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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余秋雨散文精选-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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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徐渭我了解得比较多。从小在乡间老人口中经常听“徐文长”的故事,年长后细读了他的全部文集,洗去了有关他的许多不经传说,而对他的印象却愈来愈深。

他实在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充分国际可比性的大艺术家,但人间苦难也真是被他尝尽了。他由超人的清醒而走向孤傲,走向佯狂,直至有时真正的疯痴。他遭遇过复杂的家庭变故,参加过抗倭斗争,又曾惶恐于政治牵连。他曾自撰墓志铭,九次自杀而未死。他还误杀过妻子,坐过六年多监狱。他厌弃人世、厌弃家庭、厌弃自身,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重量,这就产生了特别残酷、也特别响亮的生命冲撞。浙江的老百姓凭着直觉感触到了他的生命温度,把他作为几百年的谈资。老百姓主要截取了他佯狂的一面来作滑稽意义上的衍伸,而实际上他的佯狂背后埋藏的都是悲剧性的激潮。在中国古代画家中,人生经历像徐渭这样凄厉的人不多,即便有,也没有能力把它幻化为一幅幅生命本体悲剧的色彩和线条。

明确延续着这种在中国绘画史上很少见到的强烈悲剧意识的,便是朱耷。他具体的遭遇没有徐渭那样惨,但作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后裔,他的悲剧性感悟却比徐渭多了一个更寥廓的层面。他的天地全都沉沦,只能在纸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残叶、怪石来张罗出一个个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让一些孤独的鸟、怪异的鱼暂时躲避。

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换人心,以丑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但它们却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而且把这冷冷地看当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它们似乎又是木讷的,老态的,但从整个姿势看又隐含着一种极度的敏感,它们会飞动,会游弋,会不声不响地突然消失。毫无疑问,这样的物像也都走向了一种整体性的象征。

中国画平素在表现花鸟虫兽时也常常讲究一点象征,牡丹象征什么,梅花象征什么,喜鹊象征什么,老虎象征什么,这是一种层次较低的符号式对应,每每堕入陈词滥调,为上品格的画家们所鄙弃,例如韩斡笔下的马,韩滉笔下的牛就并不象征什么;但是,更高品位的画家却会去追求一种整体性的氛围象征,这是强烈的精神能量要求在画幅物像中充分直观所必然导致的要求。朱耷的鸟并不具体在影射和对应着什么人,却分明有一种远远超越自然鸟的功能,与残山剩水一起指向一种独特的精神气氛。面对朱耷的画,人们的内心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阵寒噤。

比朱耷小十几岁的原济也是明皇室后裔,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他与朱耷都是“金枝玉叶老遗民”。人们对他比较常用的称呼是石涛、大涤子、苦瓜和尚等。他虽与朱耷很要好,心理状态却有很大不同,精神痛苦没有朱耷那么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与更广阔的自然有了深入接触,悲剧意识有所泛化。但是,当这种悲剧意识泛化到他的山水笔墨中时,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风格也就蔚成气候。沉郁苍茫,奇险奔放,满眼躁动,满耳流荡,这就使他与朱耷等人一起与当时一度成为正统的“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翠、王原祁)潮流形成鲜明对照,构成了很强大的时代性冲撞。有他们在,不仅是“四王”,其他中国绘画史上种种保守、因袭、精雅、空洞的画风都成了一种萎弱的存在,一对比,在总体上显得平庸。

徐渭、朱耷、原济这些人,对后来著名的“扬州八怪”影响极大,再后来又滋养了吴昌硕和齐白石等现代画家。中国画的一个新生代的承续系列,就这样构建起来了。我深信这是中国艺术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激流之一,也是中国人在明清之际的一种骄傲。

齐白石在一幅画的题字上写的一段话使我每次想起都心头一热,他说:

青藤(即徐渭)、雪个(即朱耷)、大涤子(即原济)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

早在齐白石之前,郑燮(板桥)就刻过一个自用印章,其文为:

青藤门下走狗

这两件事,说起来都带有点疯痴劲头,而实际上却道尽了这股艺术激流在中国绘画史上是多么珍罕,多么难于遇见又多么让人激动。世界上没有其他可能会如此折服本也不无孤傲的郑板桥和齐白石,除了以笔墨做媒介的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强力诱惑。为了朝拜一种真正值得朝拜的艺术生命,郑、齐两位连折辱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了。他们都是乡间穷苦人家出身,一生为人质朴,绝不会花言巧语。

我在青云谱的庭院里就这样走走想想,也消磨了大半天时间。面对着各色不太懂画、也不太懂朱耷的游人,我想,事情的症结还在于我们没有很多强健的现代画家去震撼这些游人,致使他们常常过着一种缺少艺术激动的生活,因此也渐渐与艺术的过去和现在一并疏离起来。因此说到底还是艺术首先疏离了他们。什么时候我们身边能再出几个像徐渭这样的画家,他们或悲或喜的生命信号照亮了广阔的天域,哪怕再不懂艺术的老百姓也由衷地热爱他们,编出各种故事来代代相传?或者像朱耷这样,只冷冷地躲在一边画着,而几百年后的大师们却想倒赶过来做他的仆人?

全国各地历史博物馆和古代艺术家纪念馆中熙熙攘攘的游客,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汇成涌向某个现代艺术家的欢呼激潮。现代艺术家在哪里?请从精致入微的笔墨趣味中再往前迈一步吧,人民和历史最终接受的,是坦诚而透彻的生命。

16、乱世流浪女

我对近年来逐渐公开的“文革”时期刑事案件特别感兴趣,因为那个时期历来被密密层层的政治案件充塞着,好像不存在刑事案件,其实当时的刑事案件很有研究价值,为我们提供了破读那段历史的另一条途径。

例如,作为几起盗窃案主角而一度震惊全国的女青年宋莲萍,就会让人产生很多感慨。

宋莲萍出身于河北省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那一年初中毕业,就没有地方上高中了。一九六八年被分配到内蒙古落户,临行前与父母争吵,便离家出走,也不去内蒙古了,开始了她的流浪生涯。

她的这个起点,就让我十分同情。一个中学教师家庭出身的女孩,居然无法完成中学教育,光从这一点,我就把她的个人悲剧看成社会悲剧。不让她读完中学倒也罢了,又不让她留在父母身边,如此年少却非要去内蒙古落户不可,这种先离散教学、再离散骨肉的政策,实在是触目惊心的恶业。与这种恶业相比,后来宋莲萍的偷盗,真算不上太大的过错。

宋莲萍的父母作为中学教师,当时的日子很不好过。上级下令让中学生中止学业到农村去,基本理由就是要割断他们与教师的联系,因为教师们天天都在课堂上“放毒”。放什么毒?据说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之毒。这种罪名压在一个教师头上已经受不了,何况他们夫妻是一对教师,分外沉重。对宋莲萍的父母来说,现在要从他们身边夺走的,不仅是学生,而且还有女儿,他们的心情怎么会好呢?他们和女儿不知该怪谁,只能在不知所措中天天抱怨。他们居然与女儿争吵起来了,具体争吵什么不清楚,但不难想象,那是一种极其酸楚的话语撞击,越是舍不得分开越是撞击得响亮。争吵中不知是哪句重话刺激了心气很硬的宋莲萍,她出走了。既然走出了家门,她就选择了流浪。

选择流浪,这在今天是一个漂亮的说法,但在“文革”高潮时期,根本做不到。流浪要有相对宽松的社会条件,要有随时都能获得施舍的物质可能,要有人人见到不明身份的外来人不惊不诧的心理土壤,但这一切,当时都不具备。幸亏她是一个十几岁的女中学生,不大像人们心目中的“阶级敌人”,才没有被抓起来。可是,举目无亲地长途跋涉在贫困的大地上,她毕竟饿坏了。

当她流浪到山西天镇县九庵庙时,已饿得气息奄奄,昏迷在草堆里,被庙中八十一岁高龄的老僧大默和尚救活。老僧武艺高强,每天清晨小施身手被宋莲萍看见。宋莲萍要拜师学艺,遭到老僧拒绝,她便以自杀相求,老僧只得同意。

在乱世学武艺,显然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而且老僧、小庙、一个干杂活的小女孩,也引不起别人太多的注意,比较安全。就这样她整整学了两年,两年后的一天,老僧突然找不到她了,仔细一查,自己多年积蓄的钱也不见了,只得长叹一声。

老僧在长叹中产生了隐忧。她敢于拿走师傅的钱,那也就有可能拿别人的钱,而她已经学了两年功夫——一想到功夫,老僧心中有点发紧,因为他最明白,宋莲萍已学到什么水平。老僧觉得不应该给人世欠下一笔孽债,于是天天苦恼。一年后,他自知大限已到,只得给公安局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有这么一个徒弟,年龄多少,外貌如何,什么时候不辞而别,临走时“做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证明她也许心术不正”,但她的武艺“已学到一定程度”,望警方留心。

当时的警方显然没有太留意老僧的遗言,但我们现在回头去看,不能不对老僧肃然起敬。他用词那么含蓄,把偷走积蓄说成是“做了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对徒弟的武艺也只说“已学到一定程度”,但他非常明确的是:“一定程度”的武艺绝对不能与“心术不正”连在一起,因此寄言警方,提醒世间。

从老僧的这份遗言,我们深为宋莲萍可惜,她舍弃了一位多么不该舍弃的师傅!现在分析她拿走师傅积蓄不辞而别的原因,我看主要是三点:-,年纪太轻,又不曾建立佛教信仰,因此受不了老僧小庙极端清苦、寂寞的生活;二,她自知已经学得的功夫非同小可,完全有能力去闯荡世界了;三,生在最贫苦的年月,她对经济价值的概念近乎无知,把师傅那笔不大的积蓄看得非常巨大,又眼看师傅已年迈得不久人世,不想让那些钱落人他人之手。

于是她走了。身上既有武艺,又有钱财,她认为无所畏惧了。这与她两年前离家出走时的情景相比,判若天壤。但她哪里知道,生在当时,武艺并没有正当用处,而师傅的那点钱,真正用起来才发觉非常有限。大概也就省吃俭用地过了一年多日子吧,她又山穷水尽。

在还有最后一点钱的时候,她都没有下决心在社会上偷盗,可见在她本性深处,还有隐潜的行为控制力。到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底,她实在身无分文了,便决定以武艺自救。她经过反复思考,选择了在铁路运输线上偷盗货车的办法。不对行人拦路抢劫,更不上门打家劫舍,因为这会直接损害到个人,而当时铁路上的货车,所运的都是国营企业的大宗物资,挖一点小零碎下来供自己聊以度日,她不觉得有太大罪过。这是在没有法制的年代,一个女孩子凭自己的良知傻想出来的一条是非界限。

与现在的车匪路霸相比,她在货车上偷盗的数量确实很小。开始是偷了两纸箱塑料拖鞋,第二天她自己在路边一双双叫卖,按当时的物价,每双也就是几角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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