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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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作者：刘仰东
刘仰东，祖籍辽宁，生于呼和浩特，在北京长大。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清史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现为人民政协报高级编辑。著有《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等。
自 序
民国史很短，只有三十八年。民国的历史虽短，却很热闹，出过不少大事。事情是人干的，因而民国时期也出了不少人物。但再大的人物，干再大的事的人物，也得过小日子，正如丘吉尔所言：仆人的眼里没有伟人。“大人物”过小日子，有时候就像大手笔写小文章，他们留下的故事，往往能让人一唱三叹、回味无穷。其实人物不论大小，比起当众亮相，他们不戴面具的私生活显然更容易引起常人的好奇心。
这本书写的就是私生活，或者说是私人生活的某些侧面、片断、细节，用的是“世说”一类的记述方式，素材大多取自回忆录、日记、书信等原始资料。忆者的脑子毕竟不等于录音机和摄像机，当中的某些细节，能否经得起有考据癖的所谓历史学家的推敲，谁也打不了保票。我们所尽力去做的，是让读者读一本好看的书，知道一些好玩的故事，领略一点当年的风情。而故事的背景是真实的，来龙是清楚的，不是捕风捉影的，更不是凭空瞎编的。
这是一本随意翻翻的书——没有头尾，没有章节，没有次序。只依类分了一二十个题目，也未必分得很清楚，因为生活中的事情，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页之间，这一段说的是民国元年，下一段也许就到了四十年代末，再下一段没准又回到了民国初年，反正就是这三十几年间的人和事。读者可以从头一页、从最后一页、从任何一页读起。从另一个意思上说，“随意翻翻”是指这本书从表到里都不沉重，是一本解闷的书，可以在大多数私下或公共场合花零碎时间阅读，比如床头、卫生间、厨房、阳台，比如各种交通工具，比如银行、公园、街头、河边、医院、餐厅、咖啡馆、茶楼、户外扎营的帐篷里……
民国的历史已届百年，还能去回忆民国那些事的当事人，已是一天比一天少了。民国史的专著和教科书倒有的是，但多流于说教，很难把读者吸引过来，带到民国去。我们倘能换一个视角，撇开所谓的大事，去看看当年那些“大人物”以及更多的小人物是怎么过日子的，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不等于去了趟民国么？
作者的知识面和阅读量都有限，书中疏漏和缺憾在所难免，这是动笔之前就可以料定的。好在这不是什么“大全”一类的读本，“民国”也不是去一趟就非得转悠个遍的地方。剩下的遗憾，只能再找机会弥补了。
友人王鹤杰先生逐字逐句审阅了原稿，订正了不少错漏，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友人马长虹先生给了作者许多有益的指点，并为此搭进去很多心思和精力；三联书店潘振平副总编、徐国强编辑对书稿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特此一并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意。
刘仰东
2011年8月
1．男女
吴昌硕70岁时曾纳一妾，不出两年，妾便跟别人跑了，在与友人闲聊时，吴笑语：“吾情深，她一往。”
王赓和陆小曼结婚时，女傧相有九人，徐志摩是男傧相之一。后来王陆离婚，陆小曼改嫁徐志摩，两人结婚时，王赓又成了男傧相。
毛彦文33岁时，嫁给了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后来成为慈善家的熊希龄，当时熊希龄已66岁。婚礼上悬挂的贺联，多涉及两人的年龄差。毛的一个同学与熊希龄是世交，平素称熊为“世伯”，他送的贺联是：“旧同学成新伯母，老世伯作大姐夫。”报人崔通约的贺联是：“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妇九十九；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齐眉。”学者沈尹默的对联是：“且舍鱼求熊，大小姐构通孟子；莫吹毛求疵，老相公重作新郎。”三年后，熊希龄突发脑溢血去世，毛彦文此后终其一生，一直未再嫁。
1926年，燕京大学从北京城里迁至西郊海淀，与清华相距不远。清华学生有时去燕京大学玩，能看见女生宿舍前贴着男生写的红绿纸条：“我们不欢迎清华学生”，“反对清华学生到处乱窜”。
1923年8月17日，谢冰心和一群年轻人从上海乘船启程赴美留学。此前谢在贝满女中的一个同学来信请谢上船后找她的弟弟、清华学生吴卓，以便互相有个照应。谢上船的第二天，便让同学许地山去找，结果找来的并非吴卓而是吴文藻。后来问起姓名才知道找错了人。这一错，却成就了一桩脍炙人口的经典姻缘。
冰心和吴文藻结婚后，吴文藻把一张冰心的照片摆在书桌上。冰心问：“你真的是每天要看一眼呢，还只是一件摆设？”吴笑道：“我当然每天要看了。”某日趁吴去上课，冰心把相框里的自己换上阮玲玉，过了几天，吴文藻也没反应。后来还是冰心提醒吴文藻：“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谁的？”
艺术史家滕固是地主家长大的少爷，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这是上世纪20年代的事情。此期间，他看上了一个漂亮的女医生，守寡不久，独自行医，婆家娘家都是名门大户。女医生家里雇着一个乡下丫头，兼做家务和护士，丑且胖，后来被滕固拿下当了红娘，从中穿针引线，促成两人的情事，眼看要办喜事的当口，被女医生的婆家得悉，又请律师又登报，横加干涉，一时“家丑”外扬。女医生迫于压力，只得知难而退。滕固为此大病一场，也正是这场病，成就了他的一世姻缘。女医生家的丫头一直服侍孤独而患病的滕固，像个贴身的侍婢，在她的悉心调理下，滕固的身体日渐恢复，两人遂产生了爱情，这与蒋百里的经历有些相仿。后来，便有了滕固娶乡下丫头的骇俗之举。滕固的结婚仪式据说贺客寥寥，就连证婚人章太炎也没亲自到场。
清末，南京人陶保骏被两江总督端方委以军务要职，任内贪污了巨额军饷。武昌起义后，陶挟十数万贪款到上海，将钱物寄存在名妓沈秋水处，成了沈的恩客。后陶保骏被沪军都督陈英士设计枪决。陶死后，史量才来找沈秋水。沈担心钱物被当局侦知，正不知所措，便将实情端出，让史量才给拿主意。史听后作若有所思状。沈秋水急了，连连逼问，史量才才正色相对，说了这样一番话：“此事处置不当，确有倾家之祸。现在我为怜惜你起见，也顾不得一切，我来担当风险。以我在上海政、商、学界的地位，可以说得到，做得到。当局既未来查包裹，你尽可放心。我来负责保证你的安全就是。”沈秋水听后不免感激涕零，史量才遂人财两得——沈秋水后来成了史量才夫人；而那笔陶保骏贪污的巨款，则成了史量才日后盘下《申报》的财源。
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潘复，是个见色就搂不住的人。民国初年，潘在财政部当司长。有一次他从天津回北京，在火车过道上遇见一体态妖冶的女郎，便上前吊膀子。该女自称叫张静娟，潘约她次日到东兴楼吃饭。第二天晚上，张果然姗姗而来，饭后张邀潘到家里小坐，潘去后才发现，此女是班子里的红妓。自此两情缱绻，终至互订婚嫁，张成了潘的大姨太太。后来潘又不择手段接二连三地纳妾，十多年后，凑成金钗半打。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皇宫。不出几年，冯手下的多位将领却与爱新觉罗家族结亲，成了端郡王载漪的孙女婿。
载漪之孙毓运曾忆及，上世纪20年代末，他的几个妹妹都在兰州女一中读书。一次，他六妹和同学黄宝贞（女一中校花）去兰州最大的绸缎店明义号买料子，碰巧遇见也来逛商店的七、八、九妹。黄宝贞当即热情邀请她们去家里作客。黄当时已婚，丈夫张允荣是甘肃省财政厅厅长。几个女孩拗不过黄宝贞的盛情，便跟着她一起去了。
黄宝贞的家安在省财政厅后院。她们路过客厅时，恰巧张允荣也在接待客人，当中有西北军高级将领门致中、孙连仲、冯安邦等。这三人当时还是光棍，见一群穿着很讲究的旗袍的女学生穿堂而过，不免一时分神，动了杂念。事后便屡托黄宝贞打探底细，再请媒人去提亲。后来，毓运的九妹和门致中、八妹和孙连仲、四妹和冯安邦、十妹和鲁崇义等在兰州订婚，这是1930年的事情。再后来，门致中调任宁夏省主席，孙连仲任青海省主席。
完婚以后，门致中、孙连仲等有一次和毓运闲聊时谈起，与端王家结亲，是一种巧遇的“天作之媒”。
奉系军阀汤玉麟曾在张作霖手下当军长，后任热河省主席。此人嗜色成性，妻妾成群。平泉县警察局长单某投其所好，在平津搜罗多名手段出众的交际花做姨太太，然后送到汤府应酬，陪酒陪睡。汤的两个儿子知道后，也给单打电话或直接派车去接，将单的姨太太请来自家陪着抽烟喝酒打牌睡觉，一玩就是十天半个月不回家。后来汤的孙子也知道了，单的这几个姨太太又去伺候汤家的孙少爷。如此祖孙三代争着和几个美人欢聚，却不闻醋海风波。这在当年，是一桩热河全省尽人皆知的风流闹剧。
抗战期间，曹聚仁作为战地记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一天深夜，他在皖南一个小镇的饭铺和伙计攀谈，伙计说镇上没旅馆，楼上有一个房间，只能和别人搭铺，曹也只能答应下来。他后来回忆说：“房中有两张床，右边那张床，住着中年妇人，带着一位16岁少女……我走得很疲乏，吃了晚饭便睡了。哪知到了半夜，那妇人一定要她女儿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声不响，真的睡到我的身边来了。也就糊里糊涂成其好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欠了饭店六块大洋，身边又没一文钱，只好听伙计的安排，走这么一条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便替她俩付了房钱，叫了一辆独轮车，送她俩上路，还送了十块钱。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临别时，那妇人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来是猩红血迹的白手帕，我当然明白是什么了。”晚年，曹聚仁在回忆之余总结说：“希望读者不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
作家姚雪垠早年入河南大学预科后，暗恋同班一个长相和成绩都很出众的女生。这是上世纪20年代的事情，那时在开封这样的内地城市还不兴自由恋爱，男女生之间界限分明。姚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行动，只停留在单相思阶段。但他就此写了一篇小说，完全采取心理描写的手法，这大约是国内较早的一篇“意识流”小说。令人有些遗憾的是，姚雪垠为避免日后相见时的尴尬，并没有把小说捅出去发表。
女画家潘玉良本姓张，生在扬州，父母早逝，后被舅舅骗到芜湖，卖给了妓院。1912年初夏的一天晚上，芜湖商界在县城一家饭馆给刚到任的海关监督潘赞化接风，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