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文选-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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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呀！”忆严扭了下身子，磨蹭了一会儿，终于笑着上堂屋去了。
孙胡子早已在桌上倒下了两碗开水。忆严来到，两人面对面坐下，互相看着笑起来。
“作梦也没想到你来！”孙震摸着胡子说，“知道你来我刮刮胡子！”
“别刮！刮了就不像你了。”
“完全大了，大姑娘了。”
“再背着我行军背不动啦！”
两人又哈哈地笑一阵。于是东一句西一句谈起来。她跟他谈文工团的熟人、趣事，他对她讲连队的战斗、友情，一句也没说两个人之间的事，可又都觉得很愉快、很满足。仿佛他们平日盼着的也就是见面这么谈谈，不在乎谈什么，能两人坐在一起谈就是感情上的享受。到了查哨的时间，孙震这才站起来说：“你挺瘦，注意点身体吧，叫我少挂念点，嗯？”
“嗯，你也一样，那军装穿一阵也得洗洗，满是白碱，不杀得慌呀？”
“我给你写了封信，还没寄你就来了。”
“给我吧。”
“人都见了还要它？”
“有什么特别内容吗？”
“没有。有特别内容也不往里写，跟以前那些信一样。”
“那也给我。”
孙震从皮挎包里翻了半天，拿出个自己糊的信封给了忆严。
忆严说：“我回去了。”说完却又不动地方，两只亮得异常的眼睛渴望地瞧着孙震。孙震看看院子，确信通信员不在，上前一步，迅速地抱住忆严，在她头发上吻了一下。忆严想把脸贴在他胸膛上，可他已经用更快的速度退了回去。脸红着，像个偷糖吃的孩子，咂着嘴，被甜蜜蜜的犯罪感困恼着。
忆严红着脸笑道：“我小时候，一过河你就抱着我……”
“那，那时候我不担心你生气！”
“傻！白长这么长胡子。”
他俩一块儿走出院子。孙震指指西厢房问：“你来找我，她们不会有反映吧？”
“你总单独给我写信。团里同志们好像不声不响地批准咱们了。”
忆严回到屋内，小高和俞洁早睡熟了。她合衣躺下，好久睡不着，虽然只是印证了一下早已存在着的情感，心里仍然不能平静。
她把信放进贴身的衬衣口袋里，手按在上边，睡熟不久，通信员进来又推醒了她。
外边又在下雨，屋里还很黑，通信员打着电筒轻轻说：“周分队长，连长请你去一下。”
忆严赶紧穿上鞋，摸着军帽，一边往头上戴，一边就往外走。孙大胡子光着头，站在雨地里瞧着西厢房，见忆严一出来，招了下手就走进堂屋去了。通信员留在房檐下。
忆严跟进了堂屋，桌上的灯还亮着，“灯芯已剩下不多。
孙大胡子用手挠着头，不吭声。
忆严很熟悉他这个手势，就说：“有什么为难事了？你说呀！”
“你们必须赶快走！”孙大胡子说：“现在就动身，有什么困难吗？”
“你不是想说这个吧？”忆严猜测着说：“要走就走，当兵的谈什么困难不困难呢！”
孙大胡子吞吞吐吐地说，他检查哨位之后，打电话把她们三个人的情况告诉了指导员。指导员说叫她们安心睡觉，开宪会后，他向上级打听黄河部队的位置。可是过了一个钟头，指导员又来了个电话，叫她们不要睡了，马上追队伍去。
“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呀！”忆严说。
孙震又挠挠头，这才说：“他们的位置变了，现在在西边了。”
忆严以为听错了，又问一句：“哪边？”
“西边，就是昨天你们来的那一边。”
“不是你说西边没有我们的部队了吗？”
“是的，是的，那是昨晚上！可是现在，我连以东又没有我们的部队了。他们昨天天黑以后，来了个向后转；从南边小道悄悄绕回西边去了，目标是越过津浦路，渡过运河，与鲁西南的刘邓大军会师。”
“你怎么不早说？”
“我一听说就马上派通信员去喊你的。”
“那你们呢？”忆严问，“你们还不行动？”
“我们马上也出发。”
“反正一个方向，那就一块走吧，总比我们单独行动强。”
“不是一个方向，我们往东！”
周忆严又以为听错了，半晌没言语。
“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呀！”孙大胡子故作轻松地说：“当丘的嘛……”
忆严说：“你刚才讲，东边没有我们的部队了。”
“是啊，可这只能对咱们自己人说。”孙大胡子口气庄重起来，“对敌人，仍然要叫他相信我军主力在东边，并且还继续向东进！所以，天亮之后我们就要在敌人的视线之内，大摇大摆向东走！”
“你们都指谁！”
“一个团！”孙大胡子又笑起来，“你记得吧，在文工团里时，一唱平戏就叫我跑龙套。团长总说，老孙，你别看不起龙套，四个人代表千军万马！这回我又跑龙套了，我们一个团代表整个南线的野战军！”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忆严说：“为什么不叫跟你们一起行动？”
“这，这跟演戏到底不一样。唱戏这边是四个，那边也是四个。现在咱们是一个团，敌人可是三十个旅。他们一发觉上了当，马上就会有一场一百对一的恶战……”
忆严生气地说：“怪不得催我快走，是把我们送往安全地带呀！”
“这是上级首长的命令！”孙大胡子说：“上级命令，非本建制人员，一律动员走！而且你们这一路也并不安全。津浦路两侧的敌人地方武装、土顽势力、交通警察纵队，也有好几万。东边的敌人，一发觉上了当，马上也要追赶。连日大雨，道路全翻浆了，后边你们追，前边大部队也在走，要把那两个女兵安全带回部队，你得好好费点心思呢！我把你叫出来，就是叫你先有个思想准备，过一会儿帮我做工作啊！”
忆严沉默了片刻，想起马上要分手了，自己还跟他发脾气，很有点后悔。她把他的手握紧说：“你可要，可要活着打回来。”
“没有你批准，我且死不了呢！”
出乎意料的是，那两个人的工作例极好做。小高是服从命令惯了的。往哪指就往哪打，不知道什么叫讲价钱。俞洁听说要继续追赶，虽有点沮丧，可也没什么选择余地。只是在帮她们轻装的时候很费了点劲儿，什么零碎都舍不得扔。几经反复，才使她们同意只带着粮袋、两身便衣、提琴和发给她们的三颗手榴弹，其余一切都扔给连队司务长去处理。
分手前孙震又嘱咐她们，三个人要生死与共，团结一心，能不进村就不进村，能不宿营就不宿营，要克服一切困难，追上自己的队伍。
四
周忆严今年十九岁，但看起来要大些，即使在比她大三两岁的人中间，她也像个大姐。碰到叫人生气的事，她很少发火，至多脸红一阵，说话带点颤音；碰上叫人们狂喜的事，她也不会大笑大喊，多半把两个好看的嘴角弯上去，轻轻地在嗓子里格格两声。这一点曾经引起俞洁的误会，以为她心机纤巧，善于掩饰自己。其实，俞洁是不了解她的经历。
忆严小名叫秀儿，生在天津，只记得有个爸爸，不记得有妈妈。爸爸是个唱昆曲的。从记事忆严就在打了花脸、贴了头面的人中转来转去。她七岁那年，爸爸陪着人唱“钟馗嫁妹”，一个斛斗翻下去再没有起来。从此她就成了全戏班的公共孩子，这个叫她去买盒烟，那个叫她沏碗茶；吃饭时白大爷给块烙饼，田二姨给夹块咸菜；睡觉就在戏箱旮旯铺个草袋子。人们像喂条小狗似地喂养着她。后来，戏班维持不下去了，演员们也要各奔东西。管事的只好领着她，到常去唱堂会的裕二太太家磕头，求太太把这孩子收下来当丫头。裕二太太扭捏了一阵，留下了她。等戏班一离开天津，她转手又把忆严送给牌友刘太太，顶了她的麻将牌帐。
刘太太的男人在北京另有个小公馆，一年也不回天津一两趟。这里只住着太太、一个胖小姐和一个抽大烟的少爷。下房里，太太一位远亲以半主半仆的身份当管家，还有个兵病出身的守夜人。有谁经受过这个世界里的这种生活，只要看看这些成员，就能想到秀儿要有多顽强的生命力，才能挺受过来。谁都比她地位高，谁都比她权力大，谁都可以支使她、折磨她、侮辱她，并以此来发泄自己对生活的厌倦、仇恨和敌意。
她白天要收拾三个人的屋子，倒三个人的便盆，洗三个人的衣裳，伺候老太太喝茶，伺候少爷抽烟，伺候小姐绣嫁妆。晚上要替管家干活，替守夜人打更。管家和守夜人合伙偷东西。她看得明明白白。说出来，那一男一女半夜里堵上她的嘴，用炉通条烫她；她不说，主人又认定是她偷的，让她在雪地里饿着肚子一跪几个小时……
她终于也熬不下去了，觉得这样活着，既看不到希望又没有意义。可是正当她准备了却自己这短短一生的时候，忽然从天外伸过一只救助她的手来。这家来了个姓林的客人。这个人一连来了好几回，每次都是秀儿送的茶。第四次来时，她刚倒了茶要退下，太太说：
“秀儿，先别走，这是大夫。请他验验看你有什么病没有，怎么总这么瘦呢？”
那人慈祥地笑着，拉着秀儿的手说：“别怕，我给你捏捏积就是了，不像有别的病。”
他叫秀儿扶着椅子站好，撩开了她的衣服后身，顺着腰往颈部按摩上去，触到肩肿骨处问道：“孩子，你背上这块青痣是从小就有的吗？”
秀儿点点头。
“别处还哪里有？”
秀儿说：“左大腿上也有一块。”
那人放下秀儿，转脸对太太说：“就是的了，请您把文书拿来，我们当场过付了吧。”
太太打发秀儿出屋去，一会儿的工夫管家就来通知她收拾东西，给她道喜，说来的那人是她舅舅，特意来赎她的。
秀儿估不透是真是假，是福是祸。可她明明记得自己是什么亲人都没有的，她又惊又怕，浑身哆嗦起来。这时候姓林的客人自己到下房来找她了，他看了这暗黑潮湿的下房，抚摸着秀儿瘦骨伶仃的肩膀，眼圈红了，哽咽着说：“孩子，外婆找了你许多年了。”这神情、这声音，是秀儿从父亲死后再没有见到和听到的。世界上又有人把她当人了。尽管她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可是她不由得扑上去抱住他鸣咽大哭。
“舅舅”把她从天津带到香港，从香港带到重庆，在重庆见到了周伯伯，才知道派人找她的是共产党，是周恩来。才知道那个唱戏的穷演员不是她的亲父亲，而是和她亲生父母住同院的街坊。她父母都是以教员身分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四·一二”时被军阀枪杀了。好心的演员冒着风险，收养了她这个还不会说话的孤女，以报答他们生前对他的照顾和资助。周伯伯找了她许多年，抗战开始，河北省的党组织从回到高阳的艺人们口中打听到她的下落，立即派人到天津找到了她。她的父亲也姓周，周伯伯给她起名叫忆严，把她送进了新安旅行团。不久，她随着新安旅行团到了苏北解放区。
在新安旅行团，她没有别的孩子活泼、天真，也没有文化上、艺术上那种早熟的素养。可是她沉着、老练，政治上进步快，对自己要求严，很快地成了个小领导干部。当部队文工团要补充几个青少年时，旅行团就把周忆严输送到新四军来了。
她受到了战争的锻炼，也熟悉了一般的工作方法。可带领两个人单独执行任务，她还是第一次。
头一件事，她先把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