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爱的边缘:从白天到夜晚-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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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民说：“她是来接受改造的，不讲条件。”说罢，乡民就走了。
李凿子看着眼前的女人，嗫嚅着不敢说话，半晌挥挥手说：“屋里去吧，炕上歇着。”
大唤就跟这个矮巴巴的男人进了屋，一个黑屋。
大唤与李凿子住对面屋，中间隔着锅灶，两个屋都没有门，只有两帷粗布门帘。李凿子在那屋大声放个屁，大唤在这屋听得一清二楚；大唤在这屋咳嗽一声，李凿子在那屋也听得一清二楚。大唤知道李凿子是个光棍，内心又惧又怕，但她不敢去生产队找干部，她的身份是接受改造，人家让她干啥她就得干啥。
大唤蜷缩在屋角，委屈地哭了一个晚上。想想自己破败的家庭，想想两个儿女，又想想杨师傅……此刻，她最想的还是杨师傅，杨师傅给了她一切，又破坏了她的一切，她对这个年龄不大的男人有了异样的情感，她为这情感付出了自己的所有，而他会跟她生活一辈子吗？大唤不敢深入去思想，未来在她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和未知。她必须先打发眼下的日子，然后回到城里与杨师傅团聚。
大唤烧饭没有粮食就跟李凿子借，没有柴禾也跟李凿子借。大唤说：“要等秋后的工分算下来，才能有钱还你李凿子。还有房租钱，还有油灯钱（乡下没电），还有水钱（大唤每天用李凿子从水井里担来的水）……”
李凿子笑眯眯看着大唤说：“算了算了，我一个大男人怎好跟你一个娘儿们儿家斤斤计较呢。”随后，李凿子就给大唤讲了一个荤笑话：“有一个光棍老汉，想女人想得红了眼，有天就在集市上对一群娘们喊：‘俺老汉，77，从来没见过老娘儿们儿……谁要让我看，7匹绸子7匹缎。’一群娘儿们儿吓得四散而逃，只有一个娘儿们儿大胆地留下来，她对老汉说：‘你站在桥上头，我蹲在桥下头，你看好啊，说话要算话。不一会儿，这个娘儿们儿就跑到了桥下。老汉猫腰看了一会儿，说：‘榆树林，红大门，里面住着个小红人，下点蒙蒙雨，打个小霹雷。’……”
大唤的脸忽然红起来。
李凿子斜眼打量着大唤的脸说：“女人嘛，就那块肉让人馋。”
大唤的脸更红了。她跑出屋外，在野地里转了半个晚上。她不敢回屋里去，她知道李凿子的用意，让她害怕的用意，一旦在她的身上实现，她将对不起杨师傅。她走啊走啊，哪里黑她往哪里走，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李凿子带两名生产队的民兵追了上来，他们将大唤押回到李凿子的院里，厉声斥责大唤：“你这个坏分子，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就甭想返城。你以为李凿子是什么人？李凿子是我们的老贫协。”转而又对李凿子说：“她再跑，我们可不管追了啊，一个大男人看不住一个老娘儿们儿。”
这晚，李凿子没睡觉，一直听大唤屋里的动静。后半夜，大唤的屋里传出了酣声，李凿子撩开门帘悄悄钻了进去，待大唤醒来，李凿子已经趴在她的身上了。大唤又叫又喊，李凿子死死抱住她说：“你归我管，我想把你怎么办就怎么办。”
大唤“哇”地放出哭声，哭声在夜空回荡。
一年以后，大唤返城的时候，给李凿子生下一个女孩。大唤一眼也没看那孩子，她只想快些见到杨师傅。
大唤心中的杨师傅，对大唤已不如从前那般亲切，他知道了大唤在乡下的一切，大唤伤心地说：“我是为了你才到了乡下，为了你才遭受这一切羞辱。”
当大唤意识到杨师傅要甩掉自己，就哭闹着来到结巴厂长那里，结巴厂长说：“他姓杨的敢……敢不要你，我就敢……敢开除他。”话音掷地有声。
杨师傅自然不敢轻举妄动，稀里糊涂就和大唤成了一家人。每逢安静下来，杨师傅想起当初那件恶心人的事情，就不由长叹：“酒不醉人人自醉啊！”
大唤比杨师傅大8岁，认识她的时候，杨师傅还是个孩子。
……
一个月的暑期很快就过去了，蓉儿在工厂混了十几元钞票，又听了一肚子故事。她眼前的人生忽然变得混乱而不可思议，生活不是老师教给的样子，也不是爸妈指点的样子，生活永远以难以预料的面孔在前边诱惑着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走进生活接受它五彩缤纷的现实。
蓉儿把工资交给杜小兰的时候，杜小兰将钱举起来在太阳底下晃了晃，兴奋地对蓉儿说：“妈要用这钱给你做身新衣服。”
蓉儿说：“我想吃鱼。”
杜小兰说：“吃啥鱼呀？”
蓉儿说：“吃海鱼。”
杜小兰犯难地说：“咱这鬼地方哪有卖海鱼的，过年才供应几斤，等着吧，等着过年吧。”杜小兰说着把钱揣进了衣服口袋。
蓉儿看她装钱的动作很可笑，蓉儿突然对母亲这动作厌恶起来。
第二十九章 解不开的结（1）
黄启蒙的眼前是一片眩色的世界，他被这眩色的世界诱惑着吸引着不知所措。在这眩色的世界里，他感觉到许多东西，使他情绪激动而又心烦意乱的东西。他知道这情绪来自那天上午宣传部长与他的一次谈话，自从剧本《赤脚红医》获得成功，黄启蒙已经作为县城的笔杆子被县委重视和培养，黄启蒙自然而然成了写作工具。
宣传部长在县委的一间会议室里接待了黄启蒙。黄启蒙有点受宠若惊，虽然在这不大的县城空间里，黄启蒙认识县委的所有领导，领导们也知道医院里有一位医术不凡的主刀医生，但那毕竟是彼此的相知相熟、见面打招呼点头而已，一切都随便随意。现在，他被宣传部长正儿八经找来谈话，谈一个重大题材，一个令黄启蒙兴奋的题材，他不能说自己驾驭不了，即使驾驭不了他也要全身心投入。宣传部长显然满意黄启蒙的爽快，第二天，县委派了一辆吉普，宣传部长带着一位宣传干事和黄启蒙一道去实地采访。
榆树乡位于县城的北部，解放前曾是盗匪出没的地方，也是战略要地。日本鬼子攻打热河的第一枪，就从这里鸣响。三四十年代，从延安来了一男一女两位共产党员，到榆树乡搞地下工作，这两位党员风华正茂，是一对夫妻，毕业于延安抗大。榆树乡反动组织猖獗，“红枪会”是一支由土匪恶霸组成的恶势力，这伙土匪无恶不做，敢杀敢抢，刀枪不入。两位党员深入榆树乡后，广泛发动群众，试图瓦解“红枪会”。不知谁走露了风声，一天深夜，“红枪会”将两位党员包围，残酷地杀害了这一男一女。
宣传部长要求黄启蒙将这两位烈士的事迹编成剧本，要突出女的，这对夫妻都是英雄人物，但女的是主要英雄人物。
追踪寻访，凡是60岁以上的老人都成为黄启蒙重点采访的对像，一天采访下来，黄启蒙收集了不少烈士的悲壮场面，他为这场面激动着亢奋着。但有一个细节，让他不知怎么处理合适。有位目睹当时场面的老人说：“那个男共产党已经从窗子里跳出来逃走了，女共产党仍被困在屋里。男共产党一路打枪一路冲锋，女共产党跃上窗子喊：‘快来救我！’这时那位男共产党又返回去救那位女共产党，两人最后都被‘红枪会’抓住了。”
按照正常的艺术规律，这个细节应该是最见人性的细节，这是亲情达到极致的表现，可以被渲染得令人声泪俱下。黄启蒙把这个细节报告了宣传部长，宣传部长一听脸色就变了，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事情千万不能提，这事情一提，烈士身上的光辉就没有了。女党员视死如归，怎么可能让男党员回来救她？她当时应该这样：‘你赶快转移，我来掩护！’”
黄启蒙听完宣传部长的分析，连声说：“对、对。”
回来以后，黄启蒙就陷入了对剧本的构想之中。这么重大的题材，对他来说真是一次考验。虽说宣传部为他请了创作假，但几个开刀住院的病人他总不能丢弃不管，这样黄启蒙白天的时间仍是在医院里工作，只有晚上才能静下心来写剧本。
家里的一切杜小兰全部一肩挑了。
杜小兰俨然是一位能干的家庭主妇，她热爱着自己所干的一切，一心想让黄启蒙出人头地。她与黄启蒙结婚后，黄启蒙几乎没洗过衣服，有年冬天杜小兰阑尾炎开刀，黄启蒙洗了一次衣服，竟将袜子、口罩、裤头浸泡在一起，这事倒给杜小兰提供了炫耀自己的实证，在人们提到黄启蒙事业的成就时，杜小兰就把这细节复述一遍，末尾再加一句注释：“他不懂生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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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解不开的结（2）
生活还有哲学？！
有思想的人听了一愣，没思想的人听了哈哈一笑。
杜小兰也不管别人什么表情，她认定柴米油盐就是学问，是学问便有哲学，她深研着这哲学，尽心尽力干着家务，岁月悄悄流逝，一切都无声无息。
这天，杜小兰又在酒厂推了一车糟往家里走，她显得很吃力，没有一个人帮她。这是临近黄昏的午后，蓉儿仍在学校上课。按常理，杜小兰应该星期天去酒厂掏糟，至少有蓉儿帮她一把。可杜小兰在医院给酒厂一位小头头化验时，那位小头头给了她两张酒糟票，杜小兰一看日期，马上就要作废了。她可舍不得那两麻袋酒糟，于是她下午去单位打了个照面，而后就借了辆双轮车直奔酒厂，等她将两麻袋酒糟推回家，天色已接近傍晚。
黄启蒙正在屋里写剧本，他按宣传部长的旨意将那位女共产党员尽量刻划得尽善尽美，一切豪言壮语、英雄行为都可以集于一身。他煞费苦心地想着，正想得入情入理时，杜小兰在屋外大声叫嚷起来：“屋里有人吗？快出来帮我！”
杜小兰叫嚷的时候两手已经揪住了麻袋，她心急，巴不得屋里的人快出来帮她。
可黄启蒙偏偏灵感在即，不敢轻易放笔。等他写完一段话，杜小兰已拖着麻袋到了门口。
黄启蒙赶忙迎上去说：“我来！”
杜小兰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道：“整天当甩手掌柜，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我哪辈子讨饭讨到你家门口，喝了你家一碗米汤，这辈子还你来了。”
杜小兰越说火气越大，黄启蒙只好垂头丧气站立一旁，他这时才发现杜小兰对家务的心甘情愿暗藏着一股怨气。
杜小兰也不知道这股怨气是哪里来的，本来她的一切任劳任怨都是为了黄启蒙出人头地，可她在为家庭的努力中，经常有委屈袭上心头。这委屈就像夏日的阴云，说来就来了，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住。下午，杜小兰推着双轮车经过大洋桥，感到鞋里有沙粒，她用力把车推到桥头，脱下鞋子抖落沙粒。她的脚在空气中妩媚，几只好看的脚趾穿透袜子钻了出来，杜小兰用手扯着袜子，试图把露在外面的脚趾裹住，但那袜子无论如何也没有杜小兰想象中的弹性，她这才想起这双袜子穿了有七八个年头了。而她的丈夫黄启蒙从来也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