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羊冒险记-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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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小说情节是平平的，笔调是缓缓的，语气是淡淡的，然而字里行间却鼓涌着一股无可抑制的冲击波，激起读者强烈的心灵震颤与共鸣。小说想向我们倾诉什么呢，生与死？死与性？性与爱？坦率与真诚？一时竟很难回答。读罢掩卷，只是觉得整个身心都浸泡在漫无边际的冰水里，奔波于风雪交加的旅途中，又好像感受着暴风雨过后的沉寂、大醉初醒后的虚脱……
《挪》写罢第二年，即1988年村上推出了另一部长篇《舞！舞！舞！》（以下简称《舞》）。《舞》写的是一个34岁离婚男人在北海道一家宾馆经历一段奇遇后，邂逅了己成为超级影视明星的高中同学五反田。晚饭后五反田打电话叫来两个女孩（高级应召女郎）。女孩一个叫咪咪，雍容华贵而又清逸脱俗，足以“唤起男孩永恒之梦。”想不到几天后咪咪被人用长筒袜勒死在一家高级宾馆里。因其钱夹中有“我”的名片而“我”被叫去警察署。“我”为庇护五反田而矢口咬定一无所知。后来“我”问五反田是否杀了喜喜，五反田则回答正在就此考虑：“我杀了喜喜，还是没杀？”翌日报载：大明星五反田驱“奔驰”车入海，自杀身亡。我于是离开东京，重返北海道那家宾馆寻找前一段奇遇的续篇。
较之前面的作品大多以70年代为舞台，《舞》将时间背景移至80年代。作为情节，我个人较喜欢警察署里那部分。其中表现出的不动声色的凄冷苦涩的幽默感为日本文学作品所少见，堪称精妙的不笑之笑。作为人物，主人公“我”是很有性格魅力的。是的，他的生活是很无奈很无聊，既无远大的抱负又无特殊的本领，但他有一份真诚，对人对事极少偏见。他不时以都市人特有的“洗练”的感性和富有知性理性的幽默谈吐，表达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椰榆和嘲讽。而对于朋友，则待之以诚恳和宽容，充满情义的关怀和人性的理解，从而给这个令人绝望的冷酷世界带来一涓暖流，为人们干裂的心田落下几滴甘露。《舞》在日本销售近200万册。
1994～1995年出版的《奇鸟行状录》（直译应为《拧发条鸟编年史》），梗概大致是这样的：原先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31岁的“我”失业了——或者不如说“我”自行扬长而去——由于妻子有工作，暂时在家自得其乐地“以夫代妇”。故事是从6年前结婚时养的一只猫的丢失开始的。猫丢失后，怪事接踵而来。“我”首先接到一个自称认得“我”的陌生女郎的电话，向“我”咨询她现在是赤身裸体好还是穿上什么好（例如带黑色花边的三角裤）；接着一个16岁女高中生问他，若他喜欢的女孩长有六只手指并有四个乳房他会做何感想；继而一个衣着得体却偏偏冠以一顶塑料红帽的名叫加纳马尔他的女子向他宣布猫的丢失仅仅是一切的开始；随即加纳马尔他的妹妹加纳克里他向他倾诉经过一次车祸后如何失去一切痛感，如何由肉体娼妇变成“意识娼妇”；又来一个老者向他追述四十年前蒙古边境的一口深井以及剥皮鲍里斯……更令他费解的是老婆一天上班后再未回归（他清楚记得这天早上还为老婆拉了连衣裙背部的拉链）。于是他下到邻居院里一口极深的枯井里想了三天三夜。爬出井回家接到老婆一封长信。信中说她近两个月来一直在问一个男人睡觉。而她并不爱那个男人（睡觉纯粹出于瞬间涌来的性欲），爱的仍是丈夫，叫他不要再找她。如此茫然怅惘之间，加纳克里他邀他同去希腊的一座孤岛。正准备行装，舅父前来向他授予事业成功的秘诀：凡有疑难应从最简单处入手，比如在合适的场所观察行人面孔，答案自在其中。他立刻如法炮制。观察至第十一天，忽然见到一张以往在酒吧见过的一张男子的脸，“有什么触动了神经”，他旋即尾随而去，在一问废弃的黑屋子里将对方打得半死不活，对方却冷笑不止……
《奇鸟行状录》（以下简称《鸟》）的时间背景是1984年，创作时间应在1993～1995年。当时作者正旅居美国。就是说作者是站在美利坚大地上来遥望来审视日本这个岛国的。“简言之，日本看上去更像是翻卷着暴力漩涡的莫名其妙的国家”，是“扭歪变形的空荡荡的空屋”，是“空虚的中心”。（沼野充义语，文学界）1995年10月号）这点对我们理解作品或许可以提供某种启示。整部作品获第47届读卖文学奖。文学评论家丸谷才一在1996年2月1日的《读卖新闻》上就此撰文，称赞《鸟》“尽管近结尾部分不无紊乱，但仍极富魅力，若干小故事纵使收入《一千零一夜》亦不逊色，堪称奇才之作”，“给我们的文学以新的梦境”。的确，作者在《鸟》中再次淋漓酣畅地发挥了其编织故事驾驭虚实挥洒文字的气势与才华。如果说《世》是其青年时代平地筑起的一座寒气逼人的摩天冰峰，《鸟》则是其步入中年后向所谓文学极限全力发起的一次冲击。小说出版不久即被《朝日新闻》连续几周列为十大畅销书之一，甚至榜首。
三
以上我们大致浏览了村上小说世界里的风光，下面准备多少深入地剖析一下其深受读者喜爱——有相当一部分人达到痴迷的地步——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村上文学的艺术魅力所在。我想不妨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于他作品的现实性，包括非现实的现实性。在我们中国读者看来，村上作品可能不无费解之处，但对于日本读者尤其青年读者来说，则很多是他们身边的事和他们所熟悉的事，而觉得村上说出了自己想说想写的东西，甚至认为村上在小说中以恰如其分的语言道出了其人生每一阶段朦胧的苦恼，是再现自己人生的“装置”，很有现实性。
其现实性首先来自现实主义手法。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奥野健男1989年在《产经新闻》撰文说：“《挪威的森林》这部最近流行的青春小说，通篇没有矫揉造作之处，或者说没有为讨女孩子欢心而装腔作势的伪善笔法，使我感到心情愉快。”作者自己也再三强调《挪》“是现实主义小说，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Eureka》1989年临时增刊号）他早就想以现实主义笔法写一部“足以让全国少男少女流于红泪”的“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文学界》1991年4月临时增刊号）关于具体做法，作者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尽可能让作者同读者处于并列位置”，“而若视线从上往下，作品是绝对不会有说服力的”。“我写作时，总有一种想把自己的悄悄话讲给某处一位朋友的心情，理解的人自然理解。”（《文学界》1985年8月号）这就是说，作者竭力回避高人一等、以已度人的说教态度，而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并且同其保持一定的距离，阅读中我们不难察觉，作品中甚至找不出一行对除“我”以外之人的心理描写，“我”也很少表现自己，不声嘶力竭地强调自己的主张，更不声色俱厉地训斥别人。作者绝不允许“我”踏入别人的精神领土和私生活禁地。不妨说，村上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主人公从不强调自己与众不同，总是说自己如何“普通”——生在普通的家庭，上的是普通学校，过着普通的生活，结交普通的女孩（当然主人公都是不普通的，但其不普通是借别人之口说出来的，是别人眼里的不普通）。结果，这一自然而优雅的绅士加朋友般的态度，成功地使读者宽容而忘情地接受了小说中跃动的那颗孤独而真诚的心，使得无数青年男女不知不觉地融入书中独特的氛围，引发他们心灵的微妙然而深切的鸣颤。
作者的这一姿态尤其表现在对待书中女性上面。总的说来，日本文学有不正经对待甚至轻视女性的倾向，不少作品难以让女性心平气和地阅读接受。但村上作品不是这样。既没有对女性有意无意的歧视，也不对女性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女性在作品中是一个个独立体，而不是将她们作为把玩欣赏的清供，不是“味素”和附庸。男女之间无不保持适当的距离，没有日本文学中常见的那种黏黏糊糊拉拉扯扯啰啰嗦嗦的关系，即使性方面女性也是自主的、冷静的，不为男性所左右。而这基本切合日本当今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感觉，容易为她们接受，村上作品尤其大得女性宠爱，这恐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另外，村上很注重细节的真实，注重用小物件“小情况”体现现代社会的现实性。如超级市场里的商品名称、电冰箱里的食品名称、唱片名称、洋酒及饮料名称，以及笑时嘴角咧几厘米，杯里剩的酒有几厘米，口袋里零市有几枚，看啤酒易拉环看了几分钟，思考问题思考了几秒……再如描写人物不写其五宫长相却一定指明缺了一只小指或脸上有2厘米长的伤疤……如此不一而足。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视之为社会风俗史、商品流行史。正像村上在《舞》中借主人公之口说的那样：“其近乎病态的详细而客观的叙述，对研究人员想必有所帮助——城里一个34岁独身男性的生活光景在其眼前历历浮现出来。虽说没有代表性，毕竟是时代的产儿。”可以说，日本当代作家中如此关注、拘泥细节的人还不易找出第二个。作者自己也说过：“我的确非常喜欢日常生活中无所谓的细节性风景，非常喜欢观察各种各样的人是怎样通过这些细节同世界发生关系，以及这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是怎样得以成立的，对此非常有兴趣。……而一个人的状况必然在这些细小的生活场景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文学界》1985年8月号）这类细节的刻画入微，进一步使作品获得了现实性。同时不难从中看出一种现实或作者的一个观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除了细节，我们还能有什么、还能做什么呢？
现实当然是沉重的，但作者不愿意把这种沉重直接硬邦邦冰冷冷地摔给读者，而是通过这类细节以至细节中的小物件、固有名词来予以淡化、戏谑化，从而使读者暂时得以从现实的重负下解脱出来而惬意地栖身于村上营造的小酒吧中。
当然，小说也很现实地写到裸体、写到性，有的还颇具体，这在外国小说（何况像《挪》这样的爱情小说）是不足为奇的。作者自己一次这样回答记者：“我是想把它写得纯净些的。生殖器也好性行为也好，越现实地写越没有腥味。”（《文学界》1991年4月临时增刊号）的确，书中这类描写大多并未给人以低俗煽情之感，而往往带有水到渠成的浪漫氛围或童心未混的青春感伤。写性其实是从《挪》开始的，也主要表现在《挪》中。《挪》之前的《风》、《羊》、《世》中很少涉及。《挪》之后的《舞》和《鸟》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