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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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我成了十四街律师事务所的前途和希望了？”
“这正是我们的意思。我们把你作为正式股东，让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着急去吧。”
“我有点动心。”我说，但我也有点害怕。这份工作报酬并不是没有预料到的，只是这件事实际是向我敞开了一扇门，而我实在是犹豫不决：是进还是退。
黑豆汤上来了，我们又要了一些啤酒。
“亚伯拉罕是怎么个人？”我问道。
“他是布鲁克林人，犹太小伙子，他来到华盛顿是做莫伊纳汉参议员的工作人员，在国会山上待了几年，后来失业流落街头。这个人绝顶精明，他经常和那些大公司的公益律师合作办案，他现在正在催促统计局把无家可归的人数量搞准，也在要求特区的教育系统要保证无家可归者的孩子能有书读，他不会为人处事，但他在幕后策划方面十分擅长。”
“那索菲亚呢？”
“她是个职业社会工作者，在法学院夜校听课长达十一年，无论言行都与律师无异，特别是在和政府工作人员打交道时更是这样。你一天不止十次地听她在接电话时说：‘我是索菲亚·门多萨，法律代理人。’”
“她也是秘书吗？”
“不，我们没有什么秘书。我们自己打字，整理档案，冲咖啡。”他向前探了探身子，压低嗓门，“我们三个人已在一起工作多年了。迈克尔，我们都是老面孔，老一套了，说实在的，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面孔，新的思路。”
“工资倒是挺吸引人的。”我说，勉强做出幽默的样子。
他也笑了：“我们不是为钱而工作，而是为了我们的灵魂。”
我的灵魂让我几乎一夜未能入睡。我有退出的勇气吗？我是否认真考虑过选择一个收入如此之低的工作呢？这就等于是向数百万美元说再见。
我所梦寐以求的东西将成为泡影。
但是时机是很不错的，婚姻一结束，如果一切都来个戏剧性变化也是恰逢其时。
第12章
星期二我请了病假。“我可能是患了流感。”我这样告诉波利。但波利要知道详细情况，这可能是做秘书的一种职业习惯。发烧，嗓子痛，头痛？还是兼而有之？不管怎样，我已不在乎了。一个人在公司工作如果要请假的话最好是病入膏肓才好。她必须填个表送给鲁道夫。在他没打来电话之前我就离开了公寓，一大早晨就在乔治顿到处闲逛。雪融化得很快，最高温度已达五十华氏度。在华盛顿港我逗留了一个小时，在几家商店里品尝了一些卡普契诺浓咖啡，看着波托马克河上的桨手在划船。
十点左右我去参加葬礼。
教堂前面的人行道已经拦起来了。周围站着警察，他们的摩托车就停在街上。前面还停着几辆电视台的面包车。
我开过去时看到一大群人正在听一个发言人用麦克风讲话，不少人还举着匆忙制作的标语牌，这对电视台的人来说是方便了不少。我把车停在离这里三个街区的一条小街上，然后匆忙赶到教堂。为了避免从正面进去，我奔向一个侧门，那儿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教堂领座员，我问他这个教堂是否有楼厅，他问我是否是记者。
他把我带进去，然后指给我一个门。我谢了谢他就从那个门进去了，爬上一段微微颤动的楼梯，终于来到了楼厅，从那里可以俯视下面美丽的圣所。地毯是紫红色的，长椅都是深色木椅，窗子玻璃是彩色的，也很干净。这个教堂的确不错，这时我也明白了这里的教士为什么不愿意把教堂向无家可归的人开放。
这里就我一个人，所以我愿意坐在哪儿都可以。我悄悄地走到后门上面的一处地方，从那里可以看到下面直通布道坛的中央通道。外面唱诗班开始唱歌，他们站在前面的台阶上。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教堂里，音乐声能传进这空空的教堂。
音乐停止了，门开了，人群一下子拥了进来。当众人冲进圣所时，楼厅的地板都有些颤动。唱诗班在布道坛后面就位。教士把电视台的人安排在教堂一角，把死者的亲属安排在第一排，把那些积极分子和他们带来的无家可归的人安排在中间一排长椅上。莫迪凯缓缓地走了进来，陪他一起进来还有两个人，但我不认识。这时一个侧门打开了，几个服刑的犯人走了进来，朗蒂的母亲和两个弟弟，手脚都铐着，而且还把他们都连在了一起，由四个武装警察押解着。他们被安排在中间的第二排，就在朗蒂的外祖母和其他几位亲属的后面。
当人们都安定下来之后，风琴声就响起来了，声音低沉、哀婉。这时我的下面有一阵骚动，人们都转过头来，这时教士就位，叫大家起立。
几个戴白手套的领座员推着棺材走了进来，沿着中央通道，一个接着一个，中间的棺材是朗蒂的。婴儿的棺材很小，不足三英尺长，奥塔里欧、阿朗佐和丹特的棺材是中等大小的。这景象真是催人泪下，人们开始呜咽，唱诗班这时也用鼻音哼着曲子。
领座员把花排放在棺材周围，我当时还以为他们要把棺材打开呢，所以有点恐惧。我以前从未参加过黑人的葬礼，我也不知道下一步他们会怎么做，但我却从报上的剪辑材料中读到过，有时他们把棺材打开让亲人去亲吻死者。那些贪婪的记者早已把摄像机准备好了。
但是棺材并没有打开，所以别人都不知道我所知道的那个情景：奥塔里欧一家人面容都十分平静。
我们坐下了，教士读了一个长长的祷词。又有一位修女唱了一曲独唱，然后又是一片沉默。教士开始读《圣经》，又是一个简短的祈祷，接下来便是一个为无家可归的人争取权利的积极分子，她的发言措词尖刻，矛头直指社会和当权者，指责他们竟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她斥责国会，特别是共和党的议员们，也斥责市政府，说它领导不力，还斥责了法庭和官僚机构。但是她把最尖刻的语言还是留给了对上层阶级的谴责上，那些人有权有势，但对穷人的死活根本不关心。她语锋犀利，思路清晰，情绪激昂，但是，我想作为在葬礼上的发言似乎还缺了点什么。
当她发言完毕时，人们报以掌声。教士接着也把那些有钱的白人一顿斥责。
接着又是一首独唱歌曲，又是一段《圣经》，以后是唱诗班一首哀歌，唱得我几乎哭出来，这时一个队伍形成了，围着棺材走动着，每个人都把手放在棺材上表示对死者的抚摸，人们开始只是啜泣，后来竟失声痛哭起来。“把棺材打开！”不知是谁尖声喊道，但是莫迪凯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
他们挤拥到布道坛，围在棺材旁边。当唱诗班再度唱起时，人们的哭喊声与歌声交织在一起，朗蒂的祖母声音最大，后来她背过气去，有人去帮她顺气。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人在朗蒂生前最后的几个月中都在哪儿？棺材里的那些小家伙们从来也没有体验过这么多的爱。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号啕大哭，摄像机离人们也越来越近了。这一切与其说是别的什么，不如说是做给别人看的。
教士终于又回到位置上，恢复了秩序，在风琴声中再次祈祷。祈祷完毕人们开始在棺材前绕场一周，然后游行。
这个葬礼共持续一个半小时，只花了两千美元，效果不错，我也为此而感到自豪。
他们又在教堂外集合，然后才开始向国会山的方向进发。莫迪凯在人流中间，当他们转过弯去消失之后，我曾想他曾参加过多少次游行和示威活动呢？他可能会回答：这还远远不够。
鲁道夫·迈耶斯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成为股东时才三十岁，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比他更年轻的股东，如果他没灾没病恐怕迟早有一天会成为最老的执行股东，法律就是他的生命，这一点他的三位前任妻子都可以证明。他搞别的什么都不行，唯有在经营大公司方面绝对是个行家里手。
他下午六点钟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他的面前堆了一大堆活儿。波利和其他的秘书都已走了，帮办和职员也已下班，在五点半以后，走廊里的人明显地少了下来。
我关上门，坐了下来。“我以为你病了。”他说。
“我要走，鲁道夫。”我壮着胆子说，但我的心里仍有些紧张。
他把桌子上的书往旁边一推，又把笔帽套在那支昂贵的金笔上，说道：“我听着呢。”
“我打算离开公司，有人让我去一个公共利益公司去工作。”
“别干傻事，迈克尔。”
“我不是干傻事，我决心已下，我只想尽快离开。”
“用不了三年你就成股东了。”
“我已找到更适合我的工作了。”
他一时也不知如何答复我，所以有点无奈地转了转眼珠。“听着，迈克，你不能因为一件小事就给毁了。”
“我并不是被毁了，而只是换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已。”
“其余八名人质可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做的。”
“这很好，只要他们高兴，我也为他们高兴。此外，他们是搞诉讼法的，一个新的法种。”
“那你去哪儿呢？”
“一个律师事务所，就在洛根广场附近。它主要是搞流浪民法。”
“流浪民法？”
“是的。”
“他们付你多少工资？”
“少得可怜，怎么，想捐赠给事务所一些钱吗？”
“你真是疯了。”
“只是有点小问题，鲁道夫，我才三十二岁，中年人的那种疯狂对我来说还为时过早。但我想我早点把这样的阶段度过去。”
“给你一个月的假，去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服务，然后调整一下你的思路再回来工作。这时候真不该让你走，迈克，你知道，我们现在落后得有多远。”
“恐怕不行，鲁道夫。如果还有你这儿给我保底，那可就没有意思了。”
“有意思？难道你这么干就是为了有意思吗？”
“一点不错，你想想那种不需看钟点的工作是多有意思。”
“克莱尔的意见呢？”他问道，这可以看出他对我已是没有办法了，他几乎不认识克莱尔，而且在公司里要说给人担任婚姻问题的顾问的话，他是最不够格的。
“她没有问题。”我说，“我打算星期五离职。”
他无能为力地咕哝句什么，然后闭上眼睛，摇了摇头：“我真不敢相信。”
“很抱歉，鲁道夫。”
我们互相握了握手，并约定吃早饭时讨论一下我还没做完的工作安排问题。
我不想让别人去告诉波利这件事，所以，我回到办公室时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她在阿灵顿的家里，正在烧晚饭。这个消息让她一个星期都没有心思去工作。
我在半路上买了一些泰国食品带回家。我斟了一些酒，加了点冰块，安排好餐桌，开始整理自己的思路。
如果克莱尔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呢？这不太可能。多年来我们已经养成互不关心的习惯，我们也不互相争斗，所以，我们的战术都不怎么高明。
但是我还是喜欢来个突然袭击，充分想象她当时吃惊的样子，然后再准备听她说一些风凉话。
已经快十点了，她已在交通高峰期前吃过晚饭了，所以我们拿着酒杯径直走到客厅里，我又加了些柴把壁炉拨旺，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我开口说：“我们需要谈一谈。”
“什么事？”她毫无担心地问道。
“我想离开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噢，是真的吗？”她喝了一口酒。我很佩服她的冷静。她既希望如此，又想显得不关心此事。
“是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