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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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的精确性只是神话
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为何招致日后洗刷不掉的恶名？手术的负面影响极其明显，其术后的发病比率有时高达近30％。而在美国大力推行此项手术的弗里曼，做法也相当粗率，手术历时不过10分钟，他既不消毒手术工具，也不帮病人覆盖遮布，只管扯下脑部神经束。弗里曼完全不筛选病人，只管动手术，这就好比现代的精神病医生，不论来者何人一概给开最新的抗抑郁药物。弗里曼尽管看似相当关心这些病人，每年还会写圣诞节卡片给他们，开车前去探访，关心病人的进展。但他的许多不当做法让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留下了难以抹灭的恶名。
尽管手术成效不佳，但不可否认这项手术确实帮助了许多人。美国国会于20世纪70年代成立委员会调查精神外科手术，原本打算立法予以禁止。但调查结果却发现，精神外科手术不仅合法，而且“对若干精神疾病的治疗或症状的缓解，具有重要的医疗价值”，这完全出乎委员会的预料。委员会进一步指出，精神外科手术“不失为有所助益的疗法”。向来严词批评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的瓦伦斯坦因也写道：“许多焦躁易怒的病人，在接受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后，症状都获得了明显改善，甚至有些病人完全恢复了正常。”
然而，为什么我们将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弃如敝履，视之为生理治疗发展的污点，认为是可能招致危险后果的异端邪行？我们之所以会这样看待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也许是大脑的作用使然。人类也许比较喜欢黑白分明，不爱混沌模糊。也许我们永远无法摆脱非黑即白的信念，喜欢两极化，喜欢没有任何疑义。因此，我们既然认为现代常见的精神疾病治疗方法较为人道，那就有必要强调以前用的方法有多野蛮。
我们不知道那时候在做什么，但知道现在该怎么做。吞几片百忧解、利他能，或是注射荷尔蒙，就能让自己快乐。然而现代疗法和先前的疗法究竟有多大差异呢？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由于不够精确而广受质疑。医生在病人的脑袋上钻洞，插入尖锐利器，割除一部分掌管梦境与思想的重要组织，却不清楚究竟移除了什么东西。医生约略知道这东西与丘脑及前额叶有关，会影响情绪与智力，但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从错综复杂的大脑迷宫中移除了什么。至于今天常用的百忧解，向来标榜为疗效精准，我们也都深信不疑，感觉我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在瞄准目标，对症下药，不像某些原始的疗法，任凭手术刀乱搞。
然而百忧解针对的是大脑的哪一部分？药效如何发挥？没有人清楚。研究者萨奇姆（Harold Sackheim）说：“药物的精确性只是神话。”就像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没有人知道百忧解为什么能治好某些精神疾病，百忧解并不比莫尼斯的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更高明精细。医生虽然给病人开百忧解，但他们的依据也不过是想像与事实各半，但却十分自信，认定病人会就此痊愈。
脑叶一旦切除，就无法恢复，这也是这项手术备受批评之处。然而谁能保证现在使用的药物不会造成永久的伤害，只是我们还未发现罢了！精神医学家葛兰姆伦（Joseph Glenmullen）提出警告，服用百忧解可能导致脑部出现血块或栓塞，产生类似老年痴呆症的症状。许多服用者抱怨记不住日常琐事，原因也许在此。也有证据显示，长期服用百忧解可能导致异动症（dyskinesias）。
美国人如此依赖百忧解，也许20年后，这些人全都会出现手脚不自主地抽搐、健忘等症状。然而为了解除痛苦，我们还是服用了这种药物，当年决定接受手术的病人也这样想。长久以来，我们始终怀疑，病人接受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后，是否会失去生命的活力？手术刀切入的前额叶，是构成大脑的最主要的部位。前额叶萎缩，自体反应能力也减低。手术刀切入灵魂的核心，留下一片空虚。
神秘的终极手段
姑且不论这种质疑是否有根据。更耐人寻味的是，不管是过去或现代的冶疗方法，人们总是一贯抱有质疑畏惧的心态。综观历史，只要出现可让心灵安乐的机会，我们总先担忧会不会对心灵造成未知的伤害。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不愿接受心理分析治疗，因为他怕痊愈之后会丧失写诗的能力。舞台剧《恋马狂》（Equus）的主角爱马至深，视之如命，最后同意接受心理治疗，却发现除了对马的狂热，他根本一无是处。
各行各业都有人抱怨，疗效极佳的新药让他们“无法集中精力”、“失去了创意”。不管是哪一种精神疾病的疗法，这类抱怨都层出不穷。这不禁让人怀疑，问题也许不在于是哪种疗法，而是人类对受苦这件事所持的复杂态度。我们一方面痛恨疾病折磨，一方面又相信受苦让我们具有人性。不论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是否剥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特质，但它本质上与现代用于舒缓病痛的方式并没有差别。至于人是否必须具备灵性和活力，去问丹奈克或M太太吧！我想深受病症所苦的他们会正经八百地说：“管他什么灵性和活力，只要让症状消失就够了。”
极度的痛苦就算没有吹熄生命之火，也至少让它黯然失色了！我们宁可解脱。
莫尼斯于1949年因为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蔚然成风，当年就有2万美国人接受手术，而《国家》（Nation）杂志指出，这些脑部受伤的病人，形成了美国社会的特殊族群，这种现象很让人忧心。据估计，1936—1978年，约有3。5万名美国人接受这种手术，莫尼斯获得诺贝尔奖时，手术案例随之激增。
1950年第一种抗精神病药物问世后，手术案例锐减。以药物治疗精神疾病的观点及技术自此迅速发展，获利丰厚。再者药物所遭受的质疑似乎少于手术，因此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从此被打入冷宫。药物尽管仍会导致肌肉麻痹、出汗、突如其来的过动等副作用，但至少侵入性较低，让人感觉比较好。我们宁愿让药效经由胃部影响脑部，也不想以手术直接碰触。我们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某个可怕的事实，却不愿亲身经历。
还有其他因素促成了精神外科手术的没落。美国民众开始质疑未受管制的医药实验。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造成了被试的创伤，引发了实验伦理的激烈争议。此外，在塔斯克吉的梅毒研究中，医生为了观察脑部细胞死亡的过程，而不对患有梅毒的黑人进行治疗。最重要的也许是因为媒体将精神疾病的治疗药物视为全新的突破，大力宣扬，一如当年鼓吹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民众满怀期待或孤注一掷地决心转而寻求其他治疗方式。
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每年接受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的病人不到20人，继续操刀的精神外科医生也不断改善自身的技术，因此受到伤害的病人越来越少，负面效应也随之减少。1950—1960年，脑部立体定位仪器研发问世，医生可以将细小的电极插入脑部，针对特定组织进行破坏，将损伤减至最低程度。医生也将焦点从前额叶转移到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也就是所谓的“情绪大脑”（emotional brain）。
然而不管当时或现在，精神外科界对究竟大脑哪个部分应该切除，都很少能取得共识。这种缺乏共识的情况也凸显了精神外科的实验本质。不同的神经外科医生，偏好不同的脑皮层区域，这种偏好早在病人就诊前就已经存在了。精神外科界对于哪个部位才是病源，一直众说纷纭，加上若干极具争议性的代表人物，致使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成为了最终极的手段，只对最严重的病人才使用，也因此蒙上神秘与耻辱的面纱。
我不想忘记有关你的一切
麻省综合医院坐落于波士顿市区。这栋高科技大楼的玻璃大门闪闪发光，旁边是鹅卵石铺成的旧式街道，连栋的砖造楼房矗立路旁，家家户户窗台上的花盆繁花盛开。全波士顿最先进的专业医院就近在咫尺。
要在美国接受精神外科手术并不容易，加州、俄勒冈州等许多州，甚至立法禁止施行精神外科手术。病人如果想接受精神外科手术，必须长期等候，经历重重关卡，得先向医学伦理委员会证明已试过其他所有的治疗方式，且皆无效之后，才能在脑袋上钻洞，接受外科治疗。
纽约市的埃思黛，终生为抑郁症所苦，却无法获得麻省综合医院的医学伦理委员会核准，接受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只因为她接受的电击疗法次数还不够多。得州奥斯丁市的纽维兹获准接受了手术，因为他已接受了30多次电击治疗，服用过23种药物，他逐一复诵药名，仿佛吟唱某种乐曲。这么多种药物构成了他的人生，他永远脱离不了精神疾病的阴影。
40岁的纽维兹个头高大，胡须稀疏，眼神茫然，也许是服用了那么多处方药的后遗症。他22岁时抑郁症发作，他当时正在得州从事地质工程工作。突如其来的强迫症让他失去了正常生活的能力。他满脑子只想计算、检核、敲打，没办法做别的事，工作、人际关系全部停下来，生活被反复的仪式所占据。纽维兹说：“一切发生得很突然，我一直都很正常，突然间什么都不对劲了！”
纽维兹认为自己是少数不幸的人，因为医生开给他的药都无效。他这样想在某方面来说没错，但也不完全如此。纽维兹的遭遇虽令人同情，但服用药物却不见效的人，绝对不在少数。但精神疾病药物学家及提供赞助的制药公司却得意地宣称，药物是治疗精神疾病的最新方式，这些豆大的药丸具有神奇的疗效，能让我们从混沌中拨云见日，还能改善睡眠，提高灵敏度。
他们所要传达的正是这些过度简化了的错误信息，但问题不仅于此。制药公司与许多精神疾病药物学者喜欢引用以下数据：70％的患者服用药物后病情改善，30％未获改善，所以不用担心，整体来看，利大于弊。进一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不是这样。确实有70％的病人服药后会改善，但其中只有30％能持续改善，其他人的改善幅度并不高。此外，据估计约有60％的病人会逐渐产生抗药性。重新计算后，所有服药的病人中，绝大多数仍在受病痛的折磨或是仅有“轻微”改善。药物是有帮助的，但效果不大。单看这些数据，我们不禁要想，精神外科手术固然备受争议，但确实有其独到之处。为何我们只是不假思索，一味批评挞伐？
纽维兹和他的医生经过长期努力，总算让他得以在麻省综合医院接受精神外科手术。与莫尼斯当年的手术相比，这次手术有若干不同之处。脑部立体定位仪使切除过程更为精确，避免了损伤脑部边缘组织，将副作用减至最小。此外，现在也不会有医生在精神病房的回廊里游走，随意挑选病人进行手术。20世纪末，美国人类被试安全委员会（the National mittee for the Safety of Human Subjects）已经制定了严格规范，而莫尼斯或弗里曼的年代则没有这类组织的监管。
1999年12月5日，纽维兹和妻子莎夏搭飞机前往波士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