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5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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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仍然微笑,道:“那便是败于此刀。”
王宗范微微蹙眉,一时不能理解。
旁边黄崇嘏忍不住道:“夔王还不明白右相的意思么?他这刀,名叫‘守正’,方才他之所以赢你,也正是因为‘守正’二字。”
王宗范面色微微一变,想了想却摇头:“敢问右相,你如何知道自己所守的,就是正?”
李曜道:“我《新儒论》中有说,儒之大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便是我心中的正。我坚守此心,便是‘守正’。”
王宗范虽也学文,但论辩才,哪里是李曜的对手,当下语塞。
智乾却问道:“若按‘为生民立命’之说,右相东征西讨,大纛旗下游魂无数,却该如何理解?”
李曜不知他的底细,但刚才暗中偷看时已经知道他与王宗范本来并非一伙,而且看起来面色和善,并无杀气,便回答道:“大唐并非西天极乐世界,天下纷争,非由我起,非我能止。我所能做的,不过是让天下尽可能快地恢复太平。我的关中河中等地兴修水利、开荒劝农,又农商并举、鼓励创新,无非是希望世间万民俱能平安喜乐,为此即便被某些人斥责为变乱风气、奇巧淫技也在所不惜。”
智乾还欲说话,王宗范已然问道:“右相今日擒我,意欲如何处置?”
附文:
近来对契丹、渤海以及前蜀着墨见多,有些读者似认为偏离本书大纲,与主旨无关。前蜀是中原版块,读者诸君大致还能理解无风的用意,契丹与渤海大概是有异议的地方。这篇附文主要以契丹来说明我开始加强这些周边势力着墨的重要性。
历史上,公元907年时,唐朝灭亡之时,阿保机即契丹可汗位,比本书中即位略迟数年。按照原历史,9年后,阿保机仿汉制称帝,建元神册。无风以为,对916年这一时机选择的准确把握,离不开对907年的理解。而要明白907年的决策背景,又必须对唐天复元年阿保机主政后的作为进行分析。
唐末中原战乱频仍,契丹乘时而动,时有入寇幽燕之举。但在阿保机崛起之前,由于没有一位强人领袖,契丹南下侵扰,在军事上并不成功。而天复元年阿保机以迭剌部夷离菫的身份主政后,局面迅速有了重大改观。根据《辽史》,唐天复二年七月,即阿保机主政的第二年,契丹“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以阿保机亲自领军的这次南征为标志,他主政给契丹政权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是契丹政权对外扩张的一次结构性突破,其势力开始真正越长城而南向。
阿保机对中原政局的介入,不仅表现在南侵,更重要的是,他开始与中原军阀接触,周旋于唐末最强大的两支藩镇势力晋王李克用和梁王朱全忠之间。天祐二年(905),“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骑兵七万会克用于云州,宴酣,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太祖许之。易袍马,约为兄弟”。三年,“汴州朱全忠遣人浮海奉书币、衣带、珍玩来聘”。
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的内容,据李锡厚和曹流的考辩,实非讨伐刘仁恭,而是合兵攻梁,但事后阿保机并未遵守盟约。据上引文,阿保机与朱温的最初往来,即发生于云州之盟的第二年。次年“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从《辽史》来看,似乎朱温篡唐后急于得到契丹的承认,再次伸出橄榄枝,而契丹对朱梁的频频示好似乎并不热衷。不过,在中原文献中,天祐三年朱温遣使契丹全无踪影,四年契丹与朱梁的往来也完全是另一副图景。《新五代史》就此有一段综论:
(云州盟后阿保机)既归而背约,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顷、军将郎公远等报聘。逾年,顷还,阿保机遣使者解里随顷,以良马、貂裘、朝霞锦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梁复遣公远及司农卿浑特以诏书报劳,别以记事赐之,约共举兵灭晋,然后封册为甥舅之国,又使以子弟三百骑入卫京师。浑特等至契丹,阿保机不能如约,梁亦未尝封册。而终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
按袍笏梅老使梁事又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五代史·梁太祖纪下》及《资治通鉴》,前三书均作梁开平元年(即唐天祐四年)四月,唯《通鉴》曰五月。据《册府元龟》及《新五代史·梁太祖纪下》,同年五月,契丹使又至。《辽史》记天祐三年朱温遣使至契丹,恐非无中生有,可能是朱温在得知李克用与阿保机结盟后,急于拆散这一同盟,故此笼络阿保机。中原文献不载天祐三年事,应当是羞于朱梁示好夷狄之举。这一态度可以得到《册府元龟》的验证。该书纪开平元年五月契丹来使后曰:“契丹久不通中华,闻帝威声,乃率所部来贡。三数年间,频献名马方物。”十足把契丹描绘成了敬仰上邦之蛮夷,主动朝贡,恐非实录。结合中原与辽朝文献,我们其实大体可以推断,在朱全忠伸出橄榄枝后,阿保机之回应还是相当积极的。
在李克用主动示好后,阿保机并未如约出兵攻梁,反而背盟与梁交通,反映出此人对中原局势的密切关注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阿保机虽是偏处一隅的异族,但就此看来他不仅对唐王朝即将覆灭有所预期,而且对唐末中原的混乱局势有相当的认识。可能是因为看出,无论是李克用还是朱温,在这场较量中都不具备绝对优势,因此他选择了依违二者之间。在天祐三年朱全忠来使后,阿保机认为时机已成熟,因此次年正月取遥辇痕德堇而代之,登上了契丹可汗之位。李锡厚指出,阿保机之所以能代痕德堇为汗,在于其在中原声威的增长。根据上文的分析,李克用和朱温竞相笼络阿保机,的确可以支持这一论断。
梁开平二年(908,即阿保机称可汗第二年)阿保机遣使至梁求册封事虽不见《辽史》,但除上引《新五代史》外,又见于《五代会要》、《旧五代史》、《册府元龟》及《资治通鉴》,当无可疑。不过,由于他并没有兴兵攻晋,封册一事就此作罢。但梁乾化二年(912)之前,阿保机与朱梁仍有较多来往。同时,他也并未与河东李氏决裂。据《辽史》,辽太祖二年正月,李克用卒后,阿保机“遣使吊慰”。而据《旧五代史》,其时潞州将被梁兵攻破,危在旦夕之际,李存勖向阿保机求救,阿保机“答其使曰:‘我与先王为兄弟,儿即吾儿也,宁有父不助子耶?’许出师。会潞平而止”。“许出师”云云,疑是敷衍之语,不过这也说明他认识到朱全忠虽能废唐帝而自立,但恐尚无能力统一中原,因此仍然选择依违二者之间。
梁乾化二年后,史料中再也见不到阿保机遣使赴梁的记载。同时,我们也看不到他与河东有何联系,因此这并不意味着阿保机转而臣服李氏。这是为什么呢?朱梁自立国之日起就与沙陀李氏连年交兵,乾化元年柏乡大败后一直处于劣势。乾化二年,梁太祖为次子所弑,朱梁陷入内乱,其前景更为阴暗。但同时,河东李氏也还没有能力在这场纷争中取得绝对优势,中原形势可谓一片混乱。阿保机乾化二年后既不朝梁也不聘晋,不仅反映出他可能一直密切追踪中原局势的发展,而且暗示他可能已有称帝的念头。
但此时阿保机称帝的时机还未成熟,契丹内部挑战其权威的还大有人在,其可汗之位并不稳固。太祖五年至七年,阿保机诸弟三次叛乱,他的政治前途险象环生。太祖七年诸弟之乱平息后,八年阿保机对异己势力进行了全面清算。公元916年,阿保机终于迈出了关键一步,称帝建元。对于这一时机的选择,当然与内乱平定有关。不过,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这可能也是因为912年以来朱梁李晋相持不下,中原局势异常混乱,让阿保机清楚地看到了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
那么在阿保机的心目中,他所建立的大契丹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称帝建元,是在统治者称号和政权纪年方式这样关键性的礼仪方面模仿汉制。而匈奴、柔然、突厥及回鹘都未称帝,亦不建元。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这是在礼仪和统治者继承人的制度性安排两方面采用汉制。此后辽太祖又有进一步的措施。神册五年,“制契丹大字”。按《五代会要》,“契丹本无文字,唯刻木为信。汉人之陷番者,以隶书之半加减,撰为胡书”。契丹与事者有耶律突吕不及鲁不古,据《辽史》其本传,前者以赞成功“为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后者“授林牙、监修国史”。契丹国书的创制,应与王朝政治有关。国子博士、知制诰、监修国史诸职,是中原官名。这些都反映出阿保机的汉化倾向。神册六年五月,“丙戌朔,诏定法律,正班爵。丙申,诏画前代直臣像为《招谏图》,及诏长吏四孟月询民利病”。此处的“正班爵”尤非虚语,阿保机对其时契丹诸职的品级班列进行了明确规定。事实上,早在他称可汗期间,就已变现出汉文化对其的影响。太祖七年平叛后,阿保机“次昭乌山,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凶仪”。游牧文化素贵壮贱老,所谓“省风俗,见高年”云云,当来自汉地传统。
神册年间能体现阿保机汉化倾向的还有两大事件。一是神册三年在草原上建立皇都,即后来的上京。游牧族政权往往并不需要都城,常常只有王庭或牙帐,因为其中央官僚机构和全国性的经济贸易并不发达。如果单纯从行政或经济角度着眼,神册三年阿保机还未征服渤海,也还未据有燕云十六州,而草原上新建的城市不是属于皇帝私有,就是头下军州,契丹完全没有必要建立像皇都这样庞大的都城。那么,阿保机建皇都,就只能从礼仪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说,皇都与称帝一样,是阿保机采用汉地王朝的礼仪模式,来论证君主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手段。
同样表明阿保机汉化倾向的第二件大事是神册三年五月,阿保机“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值得注意的是,孔庙列在了佛寺和道观之前。神册四年,阿保机“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这就说明,神册三年诏中的次序含有深意。《义宗倍传》记载了这份诏书背后的决策过程:
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所谓“佛非中国教”,正毫无保留地说明阿保机心目中的模仿对象正是中原王朝。神册四年,他亲自去孔庙祭奠,同样表明了他的态度。
以上讨论说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阿保机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汉式国家。与此同时,契丹权力中枢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韩延徽、康默记与韩知古为首的汉人幕僚群体,而且阿保机重用的契丹贵族中也多有汉化颇深者。那么,在其心目中,大契丹国的疆域是否应当包括中原呢?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要弄清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阿保机称帝后针对汉地的军事行动。
神册元年前,契丹南侵仅以掳掠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