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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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安静，毫无异状。工会里住了约十几位工会职员，有些还高卧未起。我忙叫醒他们，问他
们是否知道江岸发生渗案的详情。他们说已经听说了一些，正准备遵照工团联合会的命令，
一致罢工响应。前昨两日人们因参加示威游行，事实上已未上工。
我当即宣布：“军警可能立即来封闭工会，用屠杀江岸工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们。昨晚湖
北工团联合会已决定，为了减少牺牲，以图再举起见，命令你们今日照常上工。现在你们应
做几件事：一、立即分途通知在汉阳的工会和各厂工人，照常上工；二、立即将工会文件分
别收藏或焚毁，特别是会员名单和职员名单，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三、所有职员立即离开会
所；四、工会少数公开露面的负责人，暂时藏匿起来，到确知没有被浦危险的时候才可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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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复工；五、另行设立秘密联络地点，由工团联合会派人前来联系”我一面解释，一面
催促他们赶快执行，他们也忙着照办。
等到这些事大致办妥，工会职员已大多离开会所，把风的工人跑来告诉我们，军队从武
昌渡过了江，正向工会包围前进，快要围拢。我和工会的会长从工会的后门出去，转入一条
窄巷，走到一片高地上观望，只见一连的武装部队，由一个捧着戒严令牌的士兵前导，士兵
们拿着绳索和大刀，正包围着会所，摘下工会的招牌，占领了工会，幸好此时工会只剩下一
所空房子，让他们扑了一个空。站在我身边的工会会长催我赶紧离开这个危险区域，他紧紧
的握了一下我的手，表示对我赶来通知的谢意，便匆匆分手了。
我回到汉口的一个秘密处所的时候，林育南正在草拟有关这次罢工的文件，其他负责传
达复工命令的朋友们也先后回来报告消息。他们所到过的工会都遭受了军警的摧残，情况和
汉阳工会所遭遇类似。由于我们的行动都比军警快了一步，因而避免了更大的牺牲。这使我
们觉得昨晚所作的决定是有必要的。项英也改变了他那执拗的态度向我说：幸好我们的复工
命令下达得快，江岸工人才避免了一场和昨天一样的灾难。原来当时复工的消息很快的传到
了江岸，到七时上工的时候，工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走向厂里，遵令上工。其时，驻扎在
江岸车站和工会内的军队正大批出动，用捉拿工人的办法，强迫复工，声言：“如有违抗或
逃跑者，即就地正法。”后来经路局高级职员说明工会已下复工命令，并劝阻军队不处横加
干涉，因而军队的野蛮行动，才告停止。由于路局职员的协助，复工命令也沿着京汉铁路向
北挨站传达过去了。
工会方面虽作了这样急促的退却，但萧耀南的压迫仍是继续不已。他派军队占领了武汉
所有的工会，封闭了素来同情工人罢工、国民党人士所主办的汉口真报，下令通缉其职员。
他不理会工会正在协同恢复工厂秩序，照旧通缉和捉拿工人领袖以及和工会有关的人物。当
时被捕的人物中，以施洋律师为最著名。施洋原系国民党员，在中共成立后，又加入中共为
党员。他从未参予党的秘密工作，专以律师的身份为穷苦人民作辩护，乐此不倦。一九二二
年间，他又任各工会的义务法律顾问。他活跃而能干，武汉法庭中常能听见他那义正词严的
雄辩。他在社会上的声誉日隆，也更成为官厅的眼中钉。就在军队向江岸工人开刀的七日下
午，他在他的律师事务所里被捕，并于二月十五日未经审判，即遭枪决。他的死使我十分悲
痛，使我忆起了从一九二○年以来我们间许多次交往的旧事。在萧耀南压迫的紧急状态中，
武汉的中共组织开会也是十分危险的。我无法与住在武昌的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会晤，只
能约集项英、林育南和汉阳铁厂工会秘书许白昊等中共党员商讨今后所应取的步骤。我们商
讨的结果，认为罢工虽已停止，但反对吴佩孚的斗争却正在开始。目前我们应广泛揭发吴佩
孚等军阀的罪恶，以引起国人的共鸣。我们详细计划加强中共的秘密工作，在各工厂中组织
秘密的工会和工厂小组。我们估计多数工会领袖大致没有被捕的危险，但工会负责人被工厂
开除，因而失业的将为数甚多，急须设法妥为救助。经过这样一些的安排，我决定赶回北京
向中共中央报告一切。
我不能搭京汉车北上，这似是太危险了。八日晚我搭上了开往下游的长江轮船去南京，
由那里再乘津浦车转北京。我利用在浦口停留的机会，与津浦路工会浦口分会会长王荷波等
策划工会秘密存在的办法。浦口分会是当时铁路工会中没有受到摧残的唯一单位，这也许因
为浦口不是吴佩孚的势力可以直接控制的地方。我旋即循津浦线北上，于十二日到达北京。
是时，北京和它四周的地区，也同样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下。长辛店铁路工会于六日深夜
为军警所封闭，捕去职员十已名，七日晨又有大队军警向工人群众开枪，打死工人十余人，
居民数人，重伤三十余人。其余各地工会均遭查封，职员被拘捕。信阳分工会执行委员胡传
道因拒绝军警强迫开车的命令，竟被断去一臂。此外，各站的工人子弟学校、工人补习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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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工人俱乐部等亦遭封闭。劳动组合书记部所办的《劳动》周刊等刊物，也被禁止发行。
北京城内并有捉拿共产党人的风声。
中共中央面临着这一严重打击，虽曾发动一个反吴佩孚压迫工会、屠杀工人的宣传运动，
甚至有些国会议员也曾向国会提出查办这一压迫工会的案件。但这种反抗的力量究竟太小
了，并不能抑制吴佩孚等军阀的为所欲为。由此，我们中共的领袖们更认识到工人罢工并不
能抵抗军阀的武力，只有革命的武力才能对抗军阀的武力。对于国民党在广州扩大革命的地
盘与武力的做法，也寄予更多的期待。
当时职工运动是中共的主要本钱。在我们研讨二七罢工失败后职工运动的实况时，我们
觉得这股本钱已经是十去其九，仅仅湖南方面因地处南北之冲，提倡联省自治的赵恒惕依违
于南北之间，而且在他杀害湖南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之后，因遭到物议而有所顾忌；他或
许不愿也不敢对工会作过分的压迫。因此，湖南的工会大致可以保存，但一时也不能有大的
作为。我们指示湖南的同志们应严加戒备，尽量使那里的工会不遭受到同样的摧残。除此以
外，其他各地都只有从事于秘密工会的组织。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中心已不在北方，现在应当加强上海、广州等处的工作，如
果中共中央仍留在北京，易于遭受军阀们的暗算。我们决定中央机构立即秘密搬回上海，以
便加强南方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
当中共中央根据我所作的二七罢工的报告，研讨领导方面的得失时，陈独秀先生于痛惜
这次失败之余，在发言中曾表示这样的疑问：我们事先是否有方法避免这次的屠杀？马林却
表示完全支持我在这次罢工中的领导，他认为这次争取自由的罢工是无法抑制，而且是应当
积极促成的，在遭到二七屠杀之后，实行迅速退却，也是应当采取的正确步骤。就在马林这
种称许之下，中共中央判定我的领导是适当的。
马林还进而提议，在中共中央搬往上海去作重新秘密布置的同时，应派我去莫斯科报告
二七罢工的经过。他认为：中共已迅速长成起来了，它能将大量的工人组织在工会里，能发
动争取自由的罢工，又能作适当的退却，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凡此都证明中共的领导日趋成
熟，中国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前途。这些实情，应让共产国际了解。马林这个提议为中共中央
所接受了。
在旧历年刚过不几天（约在二月二十日），我冒着严冬的风雪，从满洲里的旧路，很顺
利的再度越过了苏俄的边境。这正是苏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下飞进行恢复经济秩序而获得
一些成绩的时候。列宁曾很兴奋的向共产国际提出报告，说明苏俄通货膨胀已成过去，现在
政府已积有二百万卢布的储备金。我经过西伯利亚时所目击的情形，也证明比前大有改进，
火车已能准时开行；物质虽仍感缺乏，但物价大体已告稳定；生产也正在恢复之中。
我到达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长沙发洛夫、远东部主任威金斯基、和赤色职工国
际的主席罗卓夫斯基等人报告二七罢工的实况。但我的报告似并未如马林所预料的受到应有
的重视。失败的消息之不能引起人们的兴奋，本是人之常情；这在共产国际也不能例外。不
久以前，陈独秀先生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也未能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这与陈独秀
先生讲话爱老老实实，不愿夸张一点似有关系。我的讲话也与陈先生有同样的格调，不愿就
此后发展的远景作过分乐观的描述。何况共产国际那时并无人预料到中国革命大规模的发展
就会在最近的将来降临。一般人只不过想到中共是在那里切实工作，已在斗争中有所表现而
已。
而且当时共产国际正为别的更重要的问题在忙碌着。我到莫斯科后的几天，共产国际即
举行扩大会议，主要议程是西欧工人运动的统一战线和苏俄问题。由于西欧工人多数是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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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民主党影响之下，共产国际所提倡的与社会民主党工人建立所谓“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
并未收到预期的成效。因此这个问题讨论起来是很热烈的；并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所谓苏
俄问题，是因当时联共党内有三十二个高级负责人所组成的反对派，向共产国际联名控告联
共中央领导的错误。拉狄克代表联共中央答辩，向扩大会议声明：联共中央曾犯了上千条的
错误，但不是根本性质的，它已领导革命获得胜利，而且目前情况已日渐好转，这就证明反
对派的控告是不应当的。拉狄克这个声明，多少反映出苏俄当时的实况。我也曾向扩大会议
就中国问题发言，主要是报告二七罢工的经过，但未引起讨论，似仅是这次大会议程中的一
个插曲而已。
我在莫斯科住了约三个星期，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负责人和我在一起，草拟了一
个如何在中国各地组织秘密工会的办法，其内容却是很普通的，多半都是我们已采取过的步
骤。它们（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还答应为二七受难工人和被开除的失业工人葬集一笔
救济金，陆续寄来中国。至于国共合作问题，因孙中山先生返回广州不久，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