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此章的内容让人读得很辛苦，又没立即提出作者的对照性新观点。这是第二篇的理论架构，我认为过于晦涩，缺乏深刻说服力。
（3）第12章将近30页（23058），谈英国的产业革命实况，写得非常好，这是他最拿手的题材，统计图表尤其精采有说服力，我觉得12章和第2章是本书最成功的部分。
（4）但接下来的第13章，论中、印、日为何无产业革命，我认为这是一大败笔。他在最后一段的总结，解说中国和日本为何比英国迟缓：「有两项重要因素或许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在13001750这段期间，中日的人口增长比英国快。但是中日这两个社会的人口系统，和英国富裕人家相较之下，繁殖率较低。」他会这么说，是因为他在图13。4对比清朝皇族的生育率，远低于英国的富人，甚至在1770年之后，还低于英国的一般平民。
我觉得此章的内容太单薄，只用皇族（富人）的繁殖率，根本无法解释为何中国无产业革命。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1877）这本小说的开场白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克拉克用英国产业革命成功的架构，套在中国的个案上，等于是用幸福家庭的架构套用在不幸福的家庭上，而没有具体解释，这个不幸家庭的悲惨问题所在。克拉克的这种逻辑与方法完全不恰当。其实他只要从JSTOR数据库稍微搜寻一下，就可以在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这本期刊，找到Yifu Lin （1995）： “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d in China” 和Kent Deng （2003）： “Development and its deadlock in Imperial China； 221 B。C。 – 1840 A。D。”这两篇论文，说明中国为何没有产业革命，也可以知道他的论点，距离中国的史实有多遥远。
（5）第14章论产业革命对社会的长期影响，长达28页，其实都是简单易懂的图表，没有多大启发性。
第三篇（1517章）有两项明确的主题：（1）第15章解说1800之后，世界各国的经济成长状况，对比贫富国之间的惊人落差。图表与相片都呈现得很好，简明易懂，无可批评之处。（2）第16章以英国、印度为例，说明在18002000年这段期间，造成贫富国差距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贫国的产业生产效率太差。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应该没人有异议。但我认为应该还有其它重要因素，包括传统的因素如资本不够、教育水平不足这类的问题。
作者用15页（33651）的篇幅，详细解说为何穷国（以印度为例）的生产无效率，这个主题占全章的23篇幅。他在页35965又用7页篇幅，讨论一个类似的问题：为何穷国的劳工质量这么低？两者合计共22页，在一本正文377页的世界经济简史书中，以这么高的篇幅，详析印度棉纺业不效率的情形，在比例上实在不恰当。我也感觉到，克拉克在分析穷国生产不效率的状况时，他的文笔也跟着没效率起来。
第17章解说为什么富国、穷国会有这种大分歧的状况，我觉得内容平淡，有好几页（3605）太细节繁琐，缺乏吸引力。第18章是7页的总结，缺乏力道。他以日本为例（图18。1），反复说明所得的增加，并不会带来更高程度的快乐。他告诉我们：人类花了太多力气，追求不一定会让我们更快乐的事。这些说法学界早已知晓。
产业革命
这本书的制作精美，图表和相片很有吸引力也有解释力。我只发现表2。1缺了单位（应该是「百万」），以及页305第4行的一个错字（应是country而非county）。如果你的时间有限，我建议读较精采的第1、2、3、10、12这五章。我认为历史系和经济系的同学，可从此书学到不少经济史的知识。这本书对18002000之间的经济变动，解说得很好，但作者太重视产业、工厂这类微观（个体）层面的证据，过度把重点放在树木上，较忽视森林的结构与变动因素。我同时推介戴蒙的《枪炮、细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1998中译），来当作互补与平衡性的读物。
下篇
中国经济史的趣味
1汉人与牛肉
蒙古、新疆等地回蒙族的粮食，基本上是以肉食为主，因为从地理的结构来看，那些地带不适合农耕，而行游牧逐水草而居，所以畜肉产量相对地比农产品丰富，是主要的卡路里来源。
汉族的生活以平原和丘陵地的农耕为主，这种经济形态较容易养活人口。秦汉以后的中国，只要维持上百年没有战争或水旱灾，人口很快就激增到土地生产力不胜负荷的程度。人口一达到饱和点，土地就会被极度开发运用，产生与河道争地、围湖耕作的情形。土地过度开发的结果是：「开山开到顶，杀人血满井」，因为已经达到土地运用的极点，人口所需要的粮食，超过土地所能生产供养的程度，自然会有饥馑。强悍者起而聚众成匪，杀烧掳掠，官匪交战杀人无数。若压得下就罢，压不下就改朝换代，朱元璋不就是从饥饿的小和尚，抢杀出天下的吗？
中国的经济几乎都没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粮食产量跟不上人口增加量，一旦超过负荷，就靠天灾人祸来平衡。靠农业技术的突破来增加粮食，当然是解决的方式，但还是跟不上人口在承平时期的激增速度。在这个基本限制之下，只好在既定的农技水平之下，让每个单位（亩或甲）的土地，生产最大数量的卡路里，来养活众多的人口。
若以精耕的方式种稻，而且在江南地区能两熟的话，每亩地所能生产的卡路里，一定高于以同面积的土地，种牧草养牛羊所得的肉类卡路里数量。牛羊需要活动面积，也不能一年两熟，要获取十万卡路里的热量，种稻米要比养牛羊省地。在庞大的粮食压力下，种稻麦尚且不足以养活众生，哪有余地去养牲畜来当作食物？
在稻麦与畜牧争地的情况下，汉民族自然缺乏肉类蛋白质的来源，只能靠植物性的蛋白质来补充：豆类及其加工品，如豆浆、豆腐。但肉类还是人体所需，所以自然会去开发不占耕地的肉类资源：鸡鸭与猪。鸡鸭养在屋院，吃五谷与田地的虫螺；猪养在房舍边的圈内，利用人类剩余的粮食。总而言之，鸡鸭猪和人类是共生的关系：人以剩余的粮食与不占耕地的空间养它们，它们以动物性蛋白质回报。
以这种形态生产的肉量，当然不足以供应一般家庭的每人每天所需，所以会去开发另一类不占耕地的肉类来源：狗、蛇、蛙、鼠、鱼、虾。可是鱼虾也不是各地都有的天赐粮食，要有河湖才行。我大概是在胡适的《四十自述》里看到他说，安徽绩溪的平常家庭一年吃不到几次肉，有人用木头雕成鱼形放在菜盘内，挟菜时顺便碰一下木鱼，表示沾到肉类。不知实情如何，但这已凄惨地显示强烈的肉类饥渴症。
胡适（右）和胡先骕（左）
中原地区体积最大的肉类来源是牛马。中原与华南并不产马，汉武帝时尚且要到大宛买马，马匹是战争与国防的工具，自然不是一般的肉类来源；牛则是耕种的工具，在汉文化里通常以感恩的诉求来禁吃牛肉。但一旦牛马死了，最后大都还是祭了五脏庙。
虽然说因为畜谷争地，而使得肉类缺乏，但是富有家庭还是有能力消费得起，多以不与五谷争地的鸡鸭猪鱼为主。因为如果富室嗜吃牛肉，在承平时期会引起社会性的示范效果，中等家庭也仿效的话，就会有一部份的耕地被挪作畜养肉食用的牛。一旦发生水旱灾（而这是常有的事），粮食供应必缺，要把养牛的耕地转种五谷已来不及。所以这不是市场供需的问题，而是维持社会均衡的必要禁忌。
所以若民间有吃牛肉的习惯，一旦遇到粮食欠缺，就会有更多的穷苦人家饿死（因为粮价暴涨而无隔宿之粮），所以就用更根本的道德性诉求，切断民间对牛肉的需求：牛只耕田养活我们，不可忘恩负义吃它。这种道德诉求纳入宗教后，有效地压抑牛肉的需求。富有家庭就算有能力有机会，也不敢轻易吃牛肉，以免遭议论。这样的文化禁忌，有效阻挡畜谷争地的机会。
汉民族不吃牛肉的原因，还有其它诠释，我是以肉谷争地的角度来看。这让我联想起，为什么回教徒不吃猪肉。宗教性的解说是：猪是肮脏的动物，宗教典籍上禁吃四蹄和不分蹄的动物，而猪正好符合这种分类。我对不吃猪肉有另一种见解，曾经和人类学者讨论过，但他们不同意我的猜测。1984年左右，我到北非突尼西亚旅行一周，体会到沙漠生活的困难，也自以为是地理解到，为什么阿拉伯人不吃猪肉，以及为何会容许多妻制。
大部份的阿拉伯人在历史上是游牧的，在沙漠里最缺的是水与树林，所以燃料也必然稀少。我们都知道牛肉生食对人体无害（牛排馆供应血淋淋的牛排），而猪肉若不煮熟，很容易致病（医学上很容易解说）。在燃料缺乏的地区，以阿拉伯人的烹调习惯（肉类很少切丁切片），猪肉大概引起过不少麻烦。
阿拉伯人
一方面猪肉容易致病，所以被归类为肮脏的动物，二方面游牧民族在迁徙时，猪只的速度太慢而且不易管理，所以在教育不够普及、医学尚不足以理解细菌的时代，为了避免猪只对人群的危害，最根本有效的方式，就是用宗教的规定来禁绝。所以我猜测，宗教和文化上的禁忌，通常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对应的约制背景。相对地，猪在西洋文化的观念里，则是可爱的动物，卡通造型也从未丑化过它们。
另一项也是旅行时的领悟，同时也不拟与人争辩的议题是：为什么阿拉伯社会容许多妻制？听说现在法律已经禁止，但它的社会根源是什么？我的看法是：这是游牧民族的必要设计，道理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长，男孩的夭折率大于女孩，所以自然人口中的女性会稍多于男性（约105比100）。
游牧民族一旦碰到战争，男性的死亡率通常高于女性，死伤的通常是中壮年男子，男女比例更是失衡。支撑族群的壮丁若突然减少，那些老弱妇孺由谁负责？我猜测多妻制的起源，并不是鼓励齐人之福，而是每个男子有义务，要负担一位以上妇女及其子女的生计。后来有人能娶四位老婆，那是因为传统文化已能容忍富足者的夸耀。
再回来谈中国的粮食问题。春秋之前的战争，是贵族性的（百姓无资格参军），以制服对方为目的。战国中后期，商鞅在西方的秦国提倡军功，尤重首功（杀敌取首级），之后在几次东征中，采取了歼灭型的战争。以长平或马陵之战为例，都是杀人无数血流漂杵的消灭性战争。
为什么会改变形态？从前的战俘可以当奴隶，而现在秦国的农业已相当发达，不缺乏劳动力，战俘成为消耗粮食的负担，自然没必要保留。况且消灭敌国的壮丁，是接收该国最简洁的方式。大概从那时起，中国对人权的概念有了很大转变。究其根本的考虑，粮食与人口之间的紧张性，应是主因之一。不知道是李鹏或江泽民说的：美国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一直有意见，其实洋人不了解，在中国只要不饿死人，就够保障人权了。
西洋人说中国人是：陆上走的除了车子，天空飞的除了飞机，海里游的除了潜水艇，全吃。可见粮食对汉民族的压力有多大。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