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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23章

小说: 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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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期间,史学家侯外庐在重庆曾寄居郊外的白鹤林“冯家洋房”,一度与著名学者晏阳初为邻,住上下楼。晏阳初虽然致力于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过的却是全盘西化的日子。侯外庐后来回忆说:“在白鹤林,晏阳初维持着相当高的生活水准。他的家庭雇有两个满口京腔的女佣,一个西餐厨师。据其家人说,他在家里很少说中国话,基本上不吃中国饭。相反,他的中英混血的太太却肯于说中国话,也肯于吃中国饭。晏阳初刚搬来时,我的孩子们兴奋异常,因为晏家也有几个孩子,他们以为从此有伙伴了。但不久,他们就失望了,因为晏不允许两家的孩子来往。尽管如此,孩子们之间还是偷偷地建立起友谊,直到晏家搬走,他们还秘密来往了好几年。是晏阳初不识童子之心吗?恐怕不是的。晏阳初拒人千里的态度或非偶然,因为他的生活标准、格调是远离百姓的。”
    马一浮11岁丧母,19岁丧父,20岁丧妻,未续弦,无子女。唯一的亲人是他的大姐,大姐一家一直和他一起生活,大姐生病用药时,他必亲尝。大姐去世后,马恸哭不已。熊十力称其“太过,未能免俗”。马一浮听后说:“人的悲伤,是本性的自然流露,谈不上什么过与不过,俗与不俗。”马后来搬离原住地,以免睹物思人。
    曹聚仁说:“我和男女工人(指佣人)都是兄弟叔侄相称。除了戏台上,我们没听过‘老爷、少爷、少奶、太太’的称呼。因此,我在上海、杭州、赣州……住了那么久,绝不让女工们叫我‘少爷、老爷’,同桌吃饭,有如一家人。”
    8.癖好
    钱化佛“玩纸”成癖,无所不收,如书札、烟盒、火花、贺年片、请柬、讣告等等。所藏烟盒达万件之多,火花有十余万枚。抗战期间,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后,到处张贴告示。钱化佛白天见到告示,夜里便瞒着家人冒险去揭。揭前先得用湿抹布濡润,然后轻轻揭下,确保完整无损。下雨天则是揭取告示的最好时机。如此积年累月,钱终于攒成一整套敌伪告示,后来这成了研究抗战史的重要文献。
    北洋政客潘复每天抽一听(50支)三炮台烟。这烟并非启听即吸,而是要经过一番繁琐的再加工。他的姨太太们先把茉莉花熏干研末,再开听取烟,用耳扒将烟丝掏出,拌以熏干的茉莉花末,然后装回原来的烟卷。这套程序完全是手工操作,费神费事,非心细手轻是干不了的。一听烟弄下来,需潘的两三个姨太太折腾一天,故潘从不向别人让烟。
    明星影片公司的两巨头张石川和郑正秋都有大烟瘾,两人常常一榻横陈,凑一块边抽边讨论剧本。在烟榻上工作,并且富有成效,这算是当年的一景。
    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晚年寓居上海法租界,以把玩古董为乐,终因此送了命。1938年9月30日上午,蓝衣社特务谢志磐带着两个“古董商”,携八件古物到唐宅“兜售”。唐绍仪对货品甚为心仪,一面在楼下客厅看货,一面遣仆人上楼取款。此时,装成古董商的刺客掏出利斧砍向唐的头部。待仆人们赶到时,唐已倒在沙发上,奄奄一息,斧子还嵌在头上,刺客早没了踪影。唐被急送广慈医院抢救,终因失血过多,不治而亡。事后的调查结果是:尽管唐的周围有不少人成了汉奸,但唐始终未答允出任伪职。
    段祺瑞好围棋,也好麻将,甚至不惜为此贻误正事。有一次在天津宅中打牌,三缺一,家人就把陆宗舆约来。事后段对亲信邓汉祥说:“打牌虽是游戏,也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陆打牌时,鬼鬼祟祟的样子惹人讨厌。别人的票子都摆在桌上,他则装在衣袋里,随时摸取。别人和了牌,他便欠倒一下,使别人不痛快。”
    虞洽卿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他酷嗜跳舞,晚年为一个舞场主持开幕式时曾说:“我现在能活到七十余岁,全凭跳舞之功,诸君如欲精神旺健,盍兴乎来。”
    林森有收藏癖。1932年夏天,他上庐山避暑。某日,几个古董商送货上门,林森正把玩间,他的一个亲戚在门口望见四个彪形大汉抬着一顶无顶藤轿飞步而来,定睛一看,轿子里坐的是蒋介石,便向屋内喊了一声:“委员长来了。”林森却声色不动,依旧品赏古玩,直到蒋步入室内,才起身将蒋引入客厅。
    林森虽好古玩,却舍不得出高价,因而所收珍品极少。古董商也都知道他的脾气,只带些低档货来推销,林一般出三五元选购一些。抗战期间林森病故于重庆,胜利后,遵其遗志,他所收藏的数百件字画和古玩展销于南京花牌楼某裱画店,所得之款捐给故乡的闽侯中学,据说其中只有两页苏东坡的手迹还算比较珍贵。
    安徽军阀兼政客陈调元吃喝嫖赌抽样样不落。他打麻将,若输了牌,就施展起赌徒的本领,即每次出牌时,暗地里带一张牌回来卡在手里,几次打出抓进,他想要的牌就能摸回来。堂堂一个集团军总指挥、省主席,牌桌上竟然屡施偷鸡摸狗的手段。
    汤玉麟爱马成癖,在热河主席任上,一有空就往马厩钻,蹲在马群中闻马粪味,视此为一大享受。他也常和马厩头王三把聊马。一些官迷见缝插针,先把王三把买通,等汤蹲着闻马粪的当口,凑上去跪在主席跟前求道:“大帅啊!您贵人多忘事,不认识我了(实则真不认识),您当营长时我在某连某排当班长,今天您荣升主席大帅了,我还没饭吃呢。”王三把拿了人家手短,就在一边帮腔说:“主席啊,可不是的,他是您的老部下,当一辈子兵了,还没饭吃呢。”汤便说:“妈的真不成器,怎么混成这个样儿!”又说:“叫秘书来,写封信,到某县找县长要个官儿干。”
    商震喜欢打马球。他雇佣外国人来饲养管理他的洋马,马厩全都是洋房。他还聘请外国专家教他打马球。他任军长的32军有一支全国军队中唯一的马球队,还到上海参加过国际万国马球队的比赛。
    日军侵占江南后,找到北洋时期安福系的重要角色曾毓隽,想请他出面到南京组织伪临时政府。曾不想顶汉奸的骂名,含糊其辞地推托一番后,推荐了在北洋政府当过国务总理的梁鸿志。日本人去找梁鸿志,梁又来找曾商量,问曾:“你说我干还是不干?”曾答:“你得干。”梁说:“你为什么非叫我干不可?”曾说:“你跟我不一样。第一,你生活上喜欢讲排场,豪华太过;第二,你好色;第三,你喜欢玩古董。这三件事都非有很多的钱不可。你不干,哪儿来的钱?”梁鸿志便当上了第一任伪南京维新政府的主席。梁上任后,想回过头来再拉曾下水,哪知曾早已溜之大吉,躲到香港去了。
    陈荒煤生在上海,年轻时家住法租界霞飞路。他嗜书如命,买不起就逛书店。当时四马路是上海新旧书店最集中的地段,距陈家大约5里地。陈荒煤经常去那里,一逛就是大半天。如上午去,中午就吃一碗阳春面或两个烧饼,天黑再回家;若是下午去,晚上买个油条烧饼吃了,接着逛。
    上世纪20年代,上海几家大报的要闻编辑都染有抽大烟的恶习,常到望平街左近的小烟馆“聚吸”。报馆的工役便把电稿或小样送到烟馆,这些编辑往往就着鸦片灯审阅。那时邵力子刚创办《民国日报》,尚无新闻渠道,便常去烟馆和一群当编辑的烟民闲聊,他并不吸烟,目的是在不经意间从他们口中获取新闻。当年《民国日报》上的所谓“北京专电”,其实不少都来自烟馆的闲谈。
    漫画家丁聪的父亲是个京剧迷。丁聪上中学时,常和父亲上剧场看戏,或用收音机及唱机听戏。丁聪嗓子不行,一来二去,便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发展到能在正式的演出场合给名角伴奏,而且与笛子名家同场演奏也能合拍,曾令田汉等大为称怪。丁晚年时,有人提及这些事,请他当场献技,那时他已40年没碰过笛子,拿来一吹,竟致上气不接下气,丁叹道:“毕竟是老了。”
    邵洵美好赌,曾总结说:“钟可成赌得最豪,朱如山赌得最精,卢少棠赌得最刁,唐生智赌得最恶,而若论雅赌,舍我其谁?”
    京西名刹戒台寺从前高僧辈出,到了民国,寺运零落,败相悉现。僧众吸毒,已是公开的秘密。不少穷和尚染上烟瘾,他们往往夜里摸黑翻山越岭、往返几十里地去做法事,换来几角经贸,置衣衫褴褛、饥寒交加于不顾,立马就去买白面。
    李叔同当年多才多艺,绘画、音乐、戏剧、诗文、书法、金石等无所不好,也无所不通。成为弘一法师后,摈除一切,独书法始终不舍,留下了无数墨宝。叶圣陶评价说,弘一法师的书法毫不矜才使气,意境含蓄在笔墨之外,越看越有味。
    王景录任军政部交通司司长十余年。后军政合一,何应钦让他兼任交通部次长,他都不干,可见其司油水之大并俨若一独立王国。交通司自王以下各头目皆赌棍。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在一般人家日感“钱紧”的当口,王等一干人却仍三天两头狂赌终夜。无论是玩“牌九”、“梭哈”还是麻将,他们一概不赌现金,而是一次赌毕,结算之后,分别开出支票清账。
    胡汉民任广东省长时,市政厅长为伍朝枢。伍嗜赌如命,尤好麻将,他与政客官僚十来人凑成一“文酒之会”,每周一聚,实则为聚赌之会。每每狂赌一宿后,伍不沾家门便直接到市政厅上班。他后来在香港当寓公,搓麻时依旧经常连宵不歇,终于在1934年因兴奋过度,突发脑溢血而亡。
    大买办雍剑秋发迹之后,本指望儿子雍鼎臣子承父业,至少守住这份产业。雍鼎臣却无意于此,他结交了一帮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抽,无所不为。他曾连续赌博三昼夜而不歇息一刻。雍剑秋去世前一年,雍鼎臣染上大烟瘾,天天卧床抽鸦片,三年后竟致不能起立,但仍用电话联系股票市场狂赌。
    载漪好书法。在北京时写魏碑,后一直写苏东坡的字。发配西北后,每天必以写字为消遣。但载漪写字有个习惯,每次写完即烧掉,从不留笔墨。在甘州时,慕名向“王爷”求字的络绎不绝,无一人得逞。
    康有为是个宠物迷,猫狗金鱼等都不在话下,他家还养过大龟、海豹、澳洲袋鼠、孔雀、猴子、麋鹿、驴子。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度嗜酒,每喝必醉。他的另一个爱好是跳舞,终日泡在舞场。有一次袁掏出一张百元的中国银行钞票(当时市面极其罕见),让舞厅茶役给他买烟。烟摊换不开零钱,茶役就垫钱买了一盒,回来对袁克度说:“换不开这样大的钞票,我给十二爷买了一盒,以后有零钱时您再给我吧。”袁借着酒劲当即答道:“这张钞票就给你吧,我不要了!”
    汤恩伯有三宝:香烟、汽车和马。他平时抽烟常向副官查数。1939年汤部驻屯河南南阳,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去看汤。汤向副官处长交代,要招待好孙连仲,但又特别叮嘱,无论如何不能拿他的烟待客。熟悉汤恩伯的人都清楚,汤一般不给客人让烟,到汤的住处,要抽自己的烟。1946年,荣德生被匪徒绑票,荣家花了30万赎票。不久毛森破获此案,荣送给汤一辆豪车,汤妻王竞白对人说:“荣德生送老汤一辆汽车,非常漂亮,既有冷气装置,又有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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