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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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肥」（减除多余的就业人口）。但为什么没去做，或做不到？
东京大学的Fumio Hayashi（林文夫），和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Edward Prescott，运用古典成长理论模型，设计「反事实」的计量模拟，得到下列的显著数据。如果战前的农民，完全没有移往都市或工业部门的障碍，那么：（1）所得会从原本只有美国的13，大增到12。（2）每个工人的平均资本存量，在1940年时会增加1倍以上。（3）农村的就业人口，在1885年时会从64％减到40％，一路下滑到1940年时会少于25％。（4）农业部门的产值，反而会提高5％左右，因为把多余的就业人口「推出去了」，边际生产力自然提高。（5）农产品（粮食）的价格会明显上升，对农民的收入很有帮助。但从工业部门雇主的角度来看，粮价上升对经济发展不利。或许就是这项考虑，政府没有积极引导过剩的农业人口，移转到其它部门。
东京大学的Fumio Hayashi（林文夫）
其实从江户时期人民就可以自由迁徙，在农工部门间自由流动，官方从未禁止转业。所以农业部门的稳定就业人口，应该是自发性与文化性的。就像美国的Amish族，也是希望根留原地，不愿搬迁，不愿用现代化的技术，即使收入因而减少也在所不惜，这是自发性、宗教性的。日本的父权文化，倾向于要求长子继承家业，其余诸子可以自由离家择业。那么没有儿子的家庭怎么办？日本社会有一套补救办法：从亲戚中过继一个儿子，或在朋友、部属、优秀人才中找寻，入赘之后改姓，称为「婿养子」。
佐藤荣作（190175）与美国总统Richard Nixon
196472年间的首相佐藤荣作（190175），就是个显例。他父亲原本姓岸（Kishi），入赘后改姓佐藤。荣作的亲兄岸信介（18961987）也曾任首相（195760）。岸信介原本随入赘的父亲姓佐藤，后来被父亲的本家收作养子，改回本姓。1949年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汤川秀树（190781），他父亲小川琢治是地质学家，因入赘而改姓汤川。这种运用过继来解决问题的手法，在日本文化里是常态。例如德川幕府末期的将军夫人天璋院（笃姬），就是从九州岛萨摩藩一个分家的女儿，先过继给藩主岛津齐彬，再过继给公卿近卫忠熙，提高身分后才嫁入幕府当正室夫人（御台所）。
离题了，回来谈长子继承制。简言之，保守的农业部门，战前奉守「长子继承、诸子自由」的社会规范，使得农业的「总户口数」不变。但都市与工业部门，因为吸纳长子以下诸子的劳动力而增长。这是奇怪的现象：身体左边维持固定的体积，右边却一直增胖。其它新兴经济（如台湾），则是农业部门萎缩，工业部门迅速增长。
为什么1945年战后，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会急速下降呢？主因是1947年日本采用新宪法，也重新修订民法。最重要的是民法第24条，大意是说：对配偶的选择、财产权、继承权、住所选择权，法律应该从个人尊严的立场来制订。在这项精神下，家产的继承权有很大的改变：从长子单独继承，改为诸子平均继承。就算父亲有遗嘱，让长子继承所有家产，依据新的民法规定，长子最多只能分得一半，另一半必须拿出来分给诸子（女）。
日本农村每户的田地通常不大，所以只能由单子继承，如果由诸子继承，就会大家都不够生活。新民法的规定，让长子最多只能分得一半，那怎么够生活？所以长子就更没意愿留在农村，转而投入薪资较高的工业部门，或生活较舒适的都市。这些农户流失后，农业部门的生产力还能维持粮食的需求吗？没问题，因为战后的农耕走向机械化、精致化。如果真的粮食不够，还有丰富的外汇存底可以去外国买。
参考书目
Hayashi； Fumio and Edward Prescott （2008）： “The depressing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s on the prewar Japanese econom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4）：573632。
40筹设亚元圈要注意的几件事
Robert Mundell（1932）是199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被誉为「欧元之父」。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他说未来十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欧元区、美元区、亚元区（亚洲货币区）。中国和日本的外汇存底，早就排名世界前两名。20089年金融恐慌期间，美国政府拿着大笔国债券到中国说好话，要求协助减缓庞大的资金需求。
Robert Mundell（1932）是1999年的诺贝尔得主
中日韩三国与东盟（ASEAN）十国已在构思，能否和欧元区一样，共同使用单一货币，暂称为亚元（Asian Currency Unit或Asian Moary Unit）。亚元不是可以在超市购买的实体货币，而是根据亚洲13个国家的货币价值、国内生产毛额、贸易规模，依公式加权计算后，所制订的虚拟货币。人民币在亚元中的权重最高（约30％），日元其次（约20％）。
亚元的两项好处是：（1）强化亚洲各国间的贸易、生产与经济合作。（2）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减少因汇率波动造成的损失。亚元区的最早构想，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997年在东盟国家会议上提出的。为什么到了2009年底，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呢？亚洲各国的中央银行，对亚元的编制方法意见纷纭，对亚元的预期效果「还看不清楚」。主因是亚洲各国：（1）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2）缺乏共同的政治意愿。（3）缺乏有领导力的货币（「锚」货币），日元和人民币虽然逐渐强势，但仍比不上美元和德国马克的作用。
较悲观的看法，认为亚元只是个遥远的梦想。乐观者认为，亚元离我们愈来愈近。有一件事恐怕是错的：Mundell在2001年时说，十年后会出现亚元区。日后亚元若有机会成立，除了报章杂志分析的利弊得失，经济史上存在过的金本位、英镑圈、法郎圈、马克圈，它们的兴衰史也很值得借镜。以下要介绍的故事，是这类特定经济圈，在碰到全球性的恐慌时，可能会产生预料外的效果，这是筹组亚元圈时要先有的心理准备。
东南亚国协会徽
192933年世界大恐慌期间，全球贸易量大幅萎缩，几个主要经济圈（金本位圈、大英国协、东亚圈、美元圈），各自采用不同的策略，得到不同的效果。先看一个具体的数字变化：1929年元月时，全球贸易量约5；352百万美金。纽约股市在1929年10月底大崩盘之后2个月，全球贸易量急跌到4；857百万美金。再过1年（1931年元月），只剩下3；259，1932年元月时还有2；134，1933年元月的数字是1；788。换言之，4年内萎缩到只剩13。如果把这些数字逐年逐月画出来，形状就像一张蜘蛛网，但不是向外扩张，而是向圆心急速收缩，很像太空星球崩陷成黑洞的过程。十年后到了1938年，世界贸易量已大幅回复，但仍只有1929年的90％。
全球经济「覆巢」之后，各国的对策不同，但有个共同特征：逐渐形成区块化。意思是说，会依地缘关系或过去的殖民关系，组成各自的圈子，相互加强贸易。换句话说，这些小圈子会用差别关税、配额等手法，来排斥圈外的国家。简言之，1929年世界大萧条后，国际贸易变成区块化、圈子化，其中的三个大圈子是：以英国为首的大英国协圈、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金本位国家圈、由德国带头的中欧圈。主因有二：
（1）大恐慌之后各国保护主义兴起，在国贸方面的做法，就是用关税阻挡外货入侵，目的是保护本国产业与就业，美国在1930年通过的SmootHawley法案，就是个显例。相关的配套措施很多，例如对某些行业（纺织品）采取配额限制，或对某些国家采取差别性的关税。大英国协1932年在加拿大渥太华通过一项协议，对会员国采取关税优惠或免税。德国采取差别性的贸易政策，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影响力。
（2）国际金本位在1931年9月开始崩溃后，各国货币的汇率各自浮动，对商品报价和交易结算产生很大困扰。原本关系较密切的国家，各自结合成货币圈，例如英镑圈、马克圈、美元圈、金本位核心圈。结果是：圈内各国的币值相互稳定，但各集团之间的汇率则起伏不定。
区块化之后，集团内各国的关系密切化，相互融资贷款，圈内的各国产品容易进出，联合排斥非本集团的国家。换言之，这就像人际关系，正常时开放互流，遇到危机就组成派系排外。哪些因素会把哪些人聚在一起呢？（1）地缘近，（2）语言文化相似，（3）使用共同货币，（4）宗教信仰相同。景气变差时，愈和自己人贸易，反之亦然。
以下举实例说明这个现象。英国出口到大英国协的数量，从1928年的44％增到1938年的50％；从大英国协进口的数量，从30％增到42％。同一时期，法国和殖地与保护国之间的进口量，从12％增到27％，出口量从19％增到28％。德国和六个东南欧国家（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南斯拉夫），以及拉丁美洲的进口量，从17％增到28％，出口从13％增到28％。日本和韩国、台湾、满州之间的进口量，从14％增到39％，出口从18％增到41％（东亚共荣圈）。这是全球性的共同趋势。
同样的道理，1930年12月，斯堪地那维亚国家相互解除贸易障碍，目的是减少对德国经济的依赖。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小国，在1932年12月组成荷比卢关税同盟，互相免除关税与人员物资的进出管制。这等于是在各自的小圈内完全自由贸易。如果没有伙伴的，就各自去串联，例如19312年间，意大利和遥远的奥地利、匈牙利签署贸易协议。1934年美国和17个西半球国家，签署贸易互惠协议，但由于地理差距甚大，总贸易量并未大幅增加，要到1945年战后，才显示出这些协议的效果。
还有一个圈子，是中欧与东南欧诸国，他们还想维持金本位制，1931年11月在捷克布拉格举行会议，把多瑙河流域国家组成贸易集团。美国也和菲律宾、古巴、中美洲各国，以及加拿大、阿根廷组织美元圈，但效果都不理想。
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哪些因素会让不同的国家结盟？地缘性重要吗？语言呢？GNP水平呢？货币的相近性吗？答案如下。（1） GNP的水平很重要，这很符合常识：物以类聚，富人和富人来往，穷人和穷人做生意。（2）距离是最大的杀手：贸易原本就是要互通有无，距离远运费就高，自然影响意愿。（3）地缘的邻近性很重要：远亲不如近邻，地缘性会降低交易成本，增加贸易意愿。（4）原来的殖民地关系最重要，尤其以大英国协内的效果最明显。（5）共同货币圈也很重要：马克圈、英镑圈、金本位圈内的国家，因为币值相同，汇率稳定，互信度高。
从上述192938年间世界大恐慌的经验，来看今后筹设亚元圈的前景，上述五点恐怕都会构成障碍。（1）亚洲各国的GNP差异太大，硬要把穷国和富国聚在同桌吃饭做生意，恐怕场面不协调，也撑不久。（2）在今日的运输条件下，会员国之间的距离已不是重要因素，这项因素已转换成各国的关税壁垒、对外开放的程度。（3）会员国之间的宗教、文化、语言、心态差距过大，沟通协调的成本太高。（4）各国的货币不一，汇率浮动的差异度高，很难协调出互相接受的「亚元币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