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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胡绳文集(1979-194)-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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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1月初,《真理报》才在最后一版《塔斯社通告》标题下,用四五行字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下沈阳。这是辽沈战役。

    12月6日第四版的《通告》,用六行新闻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占领徐州。这是淮海战役。(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那时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就像毛主席说的,仗打胜了,又怀疑。

    1949年夏秋间,少奇同志秘密去过一次苏联。

    到这年12月16日,毛主席公开到莫斯科。这次去莫斯科,是怎么回事情呢?当时中国革命刚刚胜利,已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理说,中国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去访问,应该是正式的国事访问吧。

    其实不是,是去庆祝斯大林的寿辰。

    而去了以后呢,从12月16日到莫斯科,一直到2月17日离开,蹲了整整两个月。当时交通等等条件当然和现在不一样,但是两个月之久也有点奇怪。

    接待毛主席的礼仪虽然还可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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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称毛主席为毛泽东先生。到莫斯科后两个星期,除了参加斯大林寿辰外,毛主席基本上是在那里坐冷板凳,没人理他,报纸上也没有任何消息。西方报纸散布流言说,斯大林已经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到1月2日,莫洛托夫才去看毛主席,商谈事情。发生了什么问题呢?那时斯大林不愿意和新中国订立一个互助同盟合作条约。他说苏联和中国不是早已有一个条约了吗(所谓有条约就是和国民党订过一个条约)

    ,既然已有这个条约,别订了,以后再说吧。莫洛托夫去访问毛主席时,毛主席提出了几个方案让他选择。最后一个方案是重新订立一个条约。然后莫洛托夫向斯大林请示,才同意订条约。毛主席说,如果你们同意订条约,我就要周恩来同志到莫斯科来谈。毛主席那时对这种情形非常生气,他曾大发脾气,说我到莫斯科来就干三件事情,一件是吃饭,一件是拉屎,一件是睡觉。这是外国人都知道的。我们现在从毛主席当时从莫斯科发回的电报中可以看到,毛主席在莫斯科时,实际上是在那里处理国内的事情,好多电报送到莫斯科去,他在处理。后来订条约也还有麻烦。周总理去谈订约,苏联方面拿出一个条约稿子,基本上就是国民党时代的条约。

    周总理和毛主席商量以后,另提出一个方案作商谈的基础。

    除了订条约以外,给了3亿美元的贷款。西方国家报纸说,这比不久以前给波兰的贷款援助还要少些。这个数目到底是谁定出来的,我不清楚。但是,毛主席当时有一个电报给中央,说我们还是少借一点钱为好。从这次去莫斯科可以看出,毛主席心里是非常不痛快的。

    如果再联系前后许多事情来看,就可以看出1949、1950年毛主席为什么感到有压力,这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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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事情。

    第四点,我在文章里说到,毛主席对于过分集中,一切由国家计划来安排的经济体制,是一直不赞成,怀疑和反对的。也有同志问我,你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呀?是不是因为现在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故意宣扬毛主席早就反对计划经济?确实过去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间还是用的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所谓别国的模式,当然就是苏联的模式)

    ,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了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小平同志是这样评论过去的。

    但接着他又说,“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

    所以过去我们犯过两方面的错误,一方面是搬用别国模式,另一方面是不搬用别国模式。

    不搬用别国的模式,主要是毛主席做的事情。

    可以看到,毛主席是用“大跃进”

    来冲破计划经济,但他搞错了,办法不对,行不通。

    譬如说,1958年搞过国家计划的“两本账”

    ,第一本是必成的,第二本是期成的。而中央的第二本计划,又变成省的第一本计划,省里还有第二本计划。这种做法,在鼓吹“计划就是法律”的苏联人看来完全是胡闹。

    “大跃进”确实也没有成功。所以实际的经济工作还是搬用别国的模式。但是,毛主席老是对计划工作不满意,对这样搞法总是感到心情不舒畅,他引用李清照的词,叫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一波同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书里还说到,1964年毛主席强调指出,“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毛主席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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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计划经济确实不满意,但是他没有能找到一种正确的途径,来改变这种苏联模式。

    第五点,有同志提出,我的文章中在说了中国由于独立探索自己的道路,因而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之后,又说,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些曲折和错误是否不可避免,是毫无意义的,这句话说得不对。我的话原意是说,为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曲折和错误而懊丧是无益的,但没有表达好。研究过去为什么犯错误的经验,避免以后犯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还是有意义的。所以这句话应该改一下。但是我接着又说,最好在1957年直接走上1978年以后的路,这样的假想也是毫无意义的。现在我仍以为,1957年以后不经过一点曲折,就直接走上1978年以后的路,是不可能的。当然,曲折和错误的程度大小和时间长短,那是由各种因素决定,不能说是必然的。

    第六点,有的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在1957年以后20年的“左”是探索中的错误,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民主革命时期遵义会议以前那些“左”的错误也是探索中的错误呢?王明的错误是不是也是一种探索呢?我觉得,30年代王明的“左”倾错误,给我党留下了很重要的教训;遵义会议以后,正确路线吸取了这些教训。但是,王明路线的错误恰好是因为不探索而产生的,是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国情,照抄苏联的办法,跟着苏联、共产国际跑。这个错误和1957年以后的错误性质不一样。

    1957年以后的错误是不照抄外国的模式,不跟着外国的指挥棒走,自己找道路,但是走到错误的路上去了。这是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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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点,我的文章最后说到,毛主席临终前不久,讲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讲话的时间是6月13日,不知怎么,错写成4月30日,应该改正。前年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同志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但因为这本书的篇幅有限,如果引用这段话,还得多说些话,所以没有引用。

    现在我在这文章中引了,也算实现乔木同志的一个嘱咐。不过,这里也没有引用全。毛主席说,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说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根据这两句话也许还不足以证明他这时候对“文化大革命”

    已经失去信心了。实际上他下面还有几句话。他说:“这两件事(包括第一件事,第一件事他说台湾还没有收回)

    都没有做完。

    这笔遗产将移交到下一代去了。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荡中移交了,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风“。

    这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三个月,身体很坏,心情很伤感。自然规律使他生命不能再延长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要不然,他恐怕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

    第八点,稍微讲一下60年代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国和苏联当时存在的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里包括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对对方国际国内政策的看法,等等。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苏联总想控制指挥中国的问题。当时我们管这叫老子党的问题。他要做老子,用指挥棒来指挥别人,要别的国家服从于它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要把别国纳入苏联全球战略的轨道。彼此看法不一样,这是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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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态问题。但硬拉着别人跟它走,这是老子党的做法。根据当时的情况,我感到,毛主席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

    1956年苏共在20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的同志都很不满意,毛主席仍然说对揭开斯大林这个盖子这一点还是要肯定的。到了第二年,1957年赫鲁晓夫把莫洛托夫这些人当作反党集团打下去了,我们的一些老同志对此不满。毛主席说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莫洛托夫这些人思想僵化,也不见得就好多少。许多同志说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毛主席说再看一看,恐怕还是半修正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毛主席是非常谨慎的。但在涉及到国家的独立主权的问题上,毛主席决不让步。

    1958年苏联提出要搞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实际上是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接下来就会是在政治上控制中国。对这个事情,毛主席坚决抵制,决不作丝毫让步。后来在中国方面仍力求维护双方间的国家关系时,毛主席还说过吵架不要紧,可以吵一千年这样的话,意思是意识形态上尽管有分歧,吵架,但苏联只要不按父子党的模式而是以平等的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那还是可以维持正常关系的。

    (不过现在看来,在意识形态上不吵最好)那时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到莫斯科去,和苏联领导人争的也主要是老子党的问题。苏联方面不能公开主张老子党,所以总是突出意识形态问题,以掩盖其以老子党自居的面目。在中国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气味加重,我以为陈伯达、康生是起了较多作用的。

    小平同志在1980年评论当时的事说,“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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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邓小平文选(1975—1982)

    》,278—279页)。

    当时苏联要社会主义各国在国内政策上完全跟它走,而且以“社会主义大家庭”

    的名义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别国,要别国完全服从它的外交战略,甚至干预别国的领导班子的人选。东欧各国党不能说没有为本国人民做过好事,其所以丧失民心固然有许多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人民认为这个党使自己的国家落到了附庸国、卫星国的地位。毛主席从50年代后期起,一方面坚决顶住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一方面力求摆脱苏联的模式,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后一方面他没有成功,走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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