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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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在小说全文六节段中，只有一节段，真正展示出隐含在她现实个性里的那么一点“柔肠”性。那就是她到巷口小公园纳凉，偶然遇见卢先生独坐石凳上拉弦子的一节。
由于卢先生拉的正是桂林戏，这个曾是“大戏迷”的老板娘，突然间兴起了一份乡愁。她说好说歹央求，卢先生终于调起弦子，唱了一段《薛平贵回窑》。这出桂戏，是讲唐朝大将薛平贵征番邦，被虏，在番邦与公主结婚，他的发妻王宝钏在寒窑中苦守十八年，才等着平贵回窑。老板娘听着卢先生以清润嗓子唱“十八年老了王宝钏”，突然间“不禁有点刺心起来”。
她之感觉“刺心”，当然，是因为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命运。她把自己联想成王宝钏，苦守到老，却又觉得连王宝钏都不如，因为人家到底把薛平贵等着了，而自己丈夫，打仗打得下落不明，恐怕是永远等不回来的了。她和卢先生在石凳上坐了好一会，听着他随便拉弦，居然朦朦胧胧睡去。梦幻中，她看到“那薛平贵又变成了我先生，骑着马跑了过来”。
由此可见，虽然老板娘多年前就夜里梦过丈夫，血淋淋的一身，而知“他已经先走了”；虽然她劝秀华改嫁时，能够凭着理智说“早知如此，十几年前我就另打主意了”，可是她心底里却还保留着一个幻想，暗中期盼有一天丈夫会回到她身边来。尽管她每日在现实中过活，总是嘻嘻哈哈的絮聒，她的心灵深处却暗藏一份说不出口的悲哀。当她因听到卢先生拉桂戏而偶然触动这份悲哀，突然之间她好像性格完全改变，变得严肃起来，高贵起来，不再絮聒，不再嘻笑（作者主要靠叙述“语气”传达这一印象）。这，正和金大班回忆初得月如童贞之一幕，意味相同。在此短暂时刻，老板娘的日常俗气一涤而净，她的浮躁也完全消失。于是她真正同情地，由衷关切地（不是多管闲事地），问起卢先生关于他未婚妻的一些事情。
卢先生拉桂戏这一节（全文六节中较短的第三节），除了上面解释的含义外，另又有一重要作用，便是把老板娘本人的故事遭遇，和她所述叙的卢先生故事遭遇，做某种意义上的契合。如此，王三姐苦等薛平贵，就不单暗示老板娘在梦中苦等失踪的丈夫，也暗示卢先生耐心苦候他一心一意恋爱的罗家姑娘。（当然，亦可引申影射一般居台的外省人心情。）王三姐等待十八年，终于等着了薛平贵。可是卢先生、老板娘等人，却空空的白等一场。这，当然是很具有反讽意味的。
《花桥荣记》的悲剧主角，当然还是卢先生这个人。我们可以从老板娘的琐碎叙述描绘中，归纳得知他原是一个斯文尔雅，具有异常温柔心肠，十分有耐性，十分珍重自己，心地洁净善良，坚贞不渝的中年男子，叙述者平日见他在街上，小心翼翼保护一大队小学生过十字路。
不知怎的，看见他那副极有耐心的样子，总使我想起：我从前养的那只性情温驯的大公鸡来，那只公鸡竟会带小鸡的，它常常张着双翅，把一群鸡仔孵到翅膀下面去。
把卢先生比喻为温驯的、会带小鸡的公鸡，可见他是一个颇具女性温柔气质的男人。后来他唱桂戏，“我没料到，他还会唱旦角呢，挺清润的嗓子，很有几分小金凤的味道”。这也暗示他多少有点女性化的倾向。
居台十五年内，他紧紧拥抱终有一天能和罗小姐相聚成亲的理想，以他那超乎寻常的耐心，坚贞自守，满怀希望，不出半句怨言，也从不自怜自艾。比如他唱《回窑》后，老板娘还会“吁了一口气”，感叹道：“人家王三姐等了十八年，倒底把薛平贵等着了——”可是卢先生，却连一声叹息都不发，只“笑了一笑，没有作声”。
表哥从香港传给他的“好消息”，把他久积的希望，提升到最高潮。他两手“紧紧的捏住那封信不肯放，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他以为是罗家姑娘写的信，其实是他表哥伪造的。作者如此暗示，卢先生像揪住命根子似的紧捏之理想，其实是一个没有实质，不能实现的幻想。
当他终于领悟受骗，这一现实之重棒，把他的理想击成粉碎。他丧失攒了十五年的积蓄，就是暗示他丧失积蓄了十五年的期待。而他这份丧失，不是由于他自己的任何过错或罪咎，却是由于全然超出自我控制能力外的“被骗”。所以他受表哥欺骗，即意味受命运欺弄。以象征含义来解释，表哥就是诡谲不可测的命运之“神”或“魔”。难怪卢先生哭喊道：“他不是人！”
理想粉碎后，卢先生变成了完全相反的一个人。他变得自暴自弃，凌辱自己洁净之身，光天化日，和“肉弹弹”的阿春厮混性交。阿春一角，即影射卢先生长久压抑的“肉性”。他之低头屈服于阿春的雌威，任由她嚣张作势，就是暗示他的“肉”起而制伏了“灵”，把“灵”歼灭。改变以后的卢先生，温柔气质没有了（捉好打阿春耳光），耐心没有了（拿小学生出气），弦子也不拉了（“弦子还挂在墙壁，落满了灰尘”）。他变得自怜起来，徒然想抓回逝去的青春，把花白的头发胡乱染得漆黑，脸上用雪花膏涂得粉白。这种悲枪可悯的无用企图，却使老板娘想起一个五十大几的老戏子，唱扇子生，化装表演“宝玉哭灵”，可是遮盖不住老朽原形，看得人心里直难过。
“灵”的丧亡，就是人性尊严的丧亡。卢先生捉好，被打伤咬伤，就是作者以身体之遭受残虐，影射灵魂之遭受残虐，以及人性尊严的碎裂扫地。卢先生伤愈后，左边耳朵的耳垂不见了，头发一部分漆黑，一部分花白，“看着不知道有多滑稽”。面对这样一个丧失了尊严的人，难怪“他一进来，我们店里那些包饭的广西佬，一个个都挤眉眨眼瞅着他笑”。
这篇小说既然是从老板娘的观点写成的，作者当然不曾探入卢先生的思想意识。但我们可以想像卢先生的内心，该是多么的憎厌痛恨这个改变以后的自己。领小学生在街上走路，一个女生骨碌骨碌笑了起来，他就认定是在笑他。他觉得人人都在笑他，看不起他，因为他自己就看不起自己。他对这一个女生泄忿，其实就是对他自己泄忿，被人架着拖走时，他还双手乱舞，嘴冒白沫，大声喊骂：“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可是，他真正想打死的，却是丧失了人性尊严的自己。
而他终于如愿——第二天，他便悄悄的死了。致他肉身于死亡的，不是什么疾病，而是他那受冤的灵魂。难怪“验尸官验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来”。卢先生是心死而亡，所以验尸官在死因栏上写“心脏麻痹”，并没错误。
这，便是卢先生灵和肉的悲剧故事。由于他本来是那样一个温柔、高尚、贞洁的人，他突然间的直线堕落，以及灵肉相互的毁灭，更加震撼人心，更加可怖可悯。而美好的过去，和丑陋的现在，两者之间的对比对照，就是这个短篇小说的主题。
我已提过，细品这篇小说，我们会惊于作者的写实能力。里面的大角色，小角色，一概活生生的跳跃纸上，故事背景等的描写，也是十分逼真有力。我们随便拈一例，看看作者如何介绍描写洗衣妇阿春：
那个女人，人还没见，一双nǎi子先便擂到你脸上来了，也不过二十零点，一张屁股老早发得圆鼓隆咚。搓起衣裳来，肉弹弹的一身。两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顶记得，那次在菜场里，一个卖菜的小伙子，不知怎么犯着了她，她一双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个小伙子直往后打了几个踉跄，噼噼叭叭，几泡口水，吐得人家一头一脸，破起嗓门便骂：干你老母鸡歪！那副泼辣劲，那一种浪样儿。
这样活泼生动的描写，不仅把人物勾画得栩栩如生，同时也酿造出一种有点夸张滑稽的语气，反映出叙述者日常的生活态度。
白先勇是如此一个写实能手，但他并不单单为了写实目的而写实。有些作家，甚至是十分伟大的作家，例如法国写实大师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景物，逼真不过，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可是一大堆的描述部分，可以和故事脱离，独立存在，不与情节动作或小说主题发生关联。这却是现代小说写作的一大忌讳。
我们如果把《花桥荣记》这篇小说，硬邦邦地解释为卢先生的故事，则作者让老板娘噜噜苏苏道出自己生活琐事，又介绍描写李老头子、秦癫子等广西同乡顾客，就好像也犯了巴尔扎克的毛病。小说六节中的第一节，事实上就和卢先生毫无关系。可是老板娘这些好似无谓又无目的的絮聒，实际上都是有作用的。
贯联这篇小说的大小细节，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便是“今非昔比”的主题意识。这一主题意识，从小说的开头，一直穿流到小说的末尾。试看小说开始几句：
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当然，我是指从前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我们爷爷开的那家米粉店。
再看小说结尾几句：
我好指（照片）给他们看，从前我爷爷开的那间花桥荣记，就在漓江边，花桥桥头，那个路口子上。
如此，小说以爷爷的花桥荣记开始，又以爷爷的花桥荣记结束。首尾都是有关花桥的光荣过去的记述，难怪作者取名为《花桥荣记》。小说的起点和终点，如此好似合在一起，比如绕一个圆圈，又回返到原来的地方。而循着情节的圆周，潜流于内的，就是“想当年”的感慨意识和乡愁意识。
确实，这一主题意识，即“今不如昔”的感触，在小说里一再起伏出现。我在这篇论文开头，已经提过，《花桥荣记》一篇，采用比较明显的方式呈示主题。我们确可轻易从文中拾得一大把今昔对比的明显例子。小说开头，在介绍爷爷那家“谁人不知？那个不晓？”的花桥荣记之后，叙述者很快就指出：“我自己开的这家花桥荣记可没有那些风光了”。而她现在这么个“春梦婆”，当然不比在桂林时那“有名的美人”。来饭店包饭的李老头子，“从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说是城里的房子，他占了一半”。可是现在流落在台北，又老又病，被儿子遗弃，最后上吊一死，另一个秦癫子，“在广西荣县当县长时，还讨过两个小老婆”，可是现在，在市政府调戏女职员，被开除，又去摸一个卖菜婆的奶，吃一重棍，打得他额头开花，最后跌进阴沟里淹死。老板娘一心向往代表“过去”的桂林，瞧不起代表“现在”的台北：
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胎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
我已提过，就卢先生而言，“今”与“昔”的界线，是他来台十五年后理想之破灭。而我已详细讨论，理想破灭之前之后的他，是怎样的相反不同。就再以他带领学生过街这同一件事，来比较今昔：从前他极有耐心，像一只温驯的、会带小鸡的公鸡；后来他变得暴躁易怒，甚至动手打人。卢先生之前后判若二人，当然就是这篇小说今昔对比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