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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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性人格是宝蓝色的弹球
这些假病人在医院的举动并不正常。正常人会直接走到护士站，告诉医护人员：“我是个正常人，我想测试自己能否假装言行异常，骗过医生。我办到了，医生甚至要我住院治疗。但我现在想出院了。”我个人偏好这个假设：如果我喝下1升血，没让任何人知道。然后再随便走进一家医院急诊室，吐出满口鲜血。医护人员的反应可想而知。他们若诊断我是消化道溃疡，且予以治疗，而我却以此来断言医学无法正确诊断病人有没有消化道溃疡，这恐怕难以令人信服。
专攻心理分析的精神病医生斯皮策，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生物计量学中心，他应该是最痛恨这项实验的人。他呕心沥血写了两篇论文，洋洋洒洒30多页，条理严谨，论据充分，全力驳斥罗森汉的研究结果。我曾打电话给斯皮策。他在电话里问我：“你看过那两篇批驳罗森汉的论文吗？写得还不错吧？”
斯皮策的论文都在捍卫精神病学的专业地位，证明诊断治疗程序确实符合科学规范。他对我说：“我相信精神病学的医疗模式。”换言之，他相信精神疾病本质上与肺病、肝病无异，它们都是人体组织的病变，有朝一日必能从脑部组织与神经突触的作用来解释精神疾病。斯皮策在论文中这样回应：“结果是什么？照罗森汉所言，所有病人都因‘病情改善’而获准出院。‘病情改善’的定义很明确，就是没有病征。也就是说，所有精神病医生都看出来了，这些假病人‘神智正常’。”
斯皮策随即举例论证精神病学具有充分的信度（credibility），足以定位为一门医学专科。我逐一阅读斯皮策在罗森汉发表实验结果后所写的论文与信件，感觉自己好像钟摆一样来回摆荡，无所适从。罗森汉的研究确有欠缺。假如我喝下1升的血，且在急诊室假装吐血……，这个例子能够证明，精神医学与其他医学专科本质上并无不同；不过，且慢，假装吐血应不至于留院治疗52天。再者，吐血的场景多么震撼逼真，而听到砰、砰、砰的声音，哪能与其相提并论！思绪来回拉锯，正常、异常，有效、无效。我夹在两边，不知如何取舍。
1976年，罗森汉发表实验结果后的第二年，“我”成为了病人。这不是演戏。当时14岁的我因为过度抑郁，住进了美国东岸一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除了幻觉，其他该出现的症状我都有。我热爱戏剧，时常幻想自己是像伍尔夫（Virginia Woolf）般的文坛新星。然而我不完全是在幻想。我把精神病院称为“箱子”，我在这里看到一些奇特的事物：玻璃围起的护士站，穿条纹制服的人推着金属推车，躁狂症发作的病人汗流浃背，有位女病人脖子套着绳索，陈尸浴室。我还看到很多事，都不是医生想象得到的。
对我而言，精神疾病就是切身现实。我们病人习惯聚在日间活动室，那里烟雾弥漫，简直就像纱线编成的帘幕。我们像小孩交换弹球一样，讨论医生的诊断结果，比如“边缘性人格”（borderline）是宝蓝色的弹球，“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朱红加一抹白，“抑郁症”（depression）是暗沉的灰绿色，浑浊如死鱼眼，不怎么受尊敬。自杀过一次，根本不算什么，3次才能让你有点分量，任何疯狂事做上10次，你就会被奉若神明。
精神病院内
我们像监狱囚犯那样兴致勃勃地讨论医生给的标签及治疗，并设想怎么骗过医护人员。有时候甚至分不清我们究竟是先生病才被贴标签，还是因为被贴标签后才变成这样的。我是进了医院才被贴上抑郁症的标签的，就像在医院里感染葡萄球菌的病人。至于有人认为，参与实验的假病人的行为举止不是常人的正常行为，我倒认为他们应该是在故意配合实验，这种心态便与常人无异。
当时医院里有位名叫莎拉的女孩，甜美可爱，就读于著名私立学院，温驯文静，各方面都中规中矩。她每天都很客气地请求出院，每次都被否决。这又是为什么呢？罗森汉的实验报告中提到，医护人员常殴打病人，不仅动作粗暴，而且粗话连篇，公私立医院都有此情形。所幸在我当时住的公私合营的医院，没有医护人员骂过我。我的主治医生姓苏，他不是美国人，留着一撮胡子，不知为什么，他总随身携带棒球手套。我们相处的时间很少，不过我清楚地记得一切有关他的细节，因为我很喜欢他。我们多半在一间小办公室里进行治疗。他会倾身向前，检视我手臂上的伤口是否愈合。我总会用偷来的碎瓷片，在快愈合的旧伤上割出新的伤口。他仔细检视裂开的伤口，语重心长地说：“你怎么可以伤害自己！真令人遗憾。”
国王穿没穿衣服的新标准
所有艺术杰作都独特出众，撼动人心，当然也难免会有瑕疵，从这一点来看，罗森汉的实验或许也算得上是艺术。我还是认为罗森汉的实验结果揭示了若干事实：一是标签影响我们对事物的观感。二是如果精神病学可以称得上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必定还处在起步阶段。因为精神病学发展至今，它对于精神疾病的生理成因依然缺乏充分的了解。三是虽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医生都会草率诊断，但这样的医生确实为数不少，甚至还可能为掩饰心虚而更加自负。
罗森汉的研究结果让他们更加惶恐不安。这项实验让精神病学界群情激愤，最后更演变为双方的斗法。有一所精神病院的医生自信满满地大声宣称：“好！你以为我们徒有虚名，其实你们才愚昧无知。我们就来试试看，接下来的3个月，假病人随你派来，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放马过来吧！”战帖已下，准备开火。
罗森汉天生不服输，毅然接受挑战。他表示会在3个月内指派若干假病人至该医院就诊。医护人员必须诊断出那些病人其实精神正常。这等于是原先实验的反向操作。3个月过去了。医院极有信心地表示，这段时间他们发现了41名罗森汉派来的假病人。然而罗森汉一个人也没有派。实验到此结束，精神病学自取其辱。
我们曾深信精神病学可以解救世人，消弭一切心灵疾苦。1930—1960年的30年堪称精神病学的黄金时代，精神分析理论居于主导地位，几乎所有问题都得到解释，追溯过往就能治好当下的精神疾病。精神分析理论逐渐与精神病学合流，俨然成为了精神病学的同义词，然而精神疾病的诊断是否严谨却未受重视，这实在令人不解。当时诊断精神疾病的参考是《美国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简称DSM），它至今仍被作为精神障碍诊断的依据。罗森汉进行假病人实验时，精神医学界采用的正是本手册的第二版。以精神分裂症为例，DSMⅡ对其主要症状的描述就相当含糊，如：“神经质的反应”（reaction neurosis）、“很难保持亲密的人际关系”（attachment difficulties）。罗森汉指出，用语越模糊，越有可能误诊，事实确是如此。然而当时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梅耶（Adolph Meyer）却说：“我不觉得有必要为了摆脱质疑，而要做出明确的界定。”这句话反映出当时精神医学界普遍的心态。
尽管精神病学欠缺明确的内涵定义，但它仍维持了一段时间的荣景。民众对精神病医生的诊断深信不疑，甘心花费大笔金钱，接受治疗。罗森汉的好友凯勒说：“当年正是罗森汉率先大声疾呼：‘你们看，国王没穿衣服！’他破除了精神病学的神话，使其自此一蹶不振。这样说一点都不为过。”凯勒任职于帕洛阿图市某医疗单位，担任住院病人的主治心理医生。她接着说：“看看我们身边，还有人投身精神病学吗？就连医疗单位也找不到合适的精神病医生，不会再有新的精神病医生了，因为精神病学现在几乎已是一滩死水。精神病学若想起死回生，就必须找出确切的病理学证据，证实神经元与化学物质对精神疾病的影响，这样也许还能恢复昔日盛况。”
斯皮策有不同的见解。他是应该反驳，毕竟他是精神病医生。斯皮策说：“精神病学领域里，还有许多事情值得探讨。”1973年假病人实验结果发表时，他也提出反驳。斯皮策是力图复兴精神病学的灵魂人物。他与一群受敬重的同事合作，彻底检验当时使用的精神疾病诊断手册。罗森汉等人得以混入医院，症结就在于对精神疾病的界定不够严谨。因此斯皮策严格检视，屏除那些过时的、流于主观的叙述，舍弃那些抽象空洞的心理学术语，并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诊断标准，务必使每项标准都可以计量。所有相关症状、持续时间、出现频率，都必须符合严格的准则，这样才能断定为精神疾病。
DSMⅢ对于疾病定义常使用以下叙述：“病人须出现A类症状至少四种，且持续两周以上，B类症状三种，C类症状一种。”而手册的第二版就没有如此清楚的标准，叙述也较简略含糊。斯皮策表示，第三版比第二版多了约200页，作用在于“捍卫精神病学采用的医学模式”。如果病人符合多数症状，那就是真的病了：如果不符合，就算正常。如果是稍加训练便可伪装的举止反应和历时短暂的焦虑情绪，那医生就不用在意了。
武装到牙齿的精神病学
罗森汉发表研究之后，精神病学界曾尝试从心理层面探究精神疾病的起源，尽管精神可嘉，然而多数都是徒劳无功。20世纪80年代，抑郁症的诊断方式出现崭新突破，医生从若干抑郁症患者尿液中分析出特定的代谢物，这就是肾上腺皮质酮检验（dexamethasone suppression test）。这项发现备受瞩目，大家对此寄予厚望，也许不用多久，诊断抑郁症就会像诊断贫血一样简单。取几滴琥珀色尿液，滴在显微镜的载玻片上，结果就出来了！倒底这个人是不是抑郁症，再也不会有争议。
这项发现并非一般人能懂，因此不久便为人淡忘。自此之后，精神病学家尝试发展其他诊断方法，但都宣告失败。近来，佐治亚州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内梅罗夫（Charles Nemeroff）的研究应该属于精神病学的重大进展。其研究显示，抑郁症病人的海马回比正常人小约15％。此外，被迫离开母鼠的幼鼠，脑部留有较多控制紧张的神经传导物质。实验结果令人欣喜，但还未能确定两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上述研究看似与罗森汉无关，实则不然。今日许多精神医学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是在回应罗森汉提出的挑战，也反映出这些研究者急于摆脱“伪科学家”的质疑。斯皮策说：“DSM提出新的分类系统，严谨并符合科学。”罗森汉说：“精神疾病的诊断，基本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在近日出版的DSMⅡ中，不再将同性恋列入精神疾病，此举最能反映精神疾病诊断的这种特性。不管对同性恋有何看法，专业组织能投票表决是否将其列为异常的举动凸显出精神疾病诊断的差异，以及精神疾病的诊断易受环境影响的特质。普通大众如果深入了解了同性恋，改变了他们对同性恋的看法，连带着也会改变精神医学对同性恋的认定。”
斯皮策回答：“所有诊断都是人为的分类，然而不能据此而断定所有诊断都不客观。如今我们已采用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