脍炙英雄-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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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还干过更出格的事儿，他想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为了过教育部那一关，他亲自伪造了陈独秀的学历。都说造假不好，但如果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去糊弄糊弄官僚，我看反而是个英雄，因为大学是为人民办的，不是为教育部办的！这样的神话在今天是不可再现的，因为即使有了蔡元培那样的伯乐，他也过不了教授们那嫉贤妒能的一道道鬼门关也。
梁漱溟为人不左不右，半新不旧，所以往往能客观看人。比如他肯定陈独秀的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指出“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他跟李大钊也是好朋友，但那些共产党朋友谁也不曾介绍他入党，梁漱溟便知道“显然我这人条件不合。”他赞同胡适的白话文主张，但不佩服胡适的人品，“感到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灵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并不完备”。梁老师上课第一天，到校长室问蔡元培对孔子什么态度。蔡元培“沉吟地答道：我们也并不反对孔子，儒家的学说作为一门学问，是必须认真研讨的。”章士钊有独立不羁的性格，不过“多才而多欲，细行不检，无所不为，甚为可惜，然其个性甚强，气概不凡，自有我所不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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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向梁漱溟先生学习（3）
梁漱溟在北大任教7载后辞去，是因为对教育有了新的认识。他总结当时的青年学生有两种，一种是堕落鬼混来谋取文凭的，一种是自尊自强却烦闷苦痛的。所以梁漱溟要在学校教育之外，另辟挽救青年的战场。可惜那时候没有博客，否则漱溟先生一定会开辟一个“梁博书院”的。
从此梁老师就投身于乡村建设，奔走于山东、广东、河南、河北、江苏、山西等地。在那军阀割据兵荒马乱的旧中国，教育救国是远水不解近渴的，但禁赌禁毒、反对缠足、扫盲识字、指导农牧、保健防疫、移风易俗等活动，总体上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总不能要求每个知识分子都去领导人民闹革命吧。
梁漱溟在山东搞教育实验时，得到了山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民间有很多韩复榘不学无术的笑话，孔老师也会讲七八个。但实际上韩复榘文化水平很高，熟读四书五经，在县衙和部队里都当过“司书”，是以文武双全的本事当到一员大将的。传说中他那些愚蠢的搞笑之举，孔老师认为一部分是民间文学的“集合”作用，将发生在多人身上的事情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造成“典型”效果；另一部分则可能是韩复榘故意装傻充愣，其中又可分为幽默调侃和愤世嫉俗两种。比如蒋介石推广“新生活运动”，强令国民上街一律“右侧通行”，韩复榘说：“蒋委员长脑袋瓜子进水啦？让人走道都靠着右边走，那他妈的左边谁走啊？那马路不浪费了一半吗？”一个省主席，是断不会弱智到此种地步的，韩复榘假如确实说过此话，那就是故意装傻来反对蒋介石不得人心的“新生活运动”。而梁漱溟搞的教育实验，韩复榘就不但支持，而且亲自考察。韩复榘个性倔强，又佯狂傲物，所以冯玉祥蒋介石都很讨厌他。冯玉祥打过他一个耳光，老蒋则终于寻了个“不战而逃”的罪名，把韩复榘给诱杀了。
梁漱溟跟国共双方许多高人都有交往，自负是同盟会老资格，志向又高，学问又大，所以虽然待人平和，但心中敬佩的其实没几个人。抗战期间，他两赴延安。第一次与毛泽东彻夜长谈抗日前途，就被毛折服。毛泽东把即将写成的《论持久战》的观点向他和盘托出，梁漱溟顿时眼前一片光明。他说：“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毛泽东能说服梁漱溟，后来当然也就说服了整个国民党和全国人民。第二次彻夜长谈建设新中国问题，在阶级斗争和改良主义上发生了争论。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按照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就可自然建设好，而毛泽东强调“普世价值”，强调“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不革命就不能完成历史重任。“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但谈话从容亲切，“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数年后，梁漱溟反思了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承认中国不但存在着阶级，而且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并非是毛泽东说服了他，而是抗日战争的现实唤醒了他。梁漱溟的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部队，有的还牺牲了。目睹抗战现实和国民党畸形抗战积极反共的高压政策，梁漱溟参与创建了“民盟”，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人一旦参与政治，就难免会说错话，办错事。梁漱溟“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两句话：一曰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二曰在识见上不过于相信自己。”孔老师认为这两句话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梁漱溟自负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家书中说“今后中国大局，建国工作，正需要我，我亦不能死。”他多次遇到危险，都幸免于难，自以为是老天爷保佑他这个民族伟人的。后来他知道了自己的狂妄，原来都是共产党的地下英雄保护了他。
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把在重庆不能说的关于建设国家的理想大大畅谈了一番，毛泽东找了十位中共领袖来听他上课。梁先生反内战、反腐败，可是对现状无可奈何，以为和平遥遥无期。没想到短短三年，共产党就打败了蒋介石，创建了新中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经济建设”，他的理想可以实现了。梁漱溟也曾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企图在国共之间和稀泥，甚至帮助国民党要削除中共的武装，导致那场著名的周恩来大怒事件。周恩来罕见地大发其火：“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着心都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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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向梁漱溟先生学习（4）
梁漱溟很快明白了自己真是不懂政治，很容易被抽象的美妙言辞所利用，所以他从此采取“只言论，不行动”，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任何组织的原则。这一点，孔老师十分赞成。我们知识分子关心天下大事是对的，但是政治问题错综复杂，不可轻易涉入，在拿不准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尽职尽责了，最好不要拉帮结党。具体的操作，则还是由专门的政治家去干，比较合适。书生满腔热忱地做了有损人民利益的事情，历史上是很多的，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政治热情错解为政治能力。即使北大的政治学教授，当真搞起政治来，恐怕并不是一个街道老大妈的对手啊。
梁老师决定了只代表个人，他说话的自由度就接近孔老师了。他一方面批评国民党，要国民党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下野认罪，接受惩办战犯。另一方面他认为共产党虽然是被迫的，但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向人民道歉。对于共产党建立的一党专政的新中国，梁漱溟并不认为是理想的。1950年毛泽东请他参加政府，梁漱溟不答应，他认为“全国的大局还不会从此稳定统一下去。而我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一旦大局发生变化，仍需要我这样的人为国事奔走。”梁老先生确实自负得太可爱了，总觉得自己这颗“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还没正式出场呢。所以建国后，他总是给中共挑毛病，而毛泽东也总是虚心听取他的意见。到西南考察土改后，梁漱溟对老毛称赞邓小平的才干，毛泽东笑着大声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梁漱溟是社会实践家，从具体的社会考察中，他逐渐发生了思想转变，公开发表文章，说“在阶级、阶级斗争、武装革命能不能解决及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我省悟了自己的错和中共的对。”这不是见风使舵，而是服从真理的光明磊落。梁漱溟以前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一是因为他搞的乡村实验，并未真正深入到穷乡僻壤的底层；二是因为他把“斗争”简单理解为你死我活的暴力搏斗，不明白毛泽东说的斗争是哲学意义上的“对立统一”；三是因为他主观地认为共产党主要是农民，后来读了彭真的文章，才明白那不过是共产党员的“历史出身”，共产党的实质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先锋队，其中包括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梁漱溟具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这本来是好事，但却导致了他的自我膨胀意识长期未能解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了汉”，是“个人英雄主义”。所以才发生了1953年政协会上跟毛泽东的冲突。
那次会上讨论总路线问题，国家已经确定了要大力发展重工业，这是走向现代化、避免再度成为殖民地的千秋大计，而且国家并没有轻视农业。而梁老师和孔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总是喜欢说些政府和一般人容易忽略的问题，而且喜欢夸大一点地说。梁漱溟言道，解放后城市工人的生活提高很快，但农民还很苦，一个在九天，一个在九地，所以国家不应该遗漏农民。此话单独看没有毛病，但放入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抗美援朝的具体语境，就犯了“导向错误”。翌日，毛泽东未点名地批评此种论调是“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难道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倘若毛泽东直接批评梁漱溟，可能还不至于发生冲突，可是毛泽东采用了鲁迅笔法，希望给梁漱溟留面子，没想到梁漱溟最喜欢的就是单枪匹马挑战一个党，他偏偏要“顶风作案”，“我就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要求“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这实际上是下了要求辩论的战书，此种“好强逞能”之举，孔老师也干过，很能理解那种“英雄主义情怀”也。
梁漱溟将信面交毛泽东后，老毛当晚就约了他谈话，而梁老师有个毛病，凡事非要长篇大论给人家上课不行，而且一定死活坚持自己立场不放松。这点就跟我们老孔家有很大不同。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果辩论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那还辩论干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