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3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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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公主举荐张九皋一事。玉真公主笑着对王维说：自己会为他尽力。
玉轸朱弦，为王维换来了那年的解头。
诗人杜牧入闱那一年的主考官是崔郾。太学博士吴武陵骑着瘸驴赴他摆下的宴席。见崔郾出门来迎，他迫不及待地高声朗读起杜牧的《阿房宫赋》。
崔郾听后也忍不住击节赞叹。吴武陵立刻请求他选杜牧为状元。崔郾也直言相告，状元早已花落别家。吴武陵只好退而求其次——那就第三名吧。没曾想崔郾还是为难地摇了摇头。那就第五名！没等崔郾回答，吴武陵很坚决地说：如果还不行，就把这篇赋还我。崔郾连忙点头应允。一回到宴席上，他立即高兴地宣布，刚才吴太学帮自己选杜牧为今科第五名。对杜牧的放荡不羁，在座宾客不无微词。但崔郾也很诚恳地说，既然答应了吴武陵，就算杜牧是个屠狗之人也不能更改了。还好，杜牧总算不是屠狗之人。
为了像王维、杜牧这样得到推荐，举子们便把自己平时得意的诗文编辑、誊清为卷轴，投献给当时的权贵、名流。这种风尚就叫做“行卷”。一次不够，隔日再投，称为“温卷”。白居易以《赋得古草原送别》向当时的名士顾况行卷。顾况笑着打趣眼前这个只有十六岁的书生：“长安物贵，居大不易。”可当他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已不禁倾倒，赞叹道：“有句如此，居亦何难？”
卢储的行卷就更是一个浪漫故事了。他向尚书李翱投赠诗文时，正逢主人外出。李翱年方及笄的爱女从案几上捡起卢储的卷轴。细细诵读后，李小娘断言卢储一定会是状元郎。这话恰好被回来的李翱听见了。数日后，他就托人向卢储提亲。一卷诗歌成就了一门姻缘。来年金榜题名时，也就是卢储的洞房花烛夜。这位新状元（又称“状头”）兼新郎官的才子乘兴写下了一首催妆诗：
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
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
时入晚唐，行卷之风已盛行长安。杜牧行卷时编了一卷诗，共一百五十篇；皮日休行卷时编了《皮子文薮》十卷，二百篇；《唐摭言》记载，举子薛保逊行卷的时候所编的卷轴粗大无比，号称“金刚柞”。每到春闱前，公卿门前的举子如过江之鲫。他们送来的卷轴多数都没有能送到主人的案几上。看门的老妪用写满锦绣文章的卷轴代替守夜时用的脂烛，照亮了一个个漆黑的夜晚。
谁的卷轴能放到公卿名士的案头呢？当然是门第显赫的士族子弟。透过刚才提到的几个故事浪漫的情节，可以看见一点儿都不浪漫的本质：王维出身于号称银质金饰的太原王氏，杜牧的祖父杜佑是声名显赫的元老重臣，卢储是海内“四姓”之一的范阳卢氏子弟，而他的岳父李翱更出于唐朝门第第一的陇西李氏没有这些市侩的前提，故事又何以能演绎得如此美丽？
卢储的故事只是偶然开放在明净月色里的昙花。寒门举子的落寞背影却总在明月照不到的地方。正如《旧唐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势门子弟，交相酬醉；寒门俊造，十弃六七”。这种对人不对文章的做法将举子的先赋身来作为擢拔人才的尺度，多少还残留着九品官人法的袅袅余韵。在科举考试的形式下，高第士族重新赢得了政治优势。考试成了他们又一条青云之路。文化底蕴深厚、人脉深厚的士族，如荥阳郑氏、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的子弟纷纷入闹应试，为自己博取进士功名。重视科举的晚唐，来自士族的宰相反而比过去一百多年都要多。科举选拔和门阀政治，这两种冰炭对峙的观念竟然模糊了界限，消弭了分歧，为士族高门的子弟迎来了最后的东风。但是，在许多看似美丽的故事中，科举制度失落了其本应具备的意义，直接滑向荒诞
李曜记得最为深刻的，是在长庆元年春，那一段“满地落花红几片”的幕春故事。
形式上遵循书面考试的规则，但又默许人们用行卷、通榜等方式来干预书面考试的结果，这就背离了考试制度本身张扬的机会公平这一价值旗帜。
士族政治借科举之尸还魂，也背离了设立科举制度时削弱门阀政治的初衷。正因为这种深层矛盾的存在，行卷、通榜在唐朝一直是朝野认可的一种时尚，却没有合法化。在李曜看来，这姑且可以称之为“隐性规则”或者后世所流行的词汇“潜规则”。这种行为游走在合法与非法边缘，很容易成为党争的导火索。不同的派系和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诠释这个潜规则。他们既可以宣称行卷、通榜是惯例，堂而皇之地培植自己的势力，也可以将行卷、通榜斥为牟私，打击自己的政敌。
这还只是科举制度与党争的第一重关系。还必须注意到，即使是那些出于草莽、进于青紫的寒门士子也很快地在科举制度上发展出一种“座主（考官）——门生”的关系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座主提携门生，门生翼卫座主，同年登科的举子则结党谋权——他们参照士族中的父子兄弟伦理，形成一套虽未见诸于文字，却同样具有权威的伦理法则。这种后天编织起来的关系网络弥补了个人先天背景的不足，使自己获得了准士族式的政治根基。明朝人沈德符就说过：“座主、门生之谊，自唐而重。”
相传，宰相崔群有一日偷得片刻清闲，与夫人闲谈家事。丈夫与皇甫镈的矛盾，崔夫人也略有耳闻。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她试着劝相公趁身居高位、俸禄丰厚的时候，及时为子孙置些田产。崔群不动声色地说：我已置下了三十处膏腴的庄田了。
听了这话，崔夫人一脸困惑。求田问舍这样的事情，自己身为主妇，怎么会茫然无所知？
崔群莞尔一笑，解释道：前年春，我入闱主考，取中了三十名进士呀。
崔夫人会意地笑了——在唐朝人眼中，门生是座主最重要的政治财富。三十名门生，就是福荫子孙的三十处膏腴良田。
在波澜翻覆的长安官场，门生与座主的关系，就象考官崔沆取中门生崔瀣时人们所嘲笑的那样：“座主门生，沆瀣一气。”崔沆与崔瀣究竟是沆瀣一气，还是名字巧合，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座主、门生互为奥援，从中唐到晚清史不绝书。就是在科举制度消亡百年后的今天，也还影影绰绰，似隐还显。
同年登科的进士间也是党同伐异。贞元七年的进士皇甫镈、令狐楚和萧俛，还有贞元二十一年的进士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都以同年的身份结成朋党，在各自时代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玉尺量才的科举制度推动了文职官僚内部派系的形成。
李曜忽然有些同情地看了一眼再一次意气风发起来的李晔。在他这个穿越时空的后人看来，这大唐仿佛就是一个舞台。舞台上，帝王家的恩怨情仇高潮迭起；舞台下人头攒动。
那些自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士大夫们，竟然和他未曾穿越而来时一样，袖手旁观，充当一幕幕悲剧的冷漠看客。所谓的精英矜于门望，又一无所长。他们鄙薄善断繁剧的刀笔吏，自己对军谋、民政又一无所知；祖先的“礼法门风”被他们丢弃了；赖以炫世的家学也没有能传承下来。他们从祖先那里得到的，不过是一个高贵的姓氏和郡望。现在正在河东做李克用监军的张承业，就曾很不屑地问一个征引门户、骄矜作态的范阳卢家子弟：“公所能者何也？”
诚如《新唐书》所说，“当时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为之首”。除了所谓道德和名望，他们再说不出什么道德高调，不过是粉饰猥琐私欲的一张假面。精英的伪善性在这段颓唐的历史中，是如此突出。李纯的死亡、李宥的醉生梦死与生不如死他们都视而不见。除了自己，他们什么也不关心。
士大夫们眼睛里只有长街夸官、曲江离宴、月灯打球、杏园探花和雁塔题名。进士科决定了一个人和一个家族在长安的地位。那才是他们关心的。那些铺张浮华到极致的仪式，不过是他们的自我感觉良好的表现。
在“鸟散落花人自醉”的长庆元年，李曜在心中对那次舞弊案抽丝剥茧，看到了党争和科举的关系，也看透了士大夫的本来面目。这些精英在同自己利益相关的制度设计与运作上拥有如此影响力，就滥用他们的种种优势，去损害位置较低的阶层而使自己获益。象段文昌、王播，也包括元稹一流的人物，起于寒门，依靠超一流的聪慧与后天努力，跻身庙堂。但在平步青云的路途上，他们也沾染了难以祛除的自私和猥琐。
整个精英阶层集体堕落，而最能体现这种堕落的，恰恰是与他们政治地位和利益联系最紧密的科举。
话说有一年，姑苏举子翁彦枢进京参加那年春闱。入闱前，举子到寺庙中拜会一位旧时在故乡就相识的僧人。他乡遇故知，当然是人生快意之事。两人把手叙旧，话题自然少不了今科考试。老僧突然问翁彦枢：你对功名前程有什么想法？
翁彦枢叹了口气，坦言心中无数。世人都知道，龙门一跃，身价百倍。可有多少鲤鱼能完成那化鱼为龙的一跃。每次春闱，春风得意的不过二十多人。孤身漂泊在帝乡的江南才子又哪敢有太多的奢望？老僧见他踌躇，便率直地问道：你到底想中第几名？翁彦枢以为老僧不过是作玩笑语，便随口回答：第八名就行。
第二天，老僧来到了侍郎裴垣府上。他是裴府的座上客，中门以内，也能经常出入。老僧手持捻珠，闭目诵经，一副了无牵挂的高僧姿态。谁说什么、做什么，都没有避讳他。裴垣已经奉旨意入闱，主持今年的科举。他的两个公子裴勋、裴质正在家中眉飞色舞地谈论春闱秘闻。谁人高中，谁人落第，推荐他们的又是谁，两人说起来头头是道，而万众瞩目的科举其实根本没有开始。裴家的两位公子不曾注意，身边那半截槁木一样的老僧已经把他们透露出来的辛秘掌握得清清楚楚，就如他手中的一颗颗捻珠。两人说得正欢，忽然看见老僧那双似睡非睡的眼睛突然睁开，精光四射。
老僧很严厉地说：到底是你们的父亲做主考，还是你们做主考？科举取士乃国之大事，朝廷委派侍郎主持，本意就是要他革除积弊，让寒门士子有晋身之路。你们兄弟想取的进士，全都是高门子弟，贫苦的读书人有何奔头？当今科举，由你父亲主持，难道他是傀儡，任由你们摆布？再说了，你们弟兄所选的，无不是权贵子弟、高门后裔，连一个贫苦学子也没提过。我说的，可以不承认么？
说完，老僧扳起手指，从头数到尾，一个不差。每个人背后蛛网般的关系脉络说得一点不差，毫无遗漏。裴勋和裴质呆若木鸡，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如果老僧将他知道的底细泄露给父亲的政敌，长安又将掀起一场急风暴雨。裴垣不免和长庆元年的钱徽那样，遭到严谴，甚至被贬到万里外。
两个纨绔猛然意识到事态严重，赶紧跳下座位，低声下气地哀求老僧千万保守秘密。金银钱帛，想要什么都好商量。老僧这才慢慢地说：我老了，要钱财有什么用？同乡翁彦枢，一定要今科取中进士。
裴勋、裴质忙不迭地答应，一定把翁彦枢列在末等。老僧眼睛一瞪：非第八不可！
不得已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