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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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煤气和电气扼杀了火的魔力，但农村仍有许多女人在体验着用死木头燃起生命之火的乐趣。随着火的燃烧，女人变成了魔术师；只凭一个动作，例如打鸡蛋，或借助于火的魔力，她就可以使物质产生不可思议的变化：物质变成了食物。在这些炼金术中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做蜜饯更是充满诗意；主妇知道糖可以保鲜，于是她把生命封闭在罐子里。烹饪是一种意外的发现和创造，烤得恰到好处的蛋糕和薄馅饼能让女人得到特殊的满足，因为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制作它：这个人必须有天赋。
在这方面，小女孩又是很自然地喜欢模仿她的长辈，喜欢用泥做饼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喜欢在厨房帮助揉面。但是和做其他家务一样，不断重复很快就会破坏这种乐趣。炉火的魔力对大半辈子都在做玉米饼的墨西哥印第安女人几乎没有吸引力，因为这种工作日复一日，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毫无变化。一个人天天都到市场上去探宝，或天天都怀着无限的喜悦去注视闪闪发光的水龙头，这是不可能的。那些凭一时冲动就吹捧这些胜利的男女作家们，是些极少或根本没有做过真正家务的人。家务活儿作为一种职业，是乏味的、空虚的、单调的。然而，如果做这种工作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者，一个有创造力的工作者，那么它就会和有机功能一样，很自然地并入生命整体。由于这个原因，男人在做家务时心情远不是那么阴郁。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他们很快就可以脱身的、否定的、无足轻重的时刻。使妻子一仆人命运变得令人厌恶的原因是劳动分工，它使她注定要彻底成为一个一般的人，次要者。住处和食物对生命是有用的，但并不能使它具有深刻的含义：主妇的直接目标仅是手段，不是真正的目的。当然，她也会努力让她的工作具有某种个性，使它仿佛是主要的。她会觉得，任何别人都不可能把她的工作做得这么好。她会有她的礼仪、迷信和做事的方法。
但是她的“个人特征”往往只不过是把混乱重新做一番含糊的、毫无意义的整理而已。
女人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如此追求独创性和独一无二的完美；这就会使她的工作有一种繁琐的、混乱的和永无止境的性质，使人难以估测家务劳动实际上究竟有多大的工作量。最近的研究表明，已婚女人平均每周做家务约用30个小时，或相当于一个雇员每周工作时间的3／4。如果一个女人还要做有收入的工作，这个负担是很沉重的；如果她没有其他工作可做，这个负担则很轻。照料几个孩子当然会大量增加女人的工作量：贫穷的母亲往往不分昼夜地劳动。另一方面，雇仆人的中产阶级女人近乎无所事事；她们用闲聊来打发她们的闲暇时间。如果她们对外部世界没有什么兴趣，就往往会让她们的家务负担增加和复杂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这仅仅是为了有事可做。
最糟糕的是，这种劳动无助于创造任何一种可以持久的东西。女人总是想把她的工作看做是目的本身，她越是这样想，越是感到痛苦。她在注视刚从炉子上取出来的绝好蛋糕时，会叹一口气说：“吃了有多可惜！”她绝对不能容忍丈夫和孩子的脏脚在打过腊的硬木地板上乱踩！东西用过以后会被弄脏或弄坏——我们都清楚，她是多么想让别人不再去用它们啊；
她把蜜饯藏到发霉，她把客厅锁上。但是，时光的流逝是无情的。贮存的食物不是招来了老鼠，就是生了虫，而且蛀虫还在毁坏着毛毯和衣物。世界可不是刻在石碑上的梦想，它是由易腐的难以捉摸的物质构成的；可食用的物质像达里（Dali）对肉体的观察那样模棱两可：
它似乎是惰性的、无机的，但隐藏在里面的幼虫可以使它变成一具死尸。沉湎于物品当中的主妇像物品一样依附于整个世界：床单烫坏了，肉烤焦了，瓷器摔破了，这些都是绝对的灾难，因为物品一旦毁坏，便永远无法挽回。不可能通过它们得到一种永恒感和安全感。战争的洗劫和炸弹，也在威胁着人们的衣柜，人们的家。
因此，家务劳动的产品肯定要被消耗掉。不断的放弃对女人来说是需要的，她的作用只有在这些产品被毁坏时才能够完成。于是，她也许会毫不遗憾地认为，这些小小的毁坏，至少应当引起某个人的高兴和愉快。但由于主妇的劳动是为了维持［现状〕而扩大的，丈夫进屋时就可能注意到混乱或不整齐，不过他似乎觉得干净整齐是理所当然的。他对一顿美餐肯定会更感兴趣。当她把盛着美餐的碟子放在桌子上时，烹饪的凯旋时刻便来到了：丈夫和孩子以热情的赞许去接受它，不但表现在口头上，而且愉快地把它吃光。于是烹饪炼金术按照一定的程式，把食物变成了乳糜和血。
所以，维持生命体比适当地保持地面清洁更具体、更至关重要。烹饪的努力显然是在向未来超越。然而，如果说参与另一个人的自由超越，比沉湎于物品更可取，这不在是指它的危险比较小。烹饪工作的功效，只能在她桌子周围的那些人的嘴上发现。她需要得到他们的赞赏，她希望他们喜欢她做的菜，吃完了还要。如果他们不饿，她就会感到不痛快。就此而论，人们真是不明白，究竟炸土豆是为了丈夫，还是丈夫是为了炸土豆？这种含糊性明显表现在作为主妇的妻子的一般态度里：她为丈夫理家，但又希望他把全部收入花在买家具和电冰箱上。她希望让他幸福，但他只有在她所确定的幸福范围内活动，才能得到她的赞成。
曾经有过这些要求得到一般满足的时期，有过这种幸福也是男人的理想的时期，即他非常依恋他的家和家人的时期，甚至孩子们也愿意突出表现他们的父母、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过去的特征的时期。在这样一些时期，她作为家里的统治者，作为餐桌的负责人，被公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今，在处处使父权文明不朽的一些地主和富有农民当中，她仍在扮演着这种无比荣光的角色。
但总的说来，婚姻在今日是已消亡的生活方式的一种遗风，妻子的处境比以往更令人不快，因为她虽然仍负有相同的义务，却不再享有相应的权利、特权和荣耀。男人今日结婚，是为了找到一个栖身之地，但他不想让自己在那里受到限制；他希望既有一个家庭，又可以随时从那里逃出；他虽然已有住处，可实际上常仍是一个流浪汉；他并不蔑视家庭幸福，但又不把它当做目的本身；重复使他厌倦，他喜欢猎奇、冒险、反抗征服，喜欢找能使他摆脱adeux［双双＇孤独的伙伴与朋友。孩子们甚至比他们的父亲更想摆脱家庭的限制：生活对他们来说在别处，在前面；儿童总想猎奇。女人试图建立一个永恒的、连续的宇宙，而丈夫和孩子们则想超越她所创造的处境，因为这种处境对他们只是一种既定的环境。这就是她即使不愿意承认自己终身致力于的活动有可疑的性质，仍要强迫他们接受她的服务的原因：她从母亲和主妇变成了苛刻的继母和泼妇。
所以，女人在家里的工作并没有给她带来自主性；它对社会没有直接用途，既不能开拓未来，也不能生产产品。它只有在与越出自我的、超越自我的、在生产和活动中走向社会的生存者相联系时，才具有意义和尊严。这就是说，她的工作远没有让她获得自由，而是让她依附于丈夫和孩子们。她通过他们证明自己生存的正当性，但她在他们生活中只是一个次要的中介。虽然“服从”在法律上不再是她的义务，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她的处境，因为这并不取决于夫妻的意愿，而是取决于婚姻群体的结构。女人不被允许做一些积极的工作，因而无法赢得做一个完整的人的资格。不论她可能受到怎样的尊重，她终归是附属的、次要的、寄生的。她身上之所以压着沉重的祸根，是因为她不能把握她生活的意义。这就是婚姻生活的成功与失败，对她比对她的丈夫更至关重要的原因。他首先是一个公民，一个生产者，其次才是一个丈夫；她则首先是一个妻子，而且往往只是一个妻子。她的工作不能帮她摆脱她的处境，相反，她的工作正是由于她的处境才获得或高或低的价值。如果她在爱，在无私地奉献，那么她就会愉快地完成她的任务；但如果她在完成这一任务时有怨恨，那她就会觉得它们是单调乏味的。在她的命运中，它们将只起次要作用，对婚姻生活的成败没有影响。因而，我们必须继续来看看在生活中，女人的处境是怎样被具体感受的——这一处境主要表现为床上“服务”和理家“服务”，而且女人只有接受她的附属身份，才能获得她的尊严地位。
少女从童年期进入青春期时，会面；临一种危机；正是另一种更严重的危机，才使她进入了成人生活。在女人身上，除了突如其来的性发动带来的紊乱外，还产生了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的种种转变所引起的焦虑。尼采指出：
犹如被可怕的雷电袭击，被婚姻一下子抛进了现实和性关系，发现爱情与羞耻处于矛盾之中，由于上帝与禽兽惊人地相似，而不得不觉得狂喜、牺牲、义务、怜悯和恐惧是一回事——这使在徒劳地寻找可以与之相匹敌的事物的精神感到惶惑。
在某种意义上，令人激动的传统的新婚旅行，就是为掩饰这种惶惑而安排的：由于离开了她的日常世界若干星期，暂时中断了她的所有社会联系，年轻女人失去了她在空间、时间和现实中的地位。但她或迟或早总要恢复那种地位，她在她的新家根本不会感到那么自在。
她与姐家的联系，远比与年轻丈夫家的联系密切，所以当突然中断时，她有一种深切的被抛弃感，并对令人眩目的自由或多或少地感到痛苦。如果她已经得到了某些自由，或者，如果她仍处在家庭的支配下，因而仍可以指望得到某种保护，那么这种变化就不会那么显著。但是通常，即使她想获得自由，也会对离开她至今所熟悉和信任的一切感到不安。
只有圆满而热情的性生活，才可以重新给她造成一种宁静的内在气氛。但最初她往往不但不会感到愉快，反而感到烦恼。她的反应和月经初潮时的反应十分相像：她讨厌对她女性气质的这种揭露，一想到它将重复出现便会感到恶心。随着经期的形成，少女伤心地意识到她还不是成人。随着处女贞操的丧失和结婚，她变成了一个成人，最后一步也走完了——现在又怎样呢？有一种惊人的失望感不但在依附着处女贞操的丧失，而且也在依附着婚姻本身：
一个虽然与她的未婚夫或其他男人有过“关系”，但婚姻对她仍代表完全进入成人生活的女人，往往会有这种反应。一个人在开始一项事业时总是意气风发的，但没有什么比意识到他无法控制命运更让他垂头丧气的了。对于这种决定性的、不可改变的背景来说，自由仿佛是极其不必要的。从前，当少女尚处在她的家庭的庇护下时，她尽可能地利用她所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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