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陆权强国-第6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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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赵秉钧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言到宋教仁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感情融洽，自己不会杀宋，企图为自己做辩护。
孙中山于宋案发生后看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真面目，坚决主张非去袁不可。事实上他从三月中旬突然往日本便是跟日本军政商界磋商，希望能够获得一批军火支援。因为，河南的局势已经越发的不利于唐牺支等。种种情报都显示了，在豫南、豫西到处烧杀掠夺的匪类背后都有势力支持的影子。比如河南陆军缴获了一些枪支，虽然杂乱却都是早年老北洋使用的旧枪，很明显是北洋军淘汰下来的武器。在他看来，袁世凯插手河南这个他安排在北方的革命桥头堡已经是十分危险的警告了，这表明了袁世凯已经做好了不惜威力统一全国的决心。如今又随着宋教仁的被暗杀和政党政治的破产，他们这些革命党人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矛盾已公开激化，刀枪相见只是时间问题。当然，他不放弃最后一丝努力。和黄兴于4月6日联名通电，要求严究宋案主使人。
于此同时，齐聚北方的国会议员也随着站出来声援宋案，其中多以国民党籍议员最是激愤，结果导致原本袁世凯已经准备押后的国会被迫于孙黄合电两日之后原本规定的时间在北京召开。
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在北京新落成的众议院议场举行。这天风和日暖，街市通悬国旗，自上午9时起。议员们身着特制礼服陆续齐集会场。其中有参议员一百七十九人。众议员五百零三人，内阁总理及各部总长皆列席。其他内外观礼代表千余人，每个人都喜气洋洋。但细心的人可以看出，出席的内阁总理赵秉钧虽然衣冠楚楚，但注意力似乎不太集中，仿佛老是在思考什么事情。
10时，当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赵正耀宣布典礼开始，拱卫军鸣礼炮一百零八响以致敬的时候，赵秉钧似乎才刚刚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反应稍微有些大，这样重大的日子，总理居然是这种反应，不得不让人玩味思量一番。
原本国会开幕，袁世凯打算亲自前来地，但是由于宋案发生，京城谣言四起，更有激进的代表宣布：“自正式国会召开后，临时政府自然失去效力，若袁世凯前来，不当其为大总统，只视之为普通国民尔，绝不列队欢迎。”为避免这样的难堪，只好派杨士琦代袁出席，并毕恭毕敬地致词说：“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
由于袁世凯对国会的虚伪态度和杨士琦地卖力表演，增加了不少国民党稳健派议员以合法手段解决“宋案”的幻想，因此气氛倒是好了不少。
不过可惜，最终国会召开在为数几乎过半的国民党籍议员的强烈要求下，国会通过第一份法令，宣布批准上海提交的传召内阁总理赵秉钧至上海接受审查。
国会通过此令之后，赵秉钧心中惶恐不安。配合着应德闳对宋案罪证的公布和孙中山、黄兴要求严究宋案主名的通电，国民党人对袁世凯展开了更加剧烈的抨击。
4月10日，国民党籍议员王世成递‘弹劾内阁总理及财政总长周学熙书’，称赵秉钧因涉嫌谋杀国会第一大党党魁宋教仁，于情于理都不能够继续担任内阁总理。同时他也对月前袁世凯撇开国会跟洋人签订的大借款提出指责，要求国会驳回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并免去内阁总理及财政总长！
当日，周学熙以病疾缠身不便行动为借口，往天津巡查产业，拒绝了国会传召。下午，赵秉钧往国会接受质疑。回来时面色苍白、神情抑郁，当天晚起草辞呈，第二日递交大总统府，称自己“感患牙痛兼头眩”自请免国务总理、内务总长官。
4月14日，刺宋案凶手武士英在狱中暴毙，同一日鄂北驻军以‘豫省匪军越境逃窜至湖北境内劫掠之后逃回河南为理由’下令调集一个团越过鄂豫省界击溃在豫南十分猖狂的一伙土匪，并将其首领李大麻子首级割下之后悬挂于新野后方才退回湖北境内。值得一提的是这李大麻子手下虽然只有九百多人，一百多杆枪，但是队伍却裹挟了近万民众。3月29日时他曾流窜至信阳境内作案，烧杀掠夺，所经之地整整十数城镇化为灰烬，乃是豫南土匪之中手段最是血腥的一群。信阳乃是河南省内少有的没有遭遇土匪骚扰的城市之一，因为举凡河南省内之人都知道，信阳虽说直属河南，但却是湖北往北输送物资的中转站，附近几十里外就有湖北的军队驻扎。连白朗那么凶狠的人当初三次经过信阳都忍住了没去洗劫，那李大麻子敢为天下先，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4月17日，武昌对外宣布，巡检使李汉将于五月一日订婚。同日袁世凯压下了赵秉钧的辞呈，但是给假二十日，以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内阁总理。
第二日，刚从南京游说徐绍桢失败而归的孙中山于上海黄兴寓所会商宋案对付办法，陈其美、廖仲恺、居正、戴季陶等一干国民党高层都参与。由于已经确定刺宋由袁世凯指使，并且袁世凯已经有了沿着津浦路增兵南下的动作，本就是主战派的孙中山对袁世凯地幻想完全破灭，主张速战。
他语调低沉而缓慢地说：“袁世凯此人，天性恶民，反复无常，固其一端；他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一是因为革命方略不行，这其中，我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袁，乃是我犯下地最大的政治错误；二是因为在中国，专制之毒麻木人心，习于旧污者，视民主政体为仇敌，欲除之以为快，这些封建遗老和祟尚旧习者趋重于袁世凯，以其为推翻民国之工具，而袁世凯亦利用之以自便其私。一句话，袁世凯现已成了反动势力地总代表。”
大家点头表示同意，袁世凯是非去不可，但如何操作呢？毕竟袁世凯手上握有十个师的已经编练完成拥有战斗力的武装，其余正在训练的编制尚在近二十师之多，如今他又有大借款在口袋中装着，真要打起来……该如何才好？
孙中山也明白这些，只是袁世凯的刺刀已经上膛，却由不得他不跟着接招了，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讲武力倒袁的必要性：“经过宋案，袁世凯铲除我党人同志的决心已经可见一斑。狙杀遁初只不过是他的阴谋的第一步，向四国借款练兵用于军队，便是第二步。诸君可能还不知道，河南匪乱至今未平，背后就是因为乃有袁在暗中扶持。加上他又强令安徽、江西、广东三省施行军民分治，便是要离间我势力的第三步。往后，还有更狠毒更器张的第四步、第五步……看起来，我等非要效仿前年，再来一场癸丑革命不成。”
他催促道：“诸位，有何见解，请发表吧。”
黄兴虽然愤怒，但还不失冷静，说道：“上海及南方各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袁对策，况且目前凶犯捕获在押，罪证确凿，法律斗争权为有利，攻势也强。”此言一出，得到了居正、戴季陶等稳健派的支持。
孙中山皱眉，不悦道：“克强，难道那武士英之死还没让你明白敌人手段有多凶狠吗？不错，我们如今的确还有应桂馨、还有诸般证据。只是你我谁能保证这日后那天早起，报纸上便贴上应桂馨因吃烟而亡？或者府衙走火，证据尽数皆没？人以獠牙对我，我必要以刀还之。依我之见，对袁世凯是非用武力不可，我们应该立即组织军队。如今宋案证据确凿，人心激昂，民气奋发，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后悔无及。”
国民党中，要说高层对权势看的最淡的恐怕就只有黄兴一个了。事实上要不是闹出了宋案这件事，他现在还安安静静的在老家呆着，过着自己颐养天年的悠闲日子。不同于对袁世凯处处提防的孙中山等人，他虽然也不喜袁世凯弄权，但也承认这个国家之内他的能力绝对是第一流的。因此，如果可以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他更希望能够维持住现在国内的和平，毕竟，一旦开了枪，要什么时候才能再停下来，可就没人知道了！
当下仍以劝说为主，道：“民国既已成立，法律并不是没有效力，而今国会已成，我党同志也在北方努力。而且南方武力不足恃，急遽发难，必致大局糜烂，还需从长计议！”
国民党内，宋教仁虽然经常与孙中山起争议，但是两人交情莫逆，如今战友已去，他心中已是十分不忿。加上这一年来他都在不断后悔，认为当初不该断了北伐，结果导致国内革命并不彻底。为此宋教仁与他争执了整整半年都没能说服他，反而如今国内的局势越发让他感觉还需一场更加彻底的革命，唯有摧毁了全部的陈旧之后，才能重新整理这个国家。当下反驳道：“袁世凯两面三刀，阴险狡诈，豺狼之性终不可移，杀害遁初，又要私借外债，以一己之私而不惜冒天下之大不讳，逆诬已彰。我们党一方面应利用当前国人之义愤，外联日本，以孤老贼之势；另一方面，应立即动员南方诸省宣布独立，起兵讨袁，先发制人，方可取胜。错过目前之时机，后果将难以预料，我打算近日再次东渡日本，联络日方军政界朋友，以期得到日本的援助。”
黄兴给自己点了根烟，抽了一口之后便烦躁的捏灭了它，有些不安道：“打，克强贱命一条，随时可为民国丢了。可是，咱们现在的局面是经年战死多少同志才得到的。我们是革命者不假，袁世凯是杀害了遁初也不假。可是咱们不能一味的只想着用武力解决，前段时间我托人去湖北买了几套书，回来看来之后很有感触，尤其是一本李易之点说我党人的话，我如今还要说一下。他说，若党人动不动就把自己的意志代替我中华四万万民众的意志，这个政党只不过是某些人的独裁工具罢了！咱们民国一年来虽然多有不堪，但是诸位难道没有看到好的一面吗？国会如今已经成立，法律也比往日清明的多。上海、南京买卖要比年前兴旺，江西、湖北、四川、甘肃、陕西还在大建工业。咱们在这个时候枉自起兵，诸位，可曾想过在四万万同胞看来我等所为乃是造反……”
“克强！”
孙中山一拍桌子怒起，“难道遁初就白死了，咱们就要等着他袁世凯的屠刀伸到脖子根前才动一下吗？”
黄兴跟着摇头，“你也莫生气，你我相交多年，难道我黄某人还能给他袁世凯的几张汇票收买了吗？坐下……”
孙中山道：“我知克强不会背叛革命，只是在今日之中国，对于袁世凯这样一个独揽军、政、财大权，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盗逆贼来说，法律是制裁不了他的，甚至是动不了他的一根汗毛的。过去我没有看准，可还是有人看准了，去年太炎先生就在报上撰文写道：孙退袁兴，旧势力完全存在，革命实在太不彻底，且卧榻之旁，任人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