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短篇小说集-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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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绝对谈不上冷淡，有人搭话肯定给予圆满回答，话也说得井井有条。若他愿意，也能表现出一副热情的样子——尽管使我觉得有几分勉强。不过原则说来，则像是位沉默寡言的孤独老人。他看上去喜欢小孩。小孩来时尽可能亲切相待，但孩子们却不大接受老人的好意。
接受这位饲养员好意的只有大象。他住在紧挨象舍的预制板小屋里，从早到晚形影不离地照料大象。象与饲养员相处的时间已超过10年，二者关系的亲密程度，只消看双方每个细微的动作和眼神，即可一目了然。饲养员如果想让呆呆站在同一地方的大象移动一下，只要站在象的旁边用手啪啪地轻拍几下它的前脚并嘀咕一句什么，大象便不堪重负似地慢慢摇摆着身体，准确移至指定位置，随即仍如刚才那样注视空间的某一点。
每到周末，我就去象舍细心观察这情形，但还是不能完全理解二者的交流是依据何种原理得以实现的。大象或许能听懂简单的人语（毕竟活的时间长），也可能通过拍脚方式来把握对方的意图。或者具有心灵感应那类特异功能因而懂得饲养员的所思所想也未可知。
一次我问老人；“您是怎样给大象下命令的呢？”老人笑笑，只回答“长时间相处的关系”，再没做更多的解释。
总之便是这样平安无事地过了一年，此后象突然失踪。
我一边喝第二杯咖啡，一边将报道再次从头研究一遍。文章写得相当奇妙，俨然福尔摩斯敲着烟斗说：“华生，快看呀，这篇报道太有趣了！”
此报道给人以奇妙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可能支配写报道记者大脑的困惑与混乱。而困惑与混乱显然起因于情况的非条理性。记者力图巧妙避开条非理性来写一篇“地道的”新闻报道，但这反而将他自身的混乱与犹豫推向致命的地步。
例如，报道上的措词是“大象逃脱”。可是通观全篇报道，显而易见大象并非什么逃脱，而明明是“失踪”。记者将这种自我矛盾表述为“细节上仍有若干不明确之处”。我则无论如何不认为事情是可以用什么“细节”什么“不明确”这类老生常谈的字眼敷衍得了的。
首先，问题出在象脚上套的铁环。铁环依然上着锁剩在那里。最稳妥的推论是：饲养员用钥匙打开铁环从象脚摘下，然后又将其锁好，同象一起逃跑（当然报纸也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问题是饲养员手中没有钥匙。钥匙仅有两把。一把为确保安全藏于警察署的保险柜，另一把收在消防署的保险柜之中。饲养员（或其它什么人）不大可能从中偷出钥匙。纵使万一偷出，也大可不必把用过的钥匙特意送回保险柜——翌日早打开一看，两把钥匙全都好好躺在警察署和消防署的保险柜里。既然这样，那么就是说大象势必在不使用钥匙的情况下将脚从坚不可摧的铁环中拨出，而这除非用锯将象腿锯断，否则绝无可能。
第二个问题是出逃的途径。象舍与“象广场”围了3米多高的坚固栅栏。由于象的安全管理在镇议会上争论得沸沸扬扬，镇政府采取了对一头老象未免小题大做的警备措施。栅栏是用混凝土和粗铁棍做成的（费用当然由房地产商出），门口只有一个，且内侧上锁。象不可能跨过如此要塞般的栅栏跑到外面。
第三个问题是象的足迹。象舍后面是陡峭的山坡，象无法攀登。因此象假如真的用某种手段飞越栅栏，它也只能经前面的道路逃走。然而松软的沙土路面上没有留下任何类似象脚印的痕迹。
总而言之，综合分析这篇满是令人困惑和不快措词的新闻报道，根本看不出事件的结论或实质。
当然，自不待言，报纸也好警察也好镇长也好至少表面上都不愿意承认大象失踪这一事实。警察正以“象或许被人采取锦囊妙计早有预谋地强行掠出，或许自行逃脱”这样的判断进行侦查，并乐观地预测：“考虑到隐藏大象的困难程度，事件的解决不过是时间问题”警察还打算请求近郊的猎友会以及自卫队狙击部队出动，一起搜山。
镇长召开记者招待会（有关记者招待会的报道没有登在地方版，而出现在全国版的社会版面），就镇政府警备措施上的疏忽进行道歉。同时镇长又强调指出：“同全国任何一座动物园的同类设施相比，本镇的大象管理体制都毫不逊色，较之标准有力得全面得多。”还说：“这是充满恶意的、危险而且无聊的反社会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在野党的议员重复一年前的论调：“务必追究镇长同企业串通一气而将镇民轻易卷入象处理问题的政治责任。”
一位母亲（39岁）以“不安的神情”说：“短时间内不能放心地让孩子去外面玩了。”
报纸上叙述了本镇领养大象的前后详细经过，并附有大象收容设施示意图。还介绍了大象简历，以及同象一起失踪的饲养员（渡边升，63岁）的情况。渡边饲养员是千叶县馆山人，长期在动物园饲养哺｜乳动物，“由于动物知识丰富为人忠厚诚实，深得有关人员信赖”。象是22年前由非洲东部送来的。准确年龄无人知晓，其为人更是不得而知。
报道的最后，说警察正在向镇民征求有关大象任何形式的情报。我一面喝第二听啤酒，一面就此沉思片刻。终归还是决定不给警察打电话。一来我不大乐意同警察发生关系，二来我不认为警察会相信我提供的情报。向那些甚至没有认真设想过大象失踪可能性的家伙，无论说什么都是徒劳。
我从书架中抽出剪报集，将从报纸上剪下的关于象的报道夹在里面。随后洗了洗杯子碟子，去公司上班。
我从nhk晚上7时的新闻节目中看到了搜山的情况。提着装满麻醉弹大型来福枪的猎手、自卫队和警察们把附近的山一个接一个刮篦子似地搜刮一遍，好几架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虽说是山，但都位于东京郊外的住宅地边缘，不过是小山包而已。聚集如此之众，只消一天即可基本搜寻完毕，再说寻找的对象又不是矮小的杀人鬼而是巨大的非洲象，其可藏身之处自然有限。然而折腾到傍晚也没找到大象。出现在电视荧屏中的警察署长声称“仍将继续搜寻”。电视新闻的主持人总结道：“是何人如何使大象逃脱，藏于何处，其动机何在，一切都还在深深处于迷宫之中”
此后继续搜寻数日，大象依旧踪影皆无，当局连点蛛丝马迹也未能找到。我每天都细看报纸的报道，大凡所能见到的报道统统用剪刀裁剪下来。就连以大象事件为题材的漫画也不放过。由此之故，剪报集的容量很快到达极限，而不得不去文具店买一册新的回来。尽管拥有如此数量繁多的报道，却不包括任何一条我想知道的那类事实。报上写的全都是些驴唇不对马嘴一文不值的内容，诸如什么“依然下落不明”，什么“搜查人员深感苦恼”，什么“背后是否有秘密组织”等等。大象失踪了一周之后，这方面的报道日见减少，直至几乎销声匿迹。周刊上倒是刊载了几篇哗众取宠的报道，有的竟拉出算命先生来，不久也草草收兵了。看上去人们似乎企图将大象事件强行归为拥有不少会员的“不解之谜俱乐部”这一范畴之中。一头年老的象和一个年老的饲养员纵使从这块土地失去踪影，也不会对社会的趋势造成任何影响。地球照样单调地旋转，政治家照样发表不大可能兑现的声明，人们照样打着哈欠去公司上班，孩子们照样准备应付考试。在这周而复始无休无止的日常波浪之中，人们不可能对一头去向不明的老象永远兴致勃勃。如此一来二去，没有什么特殊变异的这几个月便像窗外行进的疲于奔命的军队一样匆匆过去。
我不时抽时间跑去往日的象舍，观望已无大象的大象住处。铁栅栏门上缠了好几道粗大的铁链，任凭谁都无从入内。从栅栏空隙窥视，象舍门仍被铁链缠绕着。看样子警察为了弥补无法找见大象所造成的缺憾，而对失去大象后的象舍加强了不必要的警备。四下寂寥，空无人影，唯见一群鸽子在象舍房脊上敛翅歇息。广场已无人修剪，开始长满萋萋夏草，仿佛已等得忍无可忍。象舍门上缠绕的铁链使人联想起森林中牢牢看守着已腐朽得化为废墟的王宫的巨蟒。大象离去才不过数月，这场所便蒙上了带有某种宿命意味的荒凉面影，笼罩在雨云一般令人窒息的气氛中。
我那次见到她，9月都已接近尾声了。这天从早到晚雨下个不停。雨单调而又温柔细腻，是这一季节常见的雨，它将在地面打下烙印的夏日记忆一点点冲掉。所有的记忆都沿着水沟往下水道往河道流去，进入又黑又深的大海。
我俩是在我公司举行的产品宣传酒会上见面的。我在一家大型电机公司广告部工作，当时正负责推销为配合秋季结婚热和冬季发奖金时节而生产的系列型厨房电气用品。主要任务是同几家妇女杂志交涉，以使其刊载配合性报道。事情倒不怎么需要动脑，但须注意对方报道写得不失分寸，以尽量不让读者嗅到广告味。作为代价，我们可以在杂志上刊登广告。世上的事就是要互相扶持。
她是一家以年轻主妇为对象的杂志的编辑，参加酒会是为了采访——明知是为人推销的采访。我正好闲着，便以她为对象，开始讲解由意大利著名设计师设计的彩色电冰箱、咖啡机、微波炉和榨汁机。
“至为关键的是谐调性。”我说，“无论式样多好的东西，都必须同周围保持谐调，不然毫无意思。颜色的谐调，式样的谐调，功能的谐调——这是当今厨室最需要注意的。据调查，一天之中主妇在厨室的时间最长。对主妇来说，厨室是她的工作岗位，是书斋，是起居室。因此她们都在努力改善厨室环境，使其多少舒服一点。这与大小没有关系。无论大小，好的厨室原则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简洁性、功能性、谐调性。而本系列便是依据这一指导思想设计出来的。举例说来，请看这个烹调板……”
她点着头，在小笔记本上做着记录。其实她并非对这类采访特别怀有兴趣，我对烹调板也没什么偏爱，我们不过在完成各自的工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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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你对厨房里的事相当熟悉。”她在我讲解完后说道。
“工作嘛！”我做出商业性笑容回答。“不过我倒是很喜欢做菜——这与工作无关——做的简单，但天天做。”
“厨房真的需要谐调性？”她问。
“不是厨房，是厨室。”我纠正道。“本来怎么都所谓，可公司有这样那样的规定。”
“对不起。那么厨室真的需要谐调性？是你个人的意见？”
“至于我的意见，不解掉领带是无可奉告的。”我笑着说，“不过今天算是例外。我想就厨室来说，讲究谐调性之前，应该备有若干必不可少的东西。问题是那种因素成不了商品。而在这急功近利的世界上，成不了商品的因素几乎不具有任何意义。”
“世界果真是急功近利的不成？”
我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用打火机点燃。
“随便说说罢了。”我说，“这样一来，很多事情就容易明白，工作也容易进行。这类似一种游戏，或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