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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我的回忆-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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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能还有甚么闲话可说哩!” 

    我们这个小小的房间,挤满了愤慨万分的人群,带来发自上海每个角落的一致罢工的呼 
声。有的说:有了上海总工会,一切就好办了。有的说:少这里没有凳子坐,站也可以,席 
地而坐也可以。有的还自告奋勇为总工会做事,或要求留下来担任保卫总工会的责任。 

    除工人代表外,来到这个办事处的还有十几个市民,是带着钱来捐给总工会的。我告诉 
他们:今天还没有管钱的人,要他们明天再捐。其中有两个送捐款的人是我认识的,他们一 
定要我先收下来;情绪之热烈真是动人,我只好写了临时收据,收下他们送来的二百多块钱 
的捐款。 

    正午以后,工人代表们大概看见我仍带病容,多劝我先回去休息;一切事情暂时交由他 
们照料。我也要求他们多数仍回到各工会去进行原任的工作,只要少数人留在这里,协助张 
学琅继续办理登记。我还要他们去选租房子,作为总工会新会址,并进行布置和登报通告等 
工作,以便明早能够举行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的典礼。 

    这天下午,在我看过医生和略事休息之后,陈独秀先生暨李立三等人陆续来到我的住所, 
交谈情况。本日大致的情形是这样:最大多数的外资工厂都能按计划实行罢工;各学校大致 
也都罢课了;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赞成罢市,并在开始实行之中。下午二时左右,大批学生、 
工人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的代表们涌到天后官上海总商会,要求它一致行动。最初总商会负 
责人还有一些犹疑和推诱,但在群情激昂之下,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终于签字赞成罢市。 
工商学联合会的机构也已经过三方面的会商,决定组织了。上海总商会虽赞成这种组织,但 
它不愿加入,以保留它将来可以出面斡旋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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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我们昨晚的决定,大体可算一一实现了。同志们为了让我能够多休息一会,就在 
黄昏时离去,另择他处再行会谈。我得到一夜的休息,病体也就开始康复了。 

    六月一日上午八时左右,我到达闸北宝山路顺泰里二号,那是昨天下午刚租好急促布置 
起来的上海总工会的新会址。这是一座三层洋房,每层有两个正房和一个大厅;用作办公是 
颇适宜的。当时已到了一百多名工人代表,众人在楼下的大厅里,还不嫌十分拥挤。我在全 
屋上下巡视了一番;所有布置,尚称齐全,足证昨天负责布置这所房子的十多个工人代表, 
花了不少的时间和心力。我决定将楼下一层作为开会和会客之用;总办公处设在二楼;财务 
则在三楼处理。 

    我于是召集群众在那里的工人们举行成立会。我以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主任的名义, 
宣告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在一片“庆祝总工会成立”、“拥护上海总工会”、“争取罢工胜利” 
和“为死难烈士复仇”的呼声中,我们挂起了新制的“上海总工会”的大招牌;升起了上书 
这五个大红字的会旗。所有留在总工会办事的工人们,立即依照自愿的原则,分总务、交际、 
会计和纠察四部分办公。从此,这里便是上海罢工运动的领导中心。 

    当天下午二时,上海总工会又假虬江路广东会馆,举行上海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 
会的代表约六百人,挤满了那间大会堂。经过一番热烈演说之后,李立三被选为上海总工会 
会长,刘少奇为总务处长,杨剑虹(国民党籍)为交际处长(会计处长和纠察队长的姓名我 
已记不清楚了);并一致通过要我以全国总工会的代表身份,驻会指导。这次大会正式通过加 
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并就此次运动所应提出的要求条件,尤其是有关工人方面者,详加商 
讨,拟订原则,授权本会代表,向工商学联合会提出。 

    同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也正式成立了。它是由工商学三方面推举代表组成的,为这次 
运动的总领导机构。六月八日,工商学联合会提出了有名的十七条要求,作为解决五卅惨案 
的具体方案。 

    这些机构次第组成之后,反帝运动也就随之扩大。上海工人方面自六月一日起,首先由 
上海日、英各工厂的工人带头罢工,电车、公共汽车、电灯厂、电话局及外人雇用的男女佣 
工、清道夫等相继卷入。六月五日,公共租界一部分华捕也参加罢工,显然直接动摇了外国 
人的统治。到了六月中旬,罢工人数已达十五万六千余人了。商人方面,自六月一日起,公 
共租界内各商店均先后闭门停业;法租界的商店并于六月五日罢市一天,以示响应。因为这 
次运动的对象,主要在反对英日;而法租界当局这次并未直接参与压迫,所以罢市的范围, 
就未扩及于法租界。至于上海中国地区各商店则营业如故,使这一运动的反帝色彩,更为鲜 
明。学生方面,五卅惨案后,上海各校即大多实行罢课,外人所办各教会学校也逐渐卷入, 
学生甚至与外籍的学校当局发生冲突。上海圣约翰大学大批学生即因不满校方措施而离校。 
一般说来,在这次运动中,外国教会在华所办学校是大受打击的。 

    反帝的怒潮,迅即泛滥于全国。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南京、济南、福州、青岛、 
郑州、开封、九江、南昌、镇江、汕头、广州、杭州等地都先后发生过盛大的学生市民的游 
行示威举动。抵制英日货和抵制外人的罢工风潮等。而各地的外人在这些风潮中也制造了不 
少枪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各地人民团体所提出的要求,大致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驻华的 
外国海陆军、与英日经济绝交、为死难同胞复仇等等。这种反帝的声很,随着血的洗礼,响 
彻了全国各个角落。 

    香港、广州的省港大罢工,是这次运动中最突出的。六月十九日,香港和广州沙面的工 
人开始罢工,响应上海的五卅运动。六月二十三日,广州沙面英法军队隔着河沟,向示威游 
行的行列开枪,毙伤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和市民五百余人,酿成有名的沙基惨案。香港居民因 
此大部卷入了这次的罢工风潮,人数激增至十万以上,其中多数且离港回粤,罢工坚持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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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之久。他们这次行动,不特给予香港经济以颇大的打击,而且对于广州初成立的国民 
政府的稳定,也发生了重要的支援作用。 

    五卅运动虽是如火如荼的热烈,但其发展仍要受中国当时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所限制。 
第一,它仍然只是和平的抵抗外力压迫的运动,无法作进一步的表现。第二,列强在中国势 
力强大,即以整个中国的力量,对之仍是无可如何。第三,老牌的英帝一向对中国民族运动 
采取高压政策,但也兼施以华制华的分化政策,在五份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显明。第四,五卅 
运动之未能达到预期的反帝目的,不仅由于外力的强大,也由于中国的不统一。第五,五卅 
运动的积极作用,是使中国的反帝运动,由一般的宣传走进了实际行动的边缘。 

    五卅惨案发生后,以英国为首的公共租界当局立即宣布戒严;各国海军陆战队登陆,会 
同公共租界内由外人所组织的武装万国商团,布防各交通要道。上海市枢纽地区如南京路西 
段禁止华人通行;其他地区实施检查;特别禁止华人携带印刷品、驻足街头观望,以及三人 
以上的结伴行走;晚上八时后,断绝交通。 

    在戒严的两个星期之内,恐怖笼罩住整个上海。街上行人被外国军队枪击殴打的事,日 
有所闻,死伤累累;巡捕更在各处大肆搜捕,至于被害者的确数,则迄未公布。租界内上海 
大学、大夏大学、南方大学、文治大学、同德医校及其附属医院等被军队所占领,学校被解 
散;教职员及学生均被逐离校。六月十二日西捕在北四川路越界进入华界,拘捕学生;日美 
水兵约二百人及装甲车随之出动,与中国地区的保卫团队形成对垒,几乎酿成武装冲突。 

    租界当局的这种高压手段,并不能稍遏中国人的反抗怒潮;总同盟罢业运动仍在继续发 
展之中。六月一日,公共租界内各商家罢市后,银行工会与钱业公会仍旧照常营业,仅致函 
工部局表示抗议,但工部局却置之不理;英人所办的《字林西报》反讥以不能团结一致;于 
是各银行与各钱庄也于六月三日罢业了。 

    英国的死硬殖民者还多方诬蔑这一运动是“排外”,企图造成列强联合一致对华的局面, 
但没有成功。固然所有中国人不分党派,都认为五卅运动所坚持的是正义。即外国侨民中, 
也有不少的人认为这一风潮,不能与义和团事件等量齐观。除俄、德以不同程度表示同情中 
国外,法、美在华外交官亦相继公开表示与英、日不同的态度;甚至日本方面,后来也有悬 
崖勒马的打算,企图让这股充满正义的反帝怒火,专向英国人燃烧。 

    以英国殖民者为首的外力,一开始就企图把中国民族运动,在其刚出娘胎时加以扼杀, 
今既不能如愿;于是,继而实施反对赤化的分化政策。这种分化政策运用的时间很长,范围 
广泛;在当时主要是对北京政府作诱惑性的让步,分离大商人与工人、学生等的团结,在国 
共之间制造分裂的因素,并打击中共对工会的影响。这些手段虽能收效于一时,压住了五份 
运动的波澜,其后对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运动,也施以同样的手段,使之宣告分裂,但这些旧 
帐积累下来,也为促成中共后来能够顺利成功的因素之一。 

    当时的北京政府,在群情愤激之下(少数北方军人还有要与英日宣战的偏激表示),曾有 
利用民气,一致对外,借以稳固政权的企图;但它究竟是依赖外力生存的,硬不起来。它曾 
根据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要求,向外交团提出抗议;但外交团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一 
味拖延。而它又为它本身层出不穷的困难所困扰,只能听任外人一再作拖延性的调查,一筹 
莫展。后来,在外人允许召开关税会议协议修订税则的利诱之下,段政府也就乐于装聋作哑 
了。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国民党,正忙于广州国民政府的改组和肃清不可靠的军队。因此, 
在这一运动的领导上是相当脆弱的。广州国民党的首脑们虽对近在咫尺的省港罢工极力支持, 
但对其他各地的反帝运动,则似照顾不及。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国民党人固然积极参加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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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但国民党的各地机构却没有充分发挥领导的力量,遇事往往先由中共组织暗中决定好 
了,再在国民党部内作形式上的决议。 

    中共在这次运动中确是一个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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