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狂人刘文典-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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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将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于他的评价。〃瞧不起〃沈从文的代表人物，就是刘文典。1942年上半年，刘文典、沈从文、朱自清、王力、罗庸等人曾先后接受国文学会的邀请，担任〃中国文学十二讲〃的讲师，举办学术讲座。但这似乎并没有〃澄清〃关于刘文典〃鄙视〃沈从文的传闻。
相反，刘文典〃瞧不起〃沈从文的传闻被人推演成无数个版本，四处传播。其中，最经典的不外乎以下两个版本：
其一是〃教授职称事件〃。
沈从文1939年到西南联大任副教授，仍然讲授〃习作〃等课程。到了1943年，西南联大讨论聘请沈从文〃为本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月薪叁百陆拾元〃 2 。这个教授薪水并不高，刘文典1942年在西南联大所拿的薪水是每月四百七十元。即便如此，在举手表决时，刘文典仍然拒绝为沈从文〃抬轿〃，并坚定地发言表示反对：〃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而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
他甚至还说，〃如果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那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其二是〃跑警报事件〃。
30年代末、40年代初，日军敌机频频侵扰昆明，警报一响，天下大乱，大家自顾抱头鼠窜，争相奔往可以隐蔽的地方。有一次，又遇警报声起，正在上课的刘文典想都没想，收起教具就带着学生冲出了教室。
跑着跑着，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原来那时候他最为钦佩的陈寅恪教授因为营养不良，视力严重下降。刘文典生怕陈教授忙乱中有个三长两短，赶紧带着几个学生，在人群中找到正茫然不知去处的陈寅恪，架起他就往安全的地方跑去，边跑边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快到学校后山的时候，刘文典忽然看到沈从文也夹杂在拥挤的人流中惊慌失措，顿时怒上心头。他顾不得自己气喘吁吁，冲到沈从文面前就大声呵斥起来：〃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啊！〃
沈从文比较了解刘文典的为人，也懒得与之争辩，独自走开了。但这件事情却被当时一道〃跑警报〃的人记录了下来，流传至今。
第50节：偶像陈寅恪（2）
其实刘文典并不是仅仅〃瞧不起〃沈从文。有一次，有人向他提起名噪一时的《激流三部曲》作者巴金，他想了半天，喃喃自语：〃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他一度还批评过茅盾，说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读〃，那个〃盾〃字通古汉字里的〃楯〃字，应该读〃shǔn〃。
凡是听过刘文典上课的人，都知道他喜好〃臧否人物〃，有时候骂起人来毫不留情，其实也未必有什么恶意，只是逞一时口舌之快罢了。非常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一点理解得最深的，竟然是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
刘在北大教古典文学，是充和的老师；说沈从文教书的月薪只值四块钱的，也正是他。一般人大都了解他那番狂言不过是自命不凡的表现，充和却觉得他的话引人发噱。更妙的是，刘文典因嗜鸦片，终遭联大解聘，时人大多认为都怪他平日太过托大，才遭此报应，充和却不这么想。充和会说，刘是个喜欢从心所欲的人，生活铺张，言语夸诞。他确实藐视充和的姐夫沈从文，但所有用白话写作的人其实都入不了他的法眼，连胡适在内。充和坚信刘虽然主见很强，却并无恶意。她还说，刘都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了，世人又何必正经八百地看他？
这段文字来源于美籍华人金安平博士的《合肥四姊妹》一书。金安平博士是著名史学家史景迁的夫人，所执之论当较为可靠。
还有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解放后，沈从文一度被〃打入冷宫〃，遭遇〃当红人物〃郭沫若的大肆批判。尽管刘文典对于沈从文的人生突变并未直接发表任何评价，但有一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间歇时在走道里遇到郭沫若，他斜着眼睛看了郭一眼，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走远了。
那时候，沈从文正在故宫里勤勤恳恳地当解说员。
〃教授中的教授〃
1958年，〃厚今薄古〃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6、7月间，中山大学历史系收到七十二篇批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论文，其中一半都是〃炮轰〃陈寅恪的。批评者最激烈的声音是，陈寅恪一向以〃教授中的教授〃自居，实际上是〃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的种族文化论者〃，与〃社会主义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陈寅恪，江西修水（义宁）人，189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算得上是名门出身。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支持戊戌变法，是被写进了中国近代史的人物。父亲陈三立，号散原，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合称〃维新四公子〃，戊戌变法失败后，精力主要用于诗歌创作，有《散原精舍诗集》传世。1937年8月8日，日军攻入北平城，正处于病中的散原老人拒绝服药、进食，两日后逝世。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陈寅恪，很小就能将《十三经》的大部分篇章倒背如流，被誉为〃神童〃。十二岁随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二十岁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高等专科政治学校就读，具备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最为精通。
仅此一点，就让内心孤傲的刘文典由衷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他平生只具备阅读英、日、德等几种语言的能力，而〃陈先生连波斯文、突厥文都会，跟他比，我还差得远哩〃！
因此，每当听到有人说陈寅恪的不是，刘文典一定气得吹胡子瞪眼，忍不住破口大骂：〃没长眼睛的狗东西！陈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大学者，是'教授中的教授'，闭着眼睛都能把你们撂倒，哪轮得到你们来教训他！〃
第51节：偶像陈寅恪（3）
〃教授中的教授〃，是解放前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公认评价。1925年，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大肆扩展，准备成立研究院国学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吴宓担任，决定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吴宓在国外留学时曾见过陈寅恪，对之一见倾心：〃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得见寅恪。当时既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3 吴宓不止一次对外宣称，〃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
对于这样的〃绝顶高手〃，当然不能不聘到清华来。但陈寅恪当时尚在德国留学，国内很多人并不了解他，吴宓就委托梁启超去找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梁启超与陈寅恪的父辈素有交往，对陈寅恪的博学与卓识早有耳闻，因此当吴宓找到他时，他二话没说就走进了曹云祥的办公室。
听明来意，曹云祥问梁启超：〃陈是哪一国的博士？〃
梁启超回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云祥又问：〃那他有什么著作？〃
梁启超回答：〃也没有什么著作。〃
曹云祥很为难：〃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那就很难办了。〃
梁启超有点生气，反问曹云祥：〃我的著作算不算多呢？〃
曹云祥回答：〃当然！〃
梁启超说：〃我可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继续留在国外吧！〃
就这样，没有学位文凭，也没有学术著作的陈寅恪进了清华园，并且顺利成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1930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后，陈寅恪又成为清华大学里唯一被中文系和历史系双聘的〃合聘教授〃，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而且学术成就斐然。在他的课堂上，经常能够见到清华一些著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等坐在台下毕恭毕敬听课的场景。
1929年年初，刘文典应罗家伦的邀请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很快就认识了被称为〃盖世奇才〃的陈寅恪。同年4月26日，罗家伦在回答上海记者提问时曾专门提到，〃计今年所聘教授讲师，如翁文灏先生之地学，哥伦比亚大学葛利普先生之物理学……刘叔雅先生之汉魏六朝文学……至于以前即在清华之教授，如赵元任先生在授音韵学，陈寅恪先生授佛经翻译及唐代西北史料，唐钺先生授心理学，叶企孙先生授物理学……总之，清华教授人选，总算是可以向学术界交代得过去。余聘教授，毫无门户之见，概以学术标准为衡〃。可见，刘文典、陈寅恪当时都是清华大学的〃招牌菜〃之一。
关于刘文典与陈寅恪的交往起源，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川考证认为，1927年12月17日，刘文典与朱自清、朱希祖、杨振声等人发起成立了清华中国文学会，〃估计在此前后，刘文典、陈寅恪二氏相识〃4 。在《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第一卷第一号上，就有陈寅恪的《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第三号上又发表了陈寅恪的《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这都是其早期重要的学术文章。
两人更深的交往应该始于1931年。这一年的秋天，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成立中国文学部、历史学部，在原有中文系课程之外，增设了一些研究课程，并由教授任导师，指导学生、研究生。其中，刘文典的指导范围为〃选学、诸子、中国化之外国语〃，陈寅恪的指导范围为〃佛教文学〃。两人同时还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担任部分重点课程的教学任务。从1932年6月起，《清华学报》设立学报编辑部，由浦薛凤担任总编辑，编委则有刘文典、陈寅恪、吴宓等人。
第52节：偶像陈寅恪（4）
由于授课、研究的接近及同系共事，刘文典、陈寅恪共同教了一些学生。作为考试委员、主席，两人出席过多次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的毕业考试，并曾共同指导过一些研究生5 ：
随着接触的频繁与了解的深入，刘文典对陈寅恪越发崇拜起来，〃陈寅恪到清华后，清华园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有文史方面疑难问题不能解决的，都向他请教，他总是会给以满意的答复〃6 。在清华期间，陈寅恪将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了佛经研究上，并为学生们开设了相关课程，其方法首先就着眼于校勘，〃虽沿袭清人治经途术，实汇中西治学方法而一之〃7 。
可能正是因为受到陈寅恪的影响与启发，刘文典开始深度接触佛教经典，并曾专门到北京西山碧云寺读经，为日后校勘佛教典籍作了较好的学术铺垫。几年后，在炮火连天、书籍匮乏的西南联大，刘文典克服困难，励精图治，最终完成《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佛教典籍的批注工作。
那时候，刘文典最先想到的就是向陈寅恪先生报告这些成果，〃曾以战绩示寅恪先生，极承嘉许〃。
〃对对子〃风波
刘文典与陈寅恪交往过程中最经典的故事，莫过于〃对对子〃风波。
本来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事情，却被认为是向五四精神发起挑战，进而引发国内学术界的一场大论争。直到三十多年后，陈寅恪仍念念不忘此事，慨叹〃当时唯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思之不禁惘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