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差-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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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加在他的《血的婚礼》中早已把康乃馨比作“大男子主义”或“少爷”作风的象征。豪尔赫最后说道：“下次，你可要说清楚呀。”这也看出他对待一个受法西斯迫害而逃离祖国女子和随便一个路过此地的旅游者的态度会是截然不同的。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其人其作（6）
斯卡尔梅达最先发表的作品是短篇故事，它们不但获得了奖项，引起文学界的关注，而且被评论家认定为“爆炸后文学”。从作者以后的作品，特别是后来陆续发表的中、长篇小说不难看出，他正是沿着这条既延续和发展了上一辈作家的创作，又有极其明显个人特点的道路走了下去。下面让我们看看他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两部小说。
作者在国外流亡期间发表的小说是作者文学生涯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它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上个世纪30至50年代，尼加拉瓜人民处于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王朝的统治之下，尼加拉瓜人民，即小说中的莱昂城的市民，与独裁者展开了大智大勇的斗争，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作者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经历向我们展开叙述，让我们看到在尼加拉瓜发生的事情，和一切独裁者一样，统治者暴戾恣睢，以高压和卑劣的手段掩盖其虚弱的本质，对人民进行百般折磨，然而，不拥有任何先进武器的善良的人民，除了具有战胜敌人的勇气，还有对正义事业的忠诚，有机智的头脑和无穷的智慧。他们创造了一套特有的、行之有效的斗争方法，例如在市民之间用暗号传送秘密信息。他们采用消防队员想出的计谋，在民房之间穿墙凿壁，秘密铺设了一条长长的、，与消防车相连的帆布管子通道，管子内注满汽油，一直通向敌人指挥部，把敌人困在风尘迷漫的红色火焰中。小说把我们引到一个正在经历着战争的社会群体之中，一个以众多女人为主角的城镇，因为父亲、儿子、丈夫、情人被抓去打仗了，杀害了。当然，还有一些男人秘密地在游击队参加战斗。他们中间有一些非同寻常的人物，例如梅诺尔一家，奥古斯汀·梅诺尔被“国民军”抓去，当了一名士兵，伴随着反独裁斗争的日益高涨，是继续违心地留在反动军队中，还是投身到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中，使他十分矛盾和痛苦。偶尔几次探家，爆发了激烈的家庭矛盾。而她的姐姐，“城里最漂亮、勾人心魂”的维多利亚，是坚定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狂热追求着他的男友雷昂内尔，他是一名勇敢的游击队员。利用战斗的间隙，他用聂鲁达式火辣辣的诗句向姑娘表白爱情，他们用投身于斗争的实际行动，等待着胜利来临时幸福的结合。在父亲压力之下，从敌人部队开了小差的奥古斯汀被弗洛雷斯上校抓回。而最终的战役打响之前，他的父亲和姐姐也被敌人抓到敌军营，姐姐为了留下可以日后复仇的宝贵生命而容忍了弗洛雷斯的强暴。当敌人把他的两位亲人当作人质时，他奋不顾身扑向了敌人的枪口，用年轻的生命为游击队争取了时机，救下了亲人，击毙了他原来的上司弗洛雷斯。胜利从来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母亲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女游击队员失去了昔日朝夕相处的手足，姑娘失去了准备献给心爱之人的贞洁……小说的结尾是，莱昂城沉浸在胜利的气氛中，游击队员维多利亚和恋人雷昂内尔双双在清新的水流下沐浴 ……、
坦率地说，反映人民反抗统治者的题材对中国读者而言是非常熟悉的，用可读性来衡量这部作品，它似乎也比不上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但是就这样一个近乎传统的题材， 斯氏却在写作风格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这种题材的故事中，不是用轰轰烈烈的斗争来描写人民的斗争，也极少有正面的军事冲突和突出的个人英雄，有的仅是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小人物：妇女、神父、邮差、修鞋匠、剃头匠，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使统治者显得既无奈又无能。请重读这一小节，当上尉弗洛雷斯面对在司令部门口要和他们理论一番的人群时，他的部下问他：
“‘您在想什么？上尉’军曹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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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有很多条战线。’他一边说一边看着神父，想从他的面部表情来察看他的激烈程度。他宁愿面对一场阵线分明的战争，一场能够确切地知道应当怎样对付每次进攻的战争。军曹做出一副轻篾的表情。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其人其作（7）
“这些老娘儿们的‘叽叽喳喳’也算是‘进攻’吗？”
就是这些生动的章节和发生在每个小人物身上的故事，有如一幅幅各不相同的图画，把它们拼接在一起，绘制了一幅完整、有趣、耐人寻味的画卷，这就是全体民众作为集体主人公拼接成的一幅人民战争的画卷。可以说没有突出的个人英雄，没有明显的个人作为全书的主人公，莱昂城的全体民众就是主人公。除了在情节铺设上有新颖之处，作者在写作风格，特别在语言文字的驾驭方面，显示出大家风范。美国文学评论家认为，作者用诗歌一般精炼、丰富而生动的语言，用写实和文学夸张相结合的手法，写出了最朴实的人民的大智大勇。书中把人物的大量的内心世界的描写和对外部环境的描写结合，把个人的私密和民族大业的描写相结合，战争和遭受压迫的痛苦和斗争胜利带来的幸福的描述更是贯穿全书。至于作为文学家，从发表作品开始就显露出的睿智幽默的写作风格，始终不丢弃的“嘲讽”的写作的手法和具体的令人忍俊不禁的例子，在全书中更是俯拾即是。
于1985年发表的小说《聂鲁达的邮递员》，是作者在写作生涯中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作者在这条道路上成功的里程碑。小说的主要的情节是这样的：青年渔民马里奥偶然得到一份邮递员的差事，但是用户只有一位：在黑岛拥有一套别墅的著名诗人聂鲁达。于是马里奥和这唯一的用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马里奥虽然只读过几年的书，但他是一块可以雕琢的朴玉。在诗人的启发下，他痴迷般地热爱上了诗歌，他费尽心机向诗人讨教，宁肯放弃丰厚的小费。诗人用通俗的比喻，极其幽默的语言给予了他诗歌的启蒙，他对高雅的诗歌渐渐领悟。在聂鲁达爱情诗歌的熏陶下，马里奥以充满诗意的纯情爱上了在小酒馆工作的美丽姑娘比阿特丽斯，他用聂鲁达的爱情诗歌频频向姑娘献殷勤，赢得了姑娘的芳心。正当青年人对未来充满憧憬之时，婚事遭到姑娘母亲的强烈反对，因为小伙子“除了脚趾上的脚气一无所有”。马里奥求助于聂鲁达，诗人用聪明的“比喻”和这位丈母娘“谚语”的大炮展开了一场舌战，几经好事多磨，有情人终成眷属。诗人聂鲁达亲自参加了婚礼。大选胜利后，聂鲁达受命赴法国担任驻法大使。一天，马里奥平生第一次收到了一封信和一个包裹，这是诗人寄自法国，还有一只小录音机。诗人想念家乡，他请求马里奥为他录下家乡黑岛的风声、鸟鸣、大浪涛涛和自家的清脆的风铃声……忠诚于友谊的马里奥尽心尽力为诗人做了这一切，并连同自已的习作诗歌一并寄给了诗人。1971年，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马里奥和他的亲人乡亲们一道收听了聂鲁达领奖时发表的演说。
1973年智利右派份子发动军事政变。已回国居住在黑岛的聂鲁达遭到敌人的控制和迫害。马里奥冒着生命危险。绕道海边来到聂鲁达的家中，在诗人的病床前，把其他国家发来的声援诗人的电报背给他听。诗人什么也没回答，他执意请求马里奥搀扶着他向朝向大海的窗口走去，他要再看看太阳，再看看大海…… 聂鲁达逝世后，马里奥遭到了军政府的逮捕。若干年后，马里奥发表的诗歌获奖，诗坛上又增添了一名年轻的诗人。
小说和电影相继问世后，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作者的故事有很多虚构的成分，可以说是通过文学的手段创作了一个美丽的故事，但在不同场合，人们禁不住还是要问，聂鲁达的邮递员在哪儿？他现在是诗人吗？他和比阿特丽丝生活得如何？善良的人们多么希望作家笔下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现实啊。
作者的聪明之处正是在于在现实的基础上想象这美好的一切，巧妙地运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了作者和全体智利人民对聂鲁达的热爱。安赫尔？拉玛曾经说过，拉丁美洲最好的文学作品是中篇小说，因为它是讲述一个完整故事的最好方式，《佩德罗？巴拉莫》、《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尉》、及斯氏的《什么也没发生》、《邮递员》都是很好的范例。斯氏的这部作品问世后，除了被改编成电影，还被改编成话剧、电视剧、就连改编成的广播剧，在欧洲的几个国家也受到好评，小说更是一版再版，并被译成25种文字。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其人其作（8）
在斯氏的作品中词汇不仅仅是沟通的符号，作者赋予了词汇超出字面的很多含义。在《邮递员》这部小说中，作者除在策划情节方面机敏过人，成功的另一因素就是作者用精心选择的珍珠般的词汇串联全书，这也是很多院校选择这部小说作教材的原因。在书中，无论是通过马里奥和聂鲁达的对话、马里奥用朗诵诗歌的方式追求自己的恋人、聂鲁达和马里奥未来丈母娘的舌战，都可以领教作者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思维和概念的匠心独具，对斯氏在作品中的语言，要像马里奥“指教”他的丈母娘那样，才能有所领会。当她宣读诗人从巴黎寄来的信时，马里奥对她说：“您读得太快了……词汇必须一个一个地去咂摸滋味＂。所以有人称，斯氏的作品使用的是魔幻语言，对于魔幻语言，反复咂摸滋味会越来越有味道。《邮递员》一书中，把聂鲁达的许多诗句，或者说，聂鲁达式的许多诗句巧妙地被作者按情节需要穿插在书中，加上作者在语言上的文采，两者结合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在小说《叛乱》及其它作品中作者也是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或借主人公之口，或由于情节需要直接引用，或加上作者的意思修改引用，不但使文章增色不少，也足以看出斯卡尔梅达对先人聂鲁达一贯的无比热爱的态度。在智利记者的一次采访中，斯氏坦白地承认，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学会了这手，他曾用聂鲁达现成的诗句讨好女孩，而对方并不知道他是在背诵别人的诗篇。斯氏对诗人和诗歌特别情有独钟（比如《诗人的婚礼》中的主人公也是诗人，但他不是《聂鲁达的邮递员》中的诗人）。斯氏认为，诗歌能使世界沸腾，诗歌是使人们理解世界的魅力的最好的方式。在《邮递员》中，作者用诗歌使两个对立的、意味着两个极点（高雅诗歌、民间谚语；知识分子、人民群众；主流、非主流社会；穷人、富人等等）的世界不但有了联系，而且还将延续和发展下去，即诗人的艺术家的世界和邮递员的卑微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在延续着。在现当代作家随着时代的发展，发明了无数几乎令人眩晕的写作手法时，斯氏始终没有丢弃很多所谓传统的写作手段，在很多人对此几乎不屑一顾时，他却把传统中的很多优秀的东西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例如，在《邮递员》中作者借马里奥和聂鲁达的对话，对诗歌中常常使用的“比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