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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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菲律滨、安南、暹罗、马来亚等地并无代表。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有三十几位。
中国代表团中包括了许多出色人物。张秋白是安徽一位后起之秀的国民党员，这次由孙
中山先生以国民党代表名义派来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黄凌霜是名作家，是一度参加共
产党北京小组的五位无政府主义者之一。矮小身材的王丽魂女士是广东一个妇女爱国团体的
代表，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山东省各团体的代表是前山东省省议会议长王乐平，他曾在
上海各界联合会和我共同工作过，后来成了著名的国民党员。铁路工人代表以邓培为首，他
是唐山老资格的广东籍机器工人，后来加入中共为党员。湖南劳工会的代表是王光辉。以后
成为黄埔要人的贺衷寒，这次以武汉新闻记者的资格参加。我是中共的唯一代表。其余则是
各地学生联合会与自由职业者的代表等。
我们这些代表本着各人所代表的团体与个人的主张自由活动。但为了料理代表们的共同
事务，大家决议组织成为一个代表团。我被推举为代表团主席。
当时最引人注意而也是大家经常谈论的问题，便是俄国的粮荒。俄国粮食的配给制度，
是每一士兵每天配给两磅黑面包；工厂与铁路工人每天一磅半；机关工作人员每天一磅；共
产党员每天四分之三磅。黑面包的质地坏得很，通常所含的面粉不过五六成，有时低到两成。
有家眷的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半月可领取麦子十五磅，马铃薯十五磅，有时有少许糖和茶叶；
可是那些麦子和马铃薯多数都有点腐烂。在这种情形下，人人都在叫饿。机关工作人员早上
起来只能喝些开水去办公，在办公室中实在饿得无法支持时，才从那一磅面包中抽出一片来
充饥。其余的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作午餐，一部分作晚餐。在饥饿压迫下，每个俄国人似
乎已没有了别的念头，终日所想的只是如何才能得到足够的面包。他们托人情、玩手段，惟
一的希望，是配粮人员能配给他们一些没有腐烂的麦子和马铃薯；或者黑面包，不要有泥草
臭味而所含的面粉成分高些。可是，这种希望经常很难实现，即使能实现，也只能得到一个
半饱。除非有钱，可以用高价在黑市中买些面包；但要赚钱又谈何容易？例如远东局中国部
主任麻马伊夫，因为他能说些中国话，我便常到他家去谈天。他夫妇为人都很和气，但从不
以食物招待客人，因为他们所得到的粮食也是不够吃。他的太太除了白天工作外，，晚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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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兼任一家剧院的跳舞演员，每晚得到大把的纸币，偷偷的去黑市买点面包带回家来。这样，
第二天的两餐，才可以勉强吃饱。
我看见这些情形，也曾和威金斯基谈过“克勒巴”问题（即面包问题）。他承认面包问
题的确严重；全俄有二千多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人可能要饿死。因此，民怨沸腾，惨状横
生。各级政府都以全部力量应付这一问题，不断的派人到四乡去搜集粮食。可是。从农民手
上征集粮食，非派军队去强迫不可；征集到了，还要由军队押送，即使有军队押送，经过灾
民区时也常被灾民劫去，有些地方并将运粮的马也捉去杀来吃。各种惨事怪事，不知发生多
少。
西伯利亚一带的粮食情形还不算十分坏，严重灾区更是不堪言状了。接着他又解释，好
在他们政府的配给制度做得不错，士兵和工人可以吃得饱。共产党员领的粮食特别少，这是
以身作则的意思。从列宁本人起，都是每天领四分之三磅面包，因此大家没有话说。如果处
理得不好，真是要闹出大乱子来的。
那位西伯利亚王施玛斯基，在我到达伊尔库次克约两星期后，才抽出时间约我到他家去
吃饭，在座的除了他俩夫妇外，尚有威金斯基。他请我吃饭的目的，据威金斯基说，是要和
我谈些中国的情形。可是这位先生实在太忙了，连威金斯基都很难见到他，远东局积下的许
多事务也要趁这个机会商谈，所以他和我简单谈了一会，便和威金斯基滔滔不绝的商谈他们
的公务。我这个不懂俄语的客人只好静坐一旁。他这所住宅，是一座很精致的花园小洋房，
内外保卫森严，房子里的陈设非常精美，有很讲究的丝罗窗帘，和上海大资本家的家庭差不
多。这顿晚喂不仅有质地很好的黑面包，而且有点白面包。虽然是一汤一菜，可是内容丰富，
味道很好。牛奶、点心、水果，应有尽有。这是我踏入苏俄境内第一次享受到的盛餐。
饭后，我和威金斯基在寒夜的雪地上，步行回招待所。他似乎发现我神情中有些惊异，
就向我解释：施玛斯基为了郑重招待外宾，所以特别的准备了这顿丰美的晚餐，虽然没有和
客人长谈，可是他是很热情的。我说：“你说得太客气了，我们是同志关系，不能算是甚么
外宾。”他恐怕我心里还有不满意，接着又表示：革命不能讲平等主义。十月革命初期，平
等主义的观念非常盛行，一般革命者对于负责的同志住好一点的房子，吃得好一点，都表示
反对：甚至将火车的头二等车厢打毁，要大家一律坐三等；可是车厢打毁一辆便少了一辆，
这不是平等主义反损害了革命吗？身负重责的施玛斯基为了工作进行顺利起见，是应该生活
过得好一点才对。我也不客气的对这位混得很熟的威金斯基说：“你说列宁也只领四分之三
磅面包，和大家一同刻苦，何以施玛斯基要比列宁的享受好得那么多呢？可见在任何情形之
下，权势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怪不得反对你们的人，说你们专无产阶级的政。”威金斯基
听了这段话，伸手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不好这么说！不好这么说！”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既接触了这许多新的事情，内心当然滋生了无限感慨，而在言谈的
表现上自不免坦率流露。但我对于苏俄的一切情况，却是怀着十分的善意，而从好的方面去
了解。伊尔库次克市在西伯利亚不算是一个小城市，可是它那么冷清清静悄悄，满街铺满了
厚雪，行人足迹稀少，像乡村一样荒凉。街上的店铺都关门闭户，自然更没有甚么人交易。
屋顶突出的烟囱不见冒烟，似乎屋内空无人居。除了车站和工厂附近有些工人在活动外，其
他地方都是寒街冷巷，简直不闻人声。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才有一群群穿着油腻褴褛大衣的
工作人员，匆忙来去，过了这两度热闹之后，全城又恢复沉寂。
那时，伊尔库次克周围还是很不安静，充满了革命和内战时代的色彩。我所到过的公务
人员住宅里，看见房里都挂着长短枪支和子弹袋。他们经常将这些枪支擦得雪亮，到了夜晚
还装上子弹，放在床头或枕下，和衣而锤，真的过着“枕戈待旦”的生活。军事演习更是经
常举行，所有持有枪支或被派有职务的人员，无论昼夜，一闻警报，就得飞奔到邻近的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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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分别受当地驻军的指挥，举行各种演习。据他们说这里南方就是外蒙古的边境，城市
四周都潜伏有残匪。
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平时很忙，只有到了星期六晚，大家聚集在办公处的大厅中举行一次
晚会。晚会的布置相当单调，除了一架钢琴外没有其他的乐器，也没有收音机播放音乐。那
时的收音机只在大街上装置几个大喇叭，作为传达命令和播送要人讲演之用。那些参加晚会
的俄国人，男的只是脱去那身褴褛的工作服而换上一套比较清洁的常服，女的不过头上多扎
二块花布而已。最精彩的节目是集体唱革命歌曲，跳高加索舞，其余则有一些人独唱等，最
后跳交际舞，大家狂欢一番。俄国的革命歌曲，音调高亢，激昂壮烈，很能刺激人的感情。
高加索舞也带有尚武的精神。
我们这些远东代表对晚会很有兴趣，常去参加。在晚会中，日本代表是比较出色的，他
们集体或个别演唱许多民歌或工人歌曲，也可以表演一些柔道、摔交以博掌声。朝鲜代表也
不落后，常唱一些悲壮的革命歌曲或动人的民间情歌。只有我们中国代表毫无表现，既没有
跳舞的习惯，又不会集体唱歌。但是，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也最受人注意，在他们热烈的
一再催促中国代表表演的呼声掌声中，我们这一群人真是窘到了万分。张秋白平时爱哼几句
京腔，于是大家推他出来，要他唱国民党的革命歌曲。他说国民党没有革命歌曲。我们只好
要他唱几句京戏，他一时也不知从何唱起。最后，他终于唱了。他一开腔，使我们非常难为
情，原来他所唱的竟是那时民间流行的淫曲“小妹妹打骨牌”。我们在最初一次晚会中，就
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觉得非促进我们的集体娱乐生活不可。后来中国革命歌曲的创造，和民
歌的发扬，我们这次所受的刺激是一个小小的起点。
俄国人，那时正在饥饿的状态下，因而平时所喜爱的户外活动便大大减少。他们过去爱
滑雪和溜冰，可是无法得到滑雪与溜冰的器具，所以少数人只好做一种俄国乡间的“木城游
戏”，竖立许多木桩，用很粗的木棒打去，以倒木桩的多少决胜负。这种游戏非常吃力，是
一种取暖的最好办法。不过打多了，肚皮也要发生问题。当时俄国一般卫生状况很不好，医
药设备很少。一般人的衣服很少洗涤，往往发生臭味。在伊尔库次克只有一间公共浴室，各
机关工作人员要排队登记，轮到了才能洗一次。我在当地住了约两个月，只轮到一次。
伊尔库次克的工会在工人区创设了一个“工人文化宫”。开幕的那一天，特邀我们全体
代表去参加。远东局好不容易的借到两辆卡车，将各代表与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密密的装了两
车，送到那里。“工人文化宫”是工人区中一所最大最好的建筑，其中有各种的设备，可以
供工人阅览书报、下棋、饮茶、听音乐、跳舞、演戏、唱歌等等，按照当时的物质条件，确
是费了一番大力量。可是书报很少，各种设备也非常简陋，尤其是在这样高大的一所建筑物
中，不能生火取暖，又缺少通风的设备，因为人多，在极度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炭气，
挟杂着俄国式的臭味，令人感觉到一阵阵的恶心和晕眩。从工人们毡靴和皮靴上带进来的雪
泥，在室内化成了水浆，到处一片泥泞，仿佛到了菜市场。代表们在这种环境下，每个人都
觉得有点不舒适，但当时为一种新的精神所鼓舞，仍然兴致勃勃的一直玩到深夜。我们准备
回去时，先用电话催远东局将原来答应接我们回去的卡车派来，不料一直等到午夜一点钟，
还是毫无消息。我们无可奈何，只好按照俄国人提出的办法走回去。每人先将西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