归。对于这一现象该如何评价,它为什么会热,究竟能热多久,它对我们今天从做人到管理究竟有多大用处,很多企业管理干部仍然有些迷茫。那么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咱们先要弄明白什么是“国学”。
什么是国学呢?最简单地说,国学就是现代中国人研究古代中国的学问。
关于“国学”这个词,其实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也就是说,在周代“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一种“贵族子弟学校”。 以后几千年来伴随着王朝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到了清末,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但不管怎么变,“国学”长期以来实际上指的是学校。
满清后期,随着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警醒。不少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于是“西风渐进”,研究西学的人渐渐增多,翻译的西方书籍也越来越多,从哲学、伦理到政治、文学乃至科学技术。由于这些玩意儿区别于旧有的学术,所以出现了“新学”一词。这么一来,原来咱们老祖宗的东西就叫做“旧学”了。当然谁也不喜欢“旧学”这么个名称,于是有人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到“国粹”一词。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词。后来章太炎又在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至此,“国学”一词在中国也完成了由“国家设立的学校”向“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意义的转变。
但是自从1840年海禁被打破以后,有关“国学”究竟是否有用的争论始终就没停止过,一直争到今天,甚至今后还得继续争下去。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磨合!在近代史上,顽固排外的自有一批人,他们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稍微开明点的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白了就是应该考虑咱们中国的“特色”,咱们的制度是好的,这叫“中学为体”,但不妨学点西方的方法用用。当然最激进的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了,他们把中国的落后和屈辱一股脑都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上,呼吁要把传统文化来个连根清除,甚至取消汉字,使用拼音文字。但是,在这些争论中,大部分人还是有这么一个共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价值的,不能完全抛弃。于是不少人渐渐开始以现代的眼光和方法来整理、记录和研究老祖宗的东西。这就是国学的由来。所以,就研究对象而言,广义地说,国学就是关于古代中国社会所有方面的研究学问;狭义地说,国学是现代的中国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吸取其中比较有现实进步意义的一部分。因此,国学带有很强的功用色彩,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古为今用”。它与纯粹的历史学、哲学、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不一样,它有着追求现实进步意义的色彩,有“善”和“美”的成分。而纯学术研究,从其研究的目的上,是追求“真”的。另一方面,与此同时,西方人也开始大规模研究古代中国,这种学问被称作汉学。
第3节:概述:如何看待和运用国学(2)
二、如何看待国学
1。全盘否定派
前面讲了,不管有没有“国学”这个词,从1840年之后,围绕着咱们老祖宗的遗产存废问题,人们就一直在斗争着。一些激进的中国人不断猛烈地抨击这些旧玩意儿,把它们同封建落后乃至迷信完全等同起来,主张全盘否定。他们认为,国学本身已经毫无价值可言,因为当今之世,救亡图存、保国保种是第一主题;研究那些与此无关的事情,都可以看作是没有时代责任感,偏离了历史主旋律。他们认为,国学对于这个主题基本是派不上用场的,因为184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正是这些“古董”造成了中国人的闭塞和落后挨打,是万恶之源,应该在扫荡之列。吴稚晖就说:线装书现在可以丢到茅坑里,六十年后再看不迟。这还不算最激进的,有人甚至说扔进去就再也不要看了!比如,在那场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中,很多青年就喊出了激动人心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其实那时有些激进的热血青年就有了文化自残的苗头。如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地把中国传统仁义道德一律称为“吃人”二字,悲壮地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口号。再如,著名的小说《青春之歌》里,作者就把那个一心钻研学问的青年余永泽当成了反面典型来批判。其实他的原型正是后来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级人物张中行老先生。我们承认,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的确确是那个时代的第一主题,但是国学究竟是造成国破家亡的祸根,还是维系中国人的命脉,很多当时的青年人并没搞明白。就像今天有人依然认为“国学”是制约中国走向富强与世界接轨的最大障碍一样。不是吗?最近还有一些人甚至恣意妄称易经是影响中国前进的最大因素,结果引来嘘声一片。
这就引出了又一个很现实的话题,国学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当今乃至未来的世界进步中究竟有没有积极作用?莫非只有穿着洋装的管理学才是正宗的管理科学?
说来有些好笑,在近现代史上不少人就是这么左一下右一下地折腾着。排外时,把洋玩意儿贬的一钱不值,从义和拳的“刀枪不入”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阶级弟兄”,核心就是惟我独尊;打开国门时,又一下子被晃花了眼,从言必称希腊到言必称哈佛。随着国门的开放,人们一谈管理必谈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一时间,MBA、EMBA班风起云涌般席卷了大江南北,洋概念、洋名词铺天盖地。众多“海归”和“准海归”们宛若取回真经的唐三藏,一律西服革履地向闭塞的国人们介绍着这些点石成金的不二法门,人们用近乎崇拜的心态聆听着他们的教诲。我们承认这个过程对于传播发达国家的管理理论和经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一进程中,不少国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产生了盲目崇洋媚外的心理,妄自菲薄地坚持:月亮绝对是外国的圆,天空也是外国的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