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文集-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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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肯定要嘲笑我的多愁善感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想念你们。我真希望你们能来乌回镇看看，虽然见不到胡达老人了，但他的坟还在，鱼纹也许会画门神和财神给你们看。当然，如果这些人物都意外错过的话，雪是绝对不会拒绝你们的。因为漫长的冬天还未结束，雪三天两头就来一场，你们来看雪吧。只是如果你们也被雪意外围在塔城，胡达老人再也不能赶着雪爬犁接你们去了。
给你们的回信就此打住吧。黎明了，我得吃点东西了。今天的早餐是烤土豆，昨夜就把土豆埋进炉火的灰烬中，现在它们早已被炯熟了，温热气犹在，极其可口，是乌回镇人都喜欢吃的一种“点心”。吃过土豆，我得去供销社买蜡烛了，因为来时买的几包已经用光了。还有，因为给你们写信，一个夜晚就这样以“不眠”而结束了，从供销社回来我得补上一个长觉。睡醒后，去一个叫郑顺才的人家，他女儿近日结婚，嫌那台作为嫁妆的缝纫机不喜气，让我去画一对鸳鸯。
畅饮“天河之水”
畅饮“天河之水”——迟子建访谈录（代序）
＊迟子建曾写过一篇题为《谁饮天河之水》的创作谈，谈到她对神话与传说所激发出的想象力的肯定和向往，她固执地认为“天上那条银河是水”，向往着“有一天会喝到那里的水”。这其实可以理解为迟子建在文学上的追求与理想。
十几年前，一位来自大兴安岭的自然的女儿，带着“北极村”的梦想与童话，带着古老的民间传说和大自然的清新，闯入了中国文坛。就像有了福克纳才得以使更多的人知道了美国的南方小镇牛津城一样，我们也可以说，因为有了迟子建，我们才走入了中国北疆那人迹罕至，常年被冰雪覆盖着的“北极村”和“白银那”。十几年来，迟子建虽然在文学创作上已是成绩斐然，但她仍然很难被归入某个文学流派或创作群体，她总是那么执着和深情地注视着故乡的大地和底层的人民，畅饮着“天河之水”，唱着一首温情而略带忧伤的歌，独自走在北国的原野上。于是，她卓尔不群的身影，她别具一格的创作，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一道奇异的“风景”。
文能：如果论创作的年限和影响，你在当代文学界也算得上是一个年轻的“老革命”了，能大致谈谈你的创作经历吗？
迟子建：“老革命”这个词使我发笑，因为我不由自主想到了“老朽”，好在“革命”与“朽”在文学的范围内有着天壤之别的含义，而且我恰好也写了一篇名为《月光下的革命》的小说，所以对“老革命”这一对我来说颇有些喜剧意味的称谓也就能欣然接受。因为从创作经历来讲，我确实是个年轻的“老革命”，我十八九岁便开始写作，很快发表作品，在当代青年作家中，确实是属于创作年限比较长的一员。
我的创作经历很简单，一九八一年我高考不理想，只是进了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我学的是中文专业，学制三年。学校周围自然景观不错，校园直接面对山峦、原野和溪水，景色妖娆而奇异，常常给人带来丰富的联想。而且那时是多梦的年龄，爱惆怅和伤感，于是就在日记本上抒发一些所思所想，同时大量阅读图书馆有限的中外名著藏书，悄悄地鼓励自己尝试写作。我写得最多的是自然景色的观察日记，比如观察日落飞雪等情景，然后充满诗情画意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同时也对系里的每一位同学都暗中做过肖像描写，这算是较早的文学训练。人的野心是在写作的不断磨练中渐渐滋生出来的，写得多了的时候，便开始投稿，投过几篇之后便开始发表作品。我算是运气不坏的一个，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地一路写了下来。
文：从你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你的童年经历对你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决定了你创作中的某种固定视角，你是怎么看的？
迟：如你所言，我喜欢采取童年视角叙述故事。童年视角使我觉得，清新、天真、朴素的文学气息能够像晨雾一样自如地弥漫，当太阳把它们照散的那一瞬间，它们已经自成气候。当然，这大约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关系。我生在北极村——中国最北的小村子，再多走几步就是俄罗斯了。童年时我远离父母，与外祖母生活在一起。我不明白那个时代的儿童何以如此少（除却住户稀少的原因外），我所住的老街基（北极村的一个部分）只有三个儿童，这使我觉得很孤单。外祖母家有很大的一座木刻楞房屋，房前屋后有广阔的菜园，院子中有一条大黄狗，我便与菜园中的瓜果和狗都成了好朋友。我常常嫌垄台下匍匐的香瓜长得太慢，因为我盼着早点吃它们的甜肉。我还曾戴着一顶防蚊帽用木棍去捅马蜂窝，看着它们如何“炸营”，倾巢而出；我还帮着姥姥抬粪给苞米地上肥，也去黑龙江边洗衣服或者捕鱼。漫长的冬季来临时，我就在入夜时偎在火炉前听老人们讲传奇故事。所以说童年生活给我的人生和创作都注入了一种活力，我是不由自主地用这种视角来叙述故事的。但我想它并不是我作品中的“唯一视角”，尤其是在《秧歌》、《香坊》等作品中，这一痕迹已经蜕去，不过它仍然在我的作品中闪烁出现，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讲，这种视角更接近“天籁”。
文：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在创作刚起步的时候，往往有意识地借鉴、模仿一些外国作家的创作，人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时常会看到诸如马尔克斯或博尔赫斯等外国作家的影子，而我在你的创作中（包括早期的作品）看不到明显的师承。请你谈谈你所喜欢的作家以及他们对你的影响。
迟：当我写作已有了几年历史的时候，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才风行起来。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格外喜欢，博尔赫斯的东西读得不多，不敢发言。别人喜欢他自然有别人的道理。早期我喜欢屠格涅夫、川端康成、鲁迅、郁达夫等。现在仍然喜欢后三位。屠格涅夫的作品大概只适合于青春时代的我来读，因为它是一种苍白的唯美。而川端康成现在看来仍然是不倒的文学大师，我曾跟格非动情地谈到川端，说“只有他才真正代表了东方精神”，格非对我绝对性的用词报以友善的一笑。郁达夫若是活着，我相信他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因为他的作品文气十足，弥漫着作家无处不在的才华。后来比较喜欢的作家有福克纳、爱伦·坡、杜拉斯等等。我读师专时古典文学的学业一向优异，我也喜欢屈原、苏东坡、辛弃疾等人的作品。你说从我的作品中看不到“师承”，便使我联想起英格丽·褒曼初上银幕的故事。因为她不懂表演，所以用了一个即兴的大胆的，只有她才能做得出的“入场”表演：跳着上场并且纵声大笑，却不想因此博得了评委的心。我想褒曼如果继续纵声大笑下去，恐怕就不会有《煤气灯下》和《卡萨布兰卡》这样的优秀作品了。一个人必定是在用天赋做了“敲门砖”之后，要不断汲取营养来完善自己。所以这也决定了我的读书态度，很杂。
文：你的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大部分是以你的故乡大兴安岭一带为背景，木刻楞房、白夜、极光、大雪、渔汛、秧歌等极富地方特色的景致和民俗常把读者带进一个如梦如画的“北极村世界”（姑且这么称之），在那里流连忘返。我注意到这种“故土情结”在现代东北作家中表现得较为凸出，如呼兰河之于萧红，科尔沁草原之于端木蕻良。在这方面，你是否受了他们的影响？你的这种地域性的艺术视角是怎样形成的，这对你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迟：这个问题真是太大了，我想三言两语是说不明白这个涵盖面很大的话题的。端木的东西我不喜欢，萧红的我喜欢。所以我曾对人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有两位女作家是最纯粹和不可替代的，一位是张爱玲，另一位便是萧红了。我最初写作的时候还没读萧红的作品，后来读了，马上就爱惜得不得了，她的《呼兰河传》让人百读不厌。我前年在从昆明飞往上海的飞机上，突然看见邻座的一位小伙子在读《呼兰河传》，心下大惊，以为他该偏爱金庸、梁羽生。他对我说：“现在生活太热闹了，就很喜欢萧红这些寂寞的文字”，说得我险些落下泪来，并为《新民晚报》写过一篇散文。寂寞的文字打动了人，完全赖于作家情感的执着和朴素。很多批评家都不由自主地把我和萧红做比，我想我和萧红的童年有相似的经历，都是在家境优裕的外祖父家中长大，都热爱菜园等等相似的北方景致，这使我们的作品在某些气息上确实有相似之处。我想这是特定的环境赋予作家的天然气息，绝非刻意求之的效果，这也是无法求来的。至于文学的地域性，我想它就像北方过冬必需的棉衣，特定的季节来临时，你必须穿上它才能度过严冬。福克纳算是一个地域色彩很浓的作家，但他的作品并不狭隘，因为他的作品并不是靠风光和风俗说话的，还是人物的精神光辉起到了关键作用。
文：在当代女作家中，你的写作显得较有理性和节制（评论家谢友顺曾称之为“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你的作品中好像从来没有那种感性的滥殇和那种很情绪化的张牙舞爪的文字，这使得你的作品葆有一种蓄而不发的力量。请问这是否是你的一种清醒而有意识的创作态度？
迟：我喜欢朴素的生活，因为生活中的真正诗意是浸润在朴素的生活中的，所以我信奉用朴素的文字来表达传神的生活这一原则。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作品所呈现的理性和节制，的确是一种清醒的创作态度。我很喜欢辛弃疾的那首《清平乐》：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这首词朴素而意境深远，是我最羡慕和渴望达到的一种文学境界。而且我相信只有节制的情感，才能写出这种朴素的文字，这大概也与作家的个人气质有关。
文：与你理性而有节制的写作相一致的，是你的创作中一以贯之地闪烁着一种人性的温情之光，那是一种在沉重、庸常的生活中慰藉人心的温情，一缕穿透黑暗的生存夜空的希望之光，这种希望之光又不是虚无飘渺的乌托邦承诺，她如同一年一度如期而至的元宵、秧歌一样，成了支撑人们生活下去的理由，同时在这温情之中也寄寓了你作为作家的理想。这是你小说的特点和长处，但是你是否意识到这同时也造成了你的某种局限？你太过温情的笔触遮蔽了人生某些残酷的世相，阻遏了你对人性中恶的一面的更深一层的探究和揭示。譬如，《白银那》中卡佳死后，马占军家的盐价立马跌了下来，其实不跌的可能性同样很大，而且不跌可能更能体现现代文明对古老道德社会的冲击，因而更显得有力度。（其实你在《追忆的结局》那篇创作谈中也讲到了你的疑惑，但毕竟你对人间温情的一往情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