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文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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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几句话，把我惊醒了。正是我新近在北京农商部当了一名小办事员，大小是个官了。睁着眼睛一看，墙上挂着的月份牌，上面大书中华民国八年阳历二月，阴历正月。正是这大杂院里这位卖切糕的街坊大胡子骂得痛快，我该到部了，怎么还睡觉？
于是匆匆起床，将白泥炉子上放的隔夜水壶，倒着漱洗过了。头上戴了兜头线帽，围了一条破毡子旧围巾儿，锁门就走。
当个小办事员的人，决没钱买大衣。北京这地方又冷，不这么穿着不行。
出得门来，这冷僻胡同里的积雪，依然堆着尺来厚，脚在雪上踏着，唏唆作响。那西北风像刀割似的迎面吹过，把人家屋脊上的积雪刮了下来，临空一卷，卷成个白雾团子，然后向人扑来。任是围了破毡子，那碎雪还向衣领子里钻了来。我虽穿了一件天桥收来的老羊皮，不觉还打了两个冷战，鼻子出来的气，透过了兜帽的窟窿，像是馒头出笼屉，热气上冒。沿了鼻孔的一转帽沿。都让气冲湿了。心想：不过为了三十块钱的薪水，冒了这种风雪去办公，实在辛苦。
正想着，一辆汽车自身后追了上来，把地面上的雪烂泥浆，溅了起来，汽车两边就飞起了两排泥雨，溅了我一身的泥点。汽车过去了能奈它何？由那车后身窗子里望去，一对男女厮搂着，头挤在一起。那汽车号码是自用六零六，巧了，这就是我们总长坐着办公的车。不用说，车上那个男人是我上司赖大元总长。慢说我一个走路的人，追不上汽车去讲理，就算追得上，难道我还敢和总长去辨是非不成？
叹了一口气，只好挨着人家墙脚，慢慢走到部。
我们这农商部，在北京是闲衙门。闲的程度，略好于教育部而已。门口站的那两个卫警，夹了一支旧来福步枪在胁下，冷得只做开跑步走。我向传达室一看，那传达正在走廊下笼白炉子的火。他窗户上放了一架小闹钟，已到十点了。院子里除了满地积雪，并无别的象征。
那些花木，由雪堆里撑出枝枝桠桠的树枝，上面还堆了积雪，在高屋檐下，一点也不见响动，走廊地上倒有十几个小麻雀，见人来了，轰的一声飞向屋檐上，这不像衙门，像座庙了。
我是矿务司第一课的办事员，直走到东向角落的五进院子，才是我们的办公处。
北屋五大间是司长室，正中堂屋会客室。西面是第一科，科长在外面一间屋子里，几个科员也在那里列着桌子，我和另一个办事同三个录事，就缩在另一小屋子里。矿务司有个特别好处，尽管市面上煤卖到二十多元一吨，大同、石家庄两处的红煤，我们依然可以特殊便利一下，所以每间屋子里都把铁炉子生着火。这年头虽不像北京饭店有热气管子，所谓屋子里笼“洋炉子”，也就是人间天堂了。
掀开棉布帘子进了屋，早是满座生春，正中大屋铁炉子边站着两位茶房，烘火闲话，谈正月初一，和了个三元。看我进来，睬也不睬。我摘了帽子，解了围巾，掀帘进了第一课。铁炉子上放了一把白铁壶，水沸得正沙沙作响，壶嘴里向外冒汽。院子里的堆雪，由玻璃窗上反映进光来。科长陶菊圃是位老公事，他向例来得早。这时，在玻璃窗下写字台上，摊了一本木版大字《三国演义》，架上老花眼镜，看得入神。茶房早已给他斟一杯好香片茶，热气腾腾，放在面前了，陶科长虽然年纪大，炉子里的火生得太热，穿来的皮袍大衣，都已挂在衣架上。只穿了一件存在部里的旧湖绘棉袍子。
照例，小办事员和录事见了科长，得深深一鞠躬拜年。但我是新出学校的青年，这个恭维劲儿做不出来。好正是旧历年，行旧礼吧。因之两手捧了帽子和围脖，乱拱了几个揖。口里连称：“科长，新禧新禧！”陶科长两手捧下眼镜，向我点个头，又去看刘备三顾茅庐了。这屋子里除了科长，并无第二个人。那边小屋子是我们自己的园地了。同事们都比我早来了。两个录事，已在誊写公事。另一个录事和一个小办事员，在屋角里的小桌子上下象棋，我一进门，这两位同事，透着气味相投，一齐站了起来，拱手道着新禧。
我挂起围脖和帽子，问另一位办事员李君：“有什么公事办吗？”李君道：“没有什么公事，司长有一个星期没交下重要公事了。写的这两件公事，是阴历年前留下来的。”他口里说着，眼睛正是对了象棋出神。对方来了一个当头炮，挂角马，他正在想法解除这个难关。我也就不问他的话了，跟着坐下看棋。隔壁屋子里一阵乱，几位科员来了，全都向陶科长一鞠躬。尤其是一位二等科员范君，态度恭敬。马褂套着长袍，两手垂直袖子，站在陶科长面前，笑道：“正月初一，我到陶科长公馆去拜过年的。”陶科长道：“失迎失迎，孩子们闹着去逛厂甸。”范科员道：“回头我又到沈司长家里去了。沈司长太客气，留着我在他身后看牌，又是茶叶蛋，又是猪油年糕，只管拿点心待客，我还替他出主意，和了个断么平带不求人，不声不响的和个三番。”
陶科长笑了一笑，似乎记起一件事，走出屋子去了，立刻这屋子里热闹起来。一位科员佟君，首先放肆着。在报架上将当天的报放在公事桌上，笑问道：“老范啦，八小姐那里去过没有？喂！今天晚上好戏有《打樱桃》，又有前本《海会寺》，包个厢，到小房子里去约了八小姐来听戏吧？大家也好见个面儿。”范君也拿一份报回到公事桌上去看着，笑道：“谈八小姐呢，去年几乎过不了年。还是老马好，办自由恋爱，比我们这在胡同里胡闹的人经济得多，他还是一到部就写信。”
在他的对面桌上，有一位二等科员马君，拿一叠公用信笺放在桌上，抽起一张信笔瞎写。其实他不是写爱情信，是作篇剧评，要投到一家小报去登起来，题目是《新春三日观剧记》。正在谈论着，一位胡君进来了，在屋里的人都向他道着新禧。他是次长面前的红人，虽未能取陶科长而代之，但在本科，也可算位副科长了。他一面脱着皮大衣，一面问道：“科长没来吗？”
外面两位不理我的茶房，这时一齐跟着进来，一个接着獭皮帽子和大衣，一个又打着手巾把送将上来。佟君道：“科长早来了，刚出去。”胡君在衣袋里取出一支雪茄，咬了头子，衔在口里，那打手巾把子的茶房，便擦了一支火柴，来替他点着烟。他喷了一口烟，两指头夹了一支雪茄，高高举起来笑道：“我告诉诸位一件极有趣的事。我打了这多年的扑克，从来没有拿过同花顺，这次新年，可让我碰着了。花是黑桃子，点数是八、九、十、十一、十二，达到最高纪录，只差两张牌而已。”在屋子里的科员，全部轰然一声。
胡先生站在屋子中间精神抖擞，笑道：“这还不算，最有趣的，同场的人有一个人换到了红桃子同花和爱斯富而好，这两位仁兄拚命的累斯，一直加到一百多元，还是我告诉他们，不必再拚命，翻开牌来，我是要贺钱的。连赢带收和贺，一牌捞了个小二百元。”说着，口里衔了雪茄，两手连拍一阵。当时陶科长进来了，那些科员不便作声。只有这位胡科员来头大，并不介意，依然在屋子中间说笑着。陶科长笑道：“胡兄如此高兴，必有得意之作。”胡君连笑带比，又叙了一番。
我们这屋子里，显然又是一个阶级，那边尽管笑声沸天，我们这边，决不敢应他们一个字的腔。约十分钟，那位向科长作九十度鞠躬的范君走过我们这边来，我们也向他恭贺新禧。有的点头，有的拱手。因为他的阶级究竟还支配不了我们的饭碗，所以并没有人向他作九十度的鞠躬。然而他也无求于我们，只是微笑着点了两点下巴。我们有点瞧他不起，借着在桌子抽屉里找稿件，没有和他打招呼，他走过我面前时，恶狠狠的瞪了我一眼。但我没有和他贺新禧的义务，他也就过那边去了。
这时，那边屋子，又来了几位科员，我们这边，也增加了两名办事员。这两名办事员，一位是司长的小舅子，年纪十八岁，一个月也不到部一次，今天大概是为了春节假后的第一天，也来画个到。另一名是次长的堂叔，已经有六十多岁了，他来是常来的，来了照例不做事，科长向来也没有交过一件公事他办。他以为，侄身居次长，只给他一个起码官做，十分牢骚，常把他一口的家乡土话低声骂人。今天大概年酒喝得太多了，面变紫红，白色胡须桩子，由红皮肤里冒出来，又露出一口长牙，真不大雅观。
这两边屋子里，大小官员二十余人，各部坐着一个位子，或者用公用信笺写信，或者看报，或者口里衔了烟卷，眼睛望了天花板出神。比较坐得近一些的人，就喝着部里预备下的香片茶，轻轻的谈着麻雀经，其间有两个比较高明的，却是拿了报上的材料，议论国内时局。我们这边两位录事，将交下的公事写完了，到隔壁屋子里去呈给科长。今天也算打破了纪录，学着隔壁屋子里的科员，无事可做，我们也来谈谈天，忽然外面有人喊着“总长到，总长到！”立刻我们两间屋子里的空气，都紧张起来，这就是在北京做大官一点儿滋味。到了衙门里，便有茶房到各司科去吆喝着。那科长听了这话，立刻把老花眼镜取下，将衣架上马褂摘来穿起。外面屋子的茶房打了一个热手巾把进来，捧给陶科长擦脸。他接过手巾，随便在脸上摸了两摸，打开抽屉，取出几件公事，两手捧着走了。
这次科长离开，我们这两间屋子里谈话的声音，不是上次那样高，但胡科长还是神气十足，谈那打扑克的事。约摸有半小时，陶科长回来了，向大家点头道：“头儿走了，说是这两天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下午可以不来，下星期照常。”大家听说，轰然一声，表示欢喜，科长在身上掏出钥匙，把抽屉锁了，茶房已知道他要走，立刻取了皮大衣来给他加上。几位出色的科员，也不必彼此招呼，都去穿大衣。科长走了，范君首先高声叫起来道：“喂！下午来八圈吧？”佟君道：“不，今儿好戏，小梅和小楼合演《霸王别姬》，马上叫人去定两个座儿。”马君道：“老佟，你猜猜小余为什么不和杨梅合作？”大家谈笑着戏的消息，一窝蜂的走了。我们这屋子里的人，也回走了。只有我和一个李录事，因一盘象棋没下完，还在屋子里。
那个姓王的茶房回过头来，向里张望一下谈笑着道：“该走了。”另一个姓巴的茶房在外面屋里，整理零碎东西，答道：“忙什么？这屋子里暖和，多坐一会儿，家里可以省几斤煤球。”王茶房道：“可没了好香片。坐久了暖屋子，怪渴的。”我听了这话，推开象棋盘，便站起来，瞪了王茶房道：“你奚落我做什么？我们多坐一会也不碍你什么事。”王茶房道：“怎么不碍我们的事？你不走，我们不能锁门，丢了东西，谁负责任？”我喝道：“你说话，少放肆。难道我们当小办事员的人，会偷部里的东西吗？”巴茶房道：“你不打听打听，商务司第三科，前天丢了一件皮大衣。一个姓杨的录事，有很大的嫌疑。”他正收拾科长桌上的东西，仰着脸对了我们。
李录事跳上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