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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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专家。确实，他背诵几句教条，扑击他所要斗争的目标时，往往失去理智。在这种斗争张
国焘的秘密小组会上，他往往高声狂叫，从头至尾数说张国焘的罪恶，常被同志要求他提出
一些事实证据出来。也有参加过这些会议的同志，讲经过约略告诉我，甚至直率表示，不直
凯丰之所为。
抗日军政大学被选定为斗争张国焘的中心，事先经过缜密的布置，将其他各班与红军干
部班分别隔离，以免红军内部情况，为外来的人所知。学校中的武器，扫数被收藏起来，以
免在斗争中，发生动武事件。红军干部班的各个单位，都事先布置了斗争张国焘的积极分子。
张闻天、凯丰，这两个斗争专家，为这次斗争的指导者，抗日军政大学的副校长罗瑞卿，政
治部主任莫文骅，则是实际指挥人。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出马参加斗争大会，但他是幕后的舵
手。林彪也摆出他那校长的姿态，表现置身事外的样子，不公开卷入斗争漩涡。其他中共要
人们，则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
斗争开始的时候，有些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来到我的住处，其中有人就说，这种斗
争根本不对，也有的说，四方面军的干部也有错处，强调学习的重要。我则告以这样的斗争，
实在不必重视。共产党人的党内斗争，应系本于原则的政治斗争，绝不可以毫无原则地作人
身攻击和侮辱毁谤的勾当，现在他们搞的斗争，内容并不纯正。洁身自好的同志们，切不可
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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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我也向来访问我的同志们说，现在共产党人的党内斗争，往往超越轨道，虽有充足的理
由，也不宜获得人们的谅解。譬如我本人现在处境极不利，其基本原因，是党内斗争并不是
以真理为依据，而是随斗争形势和力量对比而转移。在毛儿盖的时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评当
时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可是现在形势不同，毛泽东等首先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执
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上，又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盟，经过西安事变，可望与国民党和
解。这些成就，改变了我反对毛泽东的意向。何况，西路军有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我正引
咎自责，无意于他人辩论是非。因此我希望一般同志，专心学习，检讨过去工作的错误，再
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
也许就因为我这些劝告，原一方面军中少数支持过我的干部，如李卓如、何长工等，以
及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干部，都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即是表示拥护中共中央，诚意检讨过去工
作中犯过的错误，不再说批评中共中央的话。但是斗争的进行，实在太离谱了，不仅这些干
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侮辱，而且发生了不应有的事故，这些事情，下文我还要略略说到。
那些斗争专家们，一开始就煞费苦心的搜集关于张国焘“罪证”的资料，他们积极的广
泛进行，但结果当然不免失望。张闻天、凯丰等向他们的助手示意，最好能够找到张国焘反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罪证”。当时曾有人质问他们，这些是属
于中共中央内部的事，可否请张闻天等指示一点经过。这一问可窘住了张闻天，他只得说，
他所要知道的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张国焘私下向同志们说过些甚么话？最好能找到他亲笔写
的片纸只字。这种先作结论，再找证据的做法，实在是很不合理的。
他们忙乱了一阵，所找到的所谓证据，多是有利于我，而不利于他们自己。当中还发生
了一些小小的笑话。譬如有一位同志报告说：张某人在西康的时候，接到由陕北用电报发出
的“中共告国民党人书”，张某曾当着部分同志面前，讥笑这篇文章是套用韩愈祭鳄鱼文的老
调，足证张某人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篇文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毛当场承认确是套用
韩愈，张某人说的话并不错，怀疑的人倒是不够程度了。
在这件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据说还是毛泽东自己出来收的场。毛泽东曾对他们说，
他自己不只一次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张国焘和陕北中央委员一样，完全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现在如何能够找些零星材料便把前言翻案呢？毛氏又对他们指出，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
解决，这个问题更不就不能拿出来讨论，不能公开去说的。于是毛便讥笑那些斗争专家，不
要自讨苦吃，还是在别的问题上去找斗争的“罪证”吧。
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四方面军的领导破产，反党反中央等等，在斗争专家们看来，
这些罪名已成定案，而且西路军的失败，他们更认为是证据确凿的证明。于是他们进一步有
企图在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中，多找些张国焘领导破产的“罪证”，但他们这些努力，不仅徒
劳无功，反引起复杂的争辩。这些争辩显然不利于毛泽东、张闻天等所把持的中共中央。因
此他们就来个武断的办法，肯定张国焘的“罪过”是分裂中共中央，罗织了所谓反党反中央
的极端“罪状”。这些“罪状”据称是源出张国焘的“土匪主义”和“军阀主义”。因为“土
匪主义”才会猛烈反对中央；因为“军阀主义”才会企图篡窃中央。他们以为用这个简单的
逻辑就可以掩盖一切。
张国焘“罪名”要点，既已确定，因此斗争的重点，就转为争取四方面军干部的支持。
斗争专家们大声疾呼，四方面军的干部回到中共中央领导之下，检讨过去的错误，再不要受
张某人的影响，坚持错误下去了。但这个号召并未发生良好效果，因为有很多干部，主张要
检讨错误，应当是全面检讨，而不应该片面检讨。说穿了，就是要检讨毛泽东等所领导的中
央是否也有错误。
这样一来，斗争就转入到最野蛮的阶段。罗瑞卿、莫文骅等率领着一群斗争打手，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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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个别实行向四方面军干部展开斗争。他们盛气凌人的审问被斗争的人，问些毫无道理的
问题：诸如“你乱杀过人吗？”“私自打过土豪吗？”“强奸过妇女吗？”“说过甚么反中央的
话或做过甚么反中央的 事吗？”等等。
这样的斗争方式，可说极具侮辱性，与当时国民党审讯“共匪”毫无差别；曾引起四方
面军干部极大反感。被斗争者理直气壮的声称，他们是不可冒犯的红军战士，决不愿答复这
一类问题；有些声言自己身经百战，受过多次战伤，早已将生命贡献于中共，决不承认是“土
匪”，也不能受侮辱。这些严重的抗议，并没有令毛泽东及其爪牙们有所觉悟。终于引起了“抗
大”内部大多数学生们的鼓噪。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位原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领导着四
五百位学生，企图立即行动起来，脱离抗日军政大学。他们的作法，虽未公开言明，但显然
是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相对抗。
这件事使延安大为震动。为了平息这次风潮，朱德、林彪邀我去“抗大”讲话。在抗日
军政大学的操场上，我想全体学生严肃的发表演说，指出所有“抗大”的学生，中共党员，
都不可有违反纪律的行动，但是党内斗争也应当在正轨上进行。每个同志，不管来自那一军，
都应检讨过去有过的错误，也有权利义正词严的拒绝那些不应有的指责。如果问题不能在“抗
大”解决，也不可违反纪律，每个同志都有权将问题向上级党部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共
产国际控诉。
我这次演说，实际平息了“抗大”学生的反抗行动，但把我当作罪犯和人质的毛泽东看
来，我的言词仍然是富有反抗性的，因而更加采取高压政策。毛泽东并不遵守诺言、立即释
放当时已被捕的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位高级干部，反又逮捕了更多的人。被捕者总数达到
四十人以上，概交由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审讯处理。
原任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当时任红军学校副校长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
抗这种斗争的立场，为四方面军的领导辩护。何畏出身工人阶级，在红军中战功显赫，负伤
十一次之多，毛泽东等也轻易奈何他不得。他并未参加这次抗大学生的反抗风潮，但为了许
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议。他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
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他要向共产国际控诉，否则他就要脱离共产党，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
之后，张闻天曾向我解释，何畏身体残废，且有战功，本应曲予优容，但他心情恶劣，可能
自杀，故暂行看管，并不交法院审讯。我因不愿加深党内危机，对张闻天只有怒目而视，忍
耐着一言不发。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次周恩来遇险的事件。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左右，周恩来
坐着一辆卡车，由延安前往西安再转南京去办外交。当这辆卡车走出延安约三十里路的地方，
即遇到土匪的袭击，周恩来和十几个护卫他的武装卫士，受了一场虚惊，结果折返延安。这
件事被那些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疑忌多端的枭雄猜测，认为系一严重的政治阴谋。他
根据护卫周恩来的卫士、和驻守出事地点及其附近的部队都属于原四方面军这一事实，推断
周恩来的遇险，可能出自我的指使。
当天晚上，延安宣布戒严，形势十分紧张，我的住所被重兵监视着。午夜，我从梦中惊
醒，发现护卫我的一班卫士，都沿着我的住所围墙里面布防，我急向卫士班长询问原委，据
他告诉我，他们看见墙外周围，都由政治保卫局的保卫连包围住，他们持枪对着我的这所住
房。而别的地方，好像没有军队行动，因此，班长判定这是对我的谋害。所以，他暗令全班
卫士在围墙内站岗，以防万一。他曾命令全班，誓死保卫张主席，任何人若靠近主席的住房，
即可开枪，并准备通知驻在附近的警卫营（原属四方面军的）前来救助。
我因问班长为何下达这样的命令和如此紧张？听说：他们对于“抗大”的斗争，早已非
常愤慨，而且警觉到有人蓄意谋害张主席，自愿不顾生命危险，也不事先请示，自己负担全
部责任，因此下了这个命令。我沿着住房的围墙内，观察了一遍，月夜中，看见那个保卫连，
离我的住房，约有四五十米的距离散开，似是持枪休息待命。我当即告诉那位班长，看来这
连人不会有甚么异动，你们应立即撤防，无论发生甚么事情，都须依据我的命令行事。相持
到次晨两点多钟，保卫连终于撤走了。
第二天早上九时左右，张闻天来访我，说了一些不相干的话，但也掩饰不住他那满脸尴
尬的表情。我和他照常周旋，决不提起昨晚发生的事。于是，他的表情似乎稍微平静些，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