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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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为什么江南的佃农特别多？
1937年在金陵大学（现今南京农业大学）任教的卜凯（John Loosing Buck； 18901975），发表一套重要的农业调查报告：《中国的土地利用》。这是他在192933年间组织的大规模农户调查，涵盖22个省、168个样本点、38；256家农户。这是二次大战前最完整的农业普查，至今仍是不可或缺的资料。卜凯的夫人赛珍珠（Pearl Buck，18921973），是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大地》（1932）得过普利兹奖。
卜凯（John Loosing Buck； 18901975）：《中国的土地利用》
卜凯调查资料中的地图3，是各省县的佃农比例。整体而言，长江以北各省的佃农比例，大约是10％20％，但在长江以南，除了云贵的27％，都在40％50％之间。为什么偏远的西北省区，佃农比例只有8％，而较富庶的四川有49％、江浙湖广有42％、两广有47％？不是较穷的农民才佃耕吗？为什么这个统计和我们的常识相反？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愿意当佃农？最常见的说法是「贫迫卖地说」（debtsales）：生活穷困农民被迫卖地，转向地主承租耕作。其实影响租佃率高低的因素很多，例如景气的好坏、湖泊或海埔新生地的开发、省际的移民、农业经营模式的改变。贫迫卖地说，其实只是地权变化的次要因素。再说，大江南北各省的地理、人文、经济条件差异很大，若只用贫迫说来解释租佃比例的差异，反而会忽略更重要的因素。
大体而言，江南与华北有几项较明显的对比：（1）江南较富裕，人口较稠密，单位面积的农产量，约比华北高15。（2）江南的气候较稳定，华北的天灾（旱、洪）人祸（战争）较频繁。（3）江南水路网较发达，运送农作物较低廉方便，而华北只有几条东西向的大河，运输以陆路为主。（4）江南的富庶与运输效率，有益工商业的繁荣，华北相对地较朴实平淡。
卜凯的夫人赛珍珠Pearl Buck（18921973，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
为什么贫迫说会占上风呢？因为从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报章文字的讯息，大都描述可怜的农户受到高税压迫，产品卖不到好价格，父亲留下的几亩地被诸子均分，每人只得到几亩小地，又常碰到水旱天灾与战争人祸，卖地卖身的事时有所闻。尤其是左派的作家与社会学家，常举实例深刻描述农民卖地典妻鬻子的惨事，更让贫迫说深入人心。
有人反驳说，江南与其它较富庶的地方，因商业发达而造就不少富商，这些人衣锦返乡后，通常大买农地保值。但他们又不住在农村也不耕作，因而造成租佃比例增高。相对地，华北与偏远地区的商业较不繁荣，资金较缺乏，不容易像江南一样购地出租，大部分的土地所有者都亲自耕种，只有真贫困的人才去当佃农，佃户比例自然较低。华北的商业机会少、资金不足，土地较不容易买卖换手流通。简言之，贫迫说在华北与偏远地区是合理的解说，但对江南富庶区就不适用。
为什么江南的农地出租率较高？对那些「不在地的地主」（有钱的城市人在农村买地）来说，雇工耕种不如佃租出去，只要在年底收租反而省事。江南以稻米为主，很难大规模耕作，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不在地的地主因而有较高的动机把耕地佃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农民租佃土地可以扩大耕作规模，并非因生活贫困才被迫承租。相对地，华北以自耕为主，租佃市场较小，土地商业化的程度较低，经济不够活络，农民的生活较苦，无余力外租土地扩大耕作规模。
此外还有几项外在环境的变化。明初（1400）到清末（1900）之间，人口大约增加4倍，但耕地只增加3倍，平均可耕地的面积缩减。除了水旱蝗之类的天灾，还有太平天国之类的人祸，造成明清时期「超省际」的大量人口流动（移民潮）。各地生活困难的人口，必然往富庶的四川和江南迁移。大量的外省移民，在初到的几年间，很难有钱购地自耕，通常是先租地佃作。这是古今中外常见的现象：富庶区的租佃比例必然较高，犹如纽约、东京、台北的房屋市场，租赁率必然高于农业地区和偏远地方。
为什么江南会有这么大的移民吸纳力呢？有一项重要的手法：围湖创造新生地，例如洞庭湖的面积，就因民间大幅度围湖而缩减，失去调节长江水位的重要功能。有了新生地，自然产生大量可以出租的耕地。围地活人是华北不具备的条件，而这是江南佃户大增的主因。江南土地的另一项吸引力，是灌溉率较高：平均有70％的农地可以灌溉，而华北农地平均少于15％。
另一项观察，是在经济繁荣时期，江南商人赚钱买地，此时的租佃率会大幅提升。如果贫迫说成立，情况应该会相反：在景气低迷生活困难时，农民被迫卖地转为佃农，造成租佃率提升。同样的道理，景气繁荣时，江南的地权会更集中，但不一定要从穷人手中收购，富人投资新生地的开发，速度快成本更低还更省事。
民间的印象是佃农的生活较自耕农困苦，这在华北或许是常见的事，但华南的情况正好相反：华南佃农的生活水平，平均而言好过华北的自耕农。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大家的印象是美国黑奴生活很可怜，主人不人道，又超时工作。其实正好相反：现在有明确的证据显示，黑奴的卡路里与蛋白质摄取量，好过欧洲的一般平民，甚至比贵族还高。
如果我欠银行很多钱，房子也是租来的，千万不要以为我的生活很可怜。其实是要相当富有，才能有机会欠银行钱、才有资格破产。2009年8月，台北富商孙道存欠国税局3亿，但他名下无财产，房子也是租来的。他生活奢华，不知道总共有几房夫人，一点也没贫迫的样子。江南的佃户说不定也有不少富人呢！
参考书目
Shepherd； John （1988）： “Rethinking tenancy： explaining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 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0（3）：40331。
15杀女婴
听到某位孕妇流产，我们会替她感到婉惜。听到新生儿夭折，那还得了：没来得及喜悦就遭逢变故，一年来的辛苦孕育前功尽弃。其实还有更可怕的事：受迫于粮食或各种原因，必须狠心结束幼年骨肉的生命。这些事古今中外都有，缺粮时期尤其容易发生，中国史上较特殊的现象是杀女婴。宋朝苏轼写过这类的事：饥馑时若家里已有男孩，父母会在冬天冷水里，闭紧双眼溺杀女儿，增加男孩的生存机会。
8岁前夭折者（因病或人为死亡），通常不行葬礼，未婚女性过世者不列入族谱，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在掩饰杀女婴的惨事。对这种事知情者避谈，又无统计数字可分析，虽然知道民间有此习俗，研究者如何取得可靠证据呢？
1935年黄河在山东西南部发生严重水患，省主席韩复渠（18901938）展开大规模救灾，其中最重要的作为，是广设难民收容所，据以编写《山东黄河水患救济报告书》（2册），内含两项重要统计资料。（1） 1935年912月间，在难民营死亡的10；296人，他们的基本资料：姓名、性别、年龄、原籍、死亡日期与地点。（2）同一时期出生的3；392位新生儿：父母姓名、母亲年龄、婴儿性别、出生地点、日期、父母籍贯。把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后，可以做出许多排列组合的表格，细节稍后详述。
养育过子女的人，大概有个共同经验：平均而言，男婴较易病痛看医生，女婴较体健少病。就人类的自然出生比例来说，通常是105（男）比100（女）；就平均寿命来说，女性的预期寿命高于男性。
然而山东难民营的统计，告诉我们相反的答案：夭折的婴幼儿中，女性明显大于男性。虽然没有杀女婴的直接证据，但诸多的统计分析结果，逐步地让我们从间接证据中，承认一个推论：在衣食无缺的难民营中，女婴的异常高死亡率，恐怕是人为的成分居多。现在终于能用计算机来分析大样本，间接证实汉文化的杀女婴习俗。以下解说1935年山东黄河水灾的背景，与难民营资料分析的证据。
韩复渠（18901938）
1935年的水灾，始于7月中旬的大雨，山东西南部靠近大运河的郓城和荷泽，先淹了大水。一星期后大运河决堤，淹没济宁地区。7月28日已有40万灾民，露宿运河堤防上。到了8月中旬，黄河的大水淹没所经之地，22万灾民涌向济宁火车站附近的收容所。此次受黄河大水影响的还有江苏、河北、河南三省，但以山东的情况最严重。山东灾民涌入邻近的河南，对铁路和城市造成很大困扰，中外人士积极捐献救助。
依据9月初的统计，山东的济宁、嘉祥、巨野、郓城、荷泽、鱼台等十个地方，总人口约3。6百多万，其中有2。3百万多是灾民（64。62％）。到了9月下旬，外送到各地收容所或难民营的灾民，只有27。17万（11。68％），另有2。85万人因老弱残疾无法离开，住在当地的收容所，还有1。87百万人（80。62％）需要协助（无人照管）。
这次水灾影响4省，国家的救助犹如杯水车薪，必须靠中外各界捐款。灾民送抵救助站后，先分送到学校与公共建筑内安顿。基本的原则是男女分住，百人到千人编成一个大单位，家人可定时会见，食物每日配给两次，成年人每月可领1。8元，每日有2餐，供应医疗与粮食。还提供娱乐节目，目的是要和当时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农村重建」配合，希望灾民返乡后能改变旧习俗：剪辫子、放缠足、识写字。
在韩复渠省主席的强势领导下，有几项重要的作为：（1）用铁路运灾民。（2）提供灾民教育机会，要求讲究卫生。（3）搜集灾民资料，出版两册救济报告书，一方面向外界宣传山东的政绩，二方面提供日后各省救灾时参考。
从这两本救灾报告，可以看出几项基本统计：（1）灾民来自78个县。（2）在有照料的难民营内，1935年912月间，竟然还有10；296人死亡；未得到照料者，死亡比例必然更高。（3）各县的死亡率相当平均，大都小于2％，只有省会济南的死亡率高于9％。（4）但前述的十大受灾县死亡率特别高，前三名是：济宁（26。5％）、嘉祥（19。3％）、巨野（17。9％）。（5）以月份来说，1935年9月的死亡率17。5％，10月40％，11月26。5％，12月15。9％。（6）死者中以幼童占大多数：11岁以下的80％，5岁以下的63。5％。（7）女性的死亡率51。4％，男性47。6％。（8）这3个月内，共有3；392名新生儿，籍贯遍及78个县，各县的出生人数相当平均：9月份的新生儿有259人，10月922人，11月1；040人，12月1；146人。
以下把重点放在婴幼童的死亡比例，以及母亲的岁数。从各项统计表格，得到两项主要推论：（1）愈年轻的母亲，愈有消除女婴的倾向，因为她们要把生育的资源与机会，留在日后生男婴。（2）同时有男女婴的母亲，在逃难的状态下，较倾向于留下男婴。主要的左证数据如下。
（1）先从年龄与性别，来看1935年912月间死亡的10；296人，统计上的几项分布。（a）在没有申报年龄的死者中（应该是刚出生者），女婴的死亡率是66。7％，男婴的死亡率33。3％，这违反我们的日常经验。（b）同样地，在2到7岁的幼童中，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