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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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恶化？
医学界对流感的冲击，大都着重在流行时的威胁。现在经济学界提出明确的证据，指出流感的危害是长远的，提醒大家不要低估这个重要的面向：怀孕受胎时期的外在环境，会影响出生时的体重与成年后的各项健康。
1918年的流感，是从1918年的10月到1919年1月，只有4个月期间。约有13的怀孕妇女得到禽流感，所以在1919年6月左右出生的婴儿，有13可能在胎儿时期，透过母体间接感染了。Almond运用196080年间的十年普查数据（Decennial Census data），发现1919年上半年出生者，教育程度较差，身体残缺的比例较高，平均所得较差，社经地位也较低。
1918年6月至1919年3月的死亡人数（纽约、伦敦、巴黎、柏林，单位：千人）
但这项数据没有健康方面的数据，所以他进一步运用198496年间的Survey of In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SIPP）调查资料。这项数据共有25；169个样本，都是191523年间在美国出生，在此项研究进行时，年龄为60到82岁之间的人士。
我们都知道，战争期间出生成长的人，因为营养不足，日后的身高体重与健康较差。1918年的流感影响更明显：流感期间受孕出生者，在SIPP资料内的死亡率，是非流感期间受孕者的7至10倍。若用统计回归来表示，受流感影响的胎儿，日后在整体健康、听力问题、说话能力、举取对象、行走困难、糖尿病、中风这7项上，都系统性地表现较差，而且在统计上非常显著（99％）。
1918年的流感
若把这25；169个人的出生日期，分成1919年第1季（13月）、第2季（46月）、第3第4季，再做统计回归分析，结果更明显：在第12季出生的人，也就是在禽流感发生时受孕的人，上述7项健康指标都明显地差（99％显著水平）；而同年第34季出生者，这7项指标就明显地改善（也是99％显著）。
这项研究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增加对胎儿健康的投资。长期而言，（1）这对全国人力资本的健全性会有帮助，（2）会减少许多慢性病的医疗费用，（3）减少许多社会福利开支。
参考文献
「禽流感专辑」，《科学人》2005年12月，第46期，页3760。
徐明达（2003）《病毒的故事》，台北：天下杂志。
Almond； Douglas and Bhashkar Mazumder （2005）：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and subsequent health outes： an analysis of SIPP da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95（2）：25862。
Almond； Douglas （2006）： “Is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Over？ LongTerm Effects of In Utero Influenza Exposure in the Post1940 U。S。 Pop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4（4）：672712。
Barry； John （2005）： The Great Influenza： The Epic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lague in History。王新雨译：《大流感：致命的瘟疫史》，台北：台湾商务（2006）。
Kolata； Gina （2001）： Flu： The Story of the Great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 and the Search for the Virus That Caused I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吉娜？科拉塔（2002）《流行性感冒：1918流感全球大流行及致命病毒之发现》，台北：商周出版。
16战争与国家的形成
大家都知道，15世纪之后西欧的经济快速成长，有一项重要因素，那就是「国家的兴起」。如果没有国家的资助，哥伦布怎么有能力、有机会去发现新大陆？如果没有国家的力量，重商主义怎有可能蓬勃发展，缔造出「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中世纪的庄园领主，从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来说，再怎么有办法都还是地区性的。美国休斯敦大学的Richard Bean教授，1973年发表一篇论文，说明战争形态的改变，是造成现代国家兴起的主因。
14世纪时战争形态的改变，使得盔甲型的骑士军队逐渐失去作用。15世纪中叶时，攻城用的大炮逐渐成熟，使得城堡也失去作用。15世纪下半叶，欧洲开始出现「常备军」。15世纪末时，军队的规模急剧扩大，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的税收大增，军队的经费也大幅增加。14501550年间，欧洲出现由中央政府掌控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
这些事件看起来独立无关，其实有密切的因果。（1）步兵的战斗效率提升后，小国寡民已不符经济效益；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在国防优势上比地方分权型的政府有利。（2） 15世纪中叶火炮广泛应用后，大幅提升「国家的最低效益规模」，减弱了封建领主对抗中央政府的能力。（3）西欧的封建领主在1500年时，几乎已经屈从中央政府，国王因而取得完整的课税权。（4）到了16世纪初期，军队的规模、政府的收入、政府对军队的投资，都大幅增长。16世纪末时，西欧不再是由领主割据的小国，而是被几个大型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德国）分治。（5）这种局面能维持好几百年，主要是因为在政治与军事上形成「新的均衡」。虽然各国之间大大小小的争战不断，但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主要国家的疆界很少改变。
为什么经济史学者会重视民族国家的兴起？因为这种权力集中化的趋势，对欧洲日后的经济成长很重要：只有在进入国家的层次后，海权与帝国主义才有可能。国家大型化之后有哪些优缺点？优点是：（1）可贸易的地区变大，增进人员与物品的流通性。（2）地大物博之后，可运用的资源较充足。（3）从前的封建领主，需要负担自己的防卫开支；军队国家化之后，有事时由国家调兵平息即可，全国的平均国防成本因而大减。（4）国家大型化之后，较不易被邻国欺侮并吞。以上这四点，可用一个概念来掌握：国家规模经济化之后，国防效益明显提升。
但为什么没有出现统一全欧洲的超级大国呢？主因就是「规模报酬递减法则」。国家的规模愈大，复杂度就大增：不同的民族、语言、宗教，都会造成管理成本大增。以1416世纪的运输条件来说，国家太大就会出现「鞭长莫及」的困扰：对远方或边境的掌握困难，超级大国反而成为沉重的包袱。超大型的国家就像超大型的企业，终究要分割才好治理；但如果国家的规模太小，容易被并吞。所以今日英、法、义、西、德、波诸国的大小，是长期经营之后的「最适规模」。
14001600年间，哪些因素决定国家的最适规模呢？Richard Bean认为关键因素就是「战争形态的改变」与「课税权力的集中化」。中世纪是地方性的分权（封建领主），以及非现代市场性的社会（小范围内的商品交换）；主要的武力是骑兵，只要能发挥防卫功能即可，不需耗费大笔资金来装备、大量养兵备用，这是小型政府喜爱的军队形式。
城堡型的厚石建筑，已足够防卫步兵与骑兵，如果打不进城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围住它。有时围城好几年，城堡内的粮食不足只好投降；但围城者也有补给上的困难，所以这就成了非军事问题，而是备战能力的问题。
法国的Carcassonne城堡
到了15世纪中期，火炮改变了这个局面。144950年间，法国的查理七世在369天内，攻下60座城堡。这种炮兵的装备，需要许多资金与专业训练，必须在国家的层级才可能拥有，封建领主的城堡守势因而瓦解。而要养这些昂贵的新型军队，必须先有能力征用社会的剩余资源，也就是掌控课税的权力。
火炮攻城堡
若以国防军费占GNP的百分比来说，罗马帝国时约为6％，中世纪的欧洲约1％；16世纪时约2％，18世纪时是6％至12％，美国在第二次大战后约为10％。这些高额的军事开支，当然要靠国家的课税能力。大体而言，15世纪末期，英法两国平均每人的税负额大约加倍，西班牙约增10至20倍。
这些税从哪里征课呢？中世纪国王有自己的税源：皇家土地的租金、封建领主税和各项关税。打仗时，有钱人可以付钱请人代役，这也是国家的收入来源。此外英国有羊毛税、西班牙有牧羊人税、法国有食盐专卖税。这些项目在战时都无法增加，所以国家有时被迫铸「劣币」来赚「铸币税」。此外还有财富税（所得税）、消费税、人头税。如果还不够，那只好向犹太商人借；日后若还不起，就抄犹太商人的家，没收财产，驱逐出境。
这些税源太纷杂，用指数来表达较简洁。以英国政府从每个国民所课的税为例，若15059年间的税收指数为100，那我们会看到142238年间的指数是59，145461年间是43，14825年间是52。一个世纪后的大变化是：15981603年间的指数大幅增至123，1628年是143，1640年是148。
战争对国家财政造成多大的负担呢？英国爱德华三世时，在136970年间的战事里，花在陆军、海军、外交、借债、贿赂、赎金的总额，大约占全国支出的70％。亨利四世在141322年间的战争里，花掉国家总预算的23，以及他个人在法国的财产收入。亨利七世时，在14851509年间的战争里，只花掉和平时期预算的一半，这是最节省的。
伊莉萨白一世执政的最后5年（15981603），战争花掉政府总支出的34。西班牙Hapsburg王朝在15726年间，也花了预算的34去打仗，真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如果军队没有国家化，政府的税权没有集中化，上述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这就是战争开销、国家形成、税权集中三者之间，在西欧的交互关系。
我对明代北方的边防经费（也就是九边13镇的粮饷开销），做过一项研究，主要的数字与结论如下。边镇粮饷是明代国家财政的一大负担，边防与财政危机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有人说「明代亡于边防」，以《万历会计录》（1582）卷1729为例，13边镇官军与粮饷的编制，在万历初期（1570年代）有官军人数近70万，军费高达8百多万两。这8百多万两，是万历六年太仓（国库）拨给各边镇年例银总额的2。57倍左右，是同年太仓银库收入的2。25倍左右。边镇粮饷对国家财政的耗竭，并不亚于钱穆所指出的三大项：内府、宗藩、冗官。
嘉靖27年（1548）到万历45年（1617）之间，从太仓（国库）所支付的军费银两数，占太仓岁出银两数的百分比，以万历14年（1586）的53。37％最低。只有两个年份低于60％；有3个年份在60％ 70％之间；从万历18年（1590）之后，都超过85％，甚至有高到97。25％者（万历40年）。分析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边防军费占国库支出的比例之后，我得到三项结论：（1） 13边镇粮饷是国家财政危机的主因；（2）若无边镇的负担，政府的财务结构应该会有明显的改善；（3）若无北虏的侵扰，明代中后叶的经济会有更好的荣景，朝代的寿命也能显著地延长。
参考文献
Bean； Richard （1973）：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nation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1）：20321。
North； Douglass and Robert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刘瑞华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台北：联经，待刊）。
赖建诚（2008）《边镇粮饷：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