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幕后故事 作者:刘澍-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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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园丁之歌》因题材单一，查找不出后台，而暂时难以大批。所以，江青暗授机宜，一方面要集中火力继续狠批《三上桃峰》，另一方面，江青在张春桥批示“可以先发两篇，看看反映再发别的文章”和姚文元批示“此剧的路线及其歌颂的人物，都是错误的”之后，也批示道：“《园丁之歌》的电影应上映，上映的同时发表批判文章”。为此，江青还专门点名湖南省，别有用心的让湖南省先写第一篇批判《园丁之歌》的文章，在省报发表。
1974年７月19日，国务院文化组向北京、天津、上海三市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发出《关于批判通知》，通知内容说：“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是一个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坏戏。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８月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初澜”的文章——《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并在原标题上加上“教育”两个字，主题更加集中。随后，全国报刊相继群起攻之，发表对《园丁之歌》的批判文章近百篇，一时形成气候，初步达到了江青居心叵测的效果。
毛泽东看戏
1974年11月，毛泽东主席回到湖南休养，他已经得知《园丁之歌》遭到批判，故亲自点看了这部湘剧戏曲艺术片。
或许是毛泽东对影片究竟为何遭批而特别留意？也或许是对家乡那熟悉的唱腔，同华国锋一样倍感亲切，他看着电影，很快融入剧情，陶醉于家乡非常熟悉的声腔音韵之中。一个小时左右的影片很快看完，毛泽东情不自禁地带头鼓起掌来。这一鼓掌，使陪看的工作人员倍感意外，这一鼓掌，也让大家怔过了神来。对于影片中通过一个后进学生，在经过教师的正确帮助、培养和引导下，端正学习态度的故事和情节发展与安排，很好地揭示了懂得了做人道理，更懂得了学好文化知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和建设自己的国家的主题。“我看是一出好戏！”毛泽东一语定乾坤。《园丁之歌》尽管被错误地遭到批判，却让主席的一句话，给彻底地翻了身。既然主席一言九鼎，而且态度明确，再继续批判岂不是自打耳光，自讨没趣？
1975年的7月25日，毛泽东就影片《创业》的编剧张天民上书问题给予批示，湖南省委、省文化厅受其鼓舞，也加紧提出《园丁之歌》的平反问题，赶在风口上的江青，一时虽然慌了手脚，但一向不肯认输的她，却对此问题抱着葫芦不开瓢，她在静观其变，她在伺机行事。终于，随着1975年底全国又一轮大批“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江青卷土重来，趁机发挥，她又借《园丁之歌》大做文章，湖南省要求平反《园丁之歌》的报告，被当作“右倾翻案风”的典型，连同影片一起再入地狱。
此外，江青还精心组织拍摄了《决裂》、《反击》、《小将》、《芒果之歌》等所谓教育题材的影片，去对抗弱小无力的《园丁之歌》，同时也为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摇旗呐喊。于是，这部普通的戏曲艺术片，在政治斗争的风浪尖上，起起落落，反复沉浮，在中国电影的特殊时期，出现了这样一道独特的奇观。直至“四人帮”在1976年10月垮台之后，《园丁之歌》才彻底地重新获得了新生。
“新版李向阳” 和重拍片《平原游击队》
如今已经54岁的李铁军，在举手投足之间，除了依稀可辨当年轰动全国的重拍片《平原游击队》里新版“李向阳”的影子之外，更多的是一种成熟男子的稳重与干练。几十年来舞台、影坛和商界的风尘磨砺，使得久经沙场的李铁军，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不仅仅只是昔日“电影明星”的头衔，而是人到中年之时的厚重阅历和渴望平和心态的坦诚相见。
1951年4月28日出生在山东烟台、且土生土长的李铁军，1968年，凭借着堂堂相貌和文艺表演专长，幸运地被招进了青岛话剧团，那一年，李铁军高中毕业，刚刚17岁。
当时，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来势凶猛之时，虽然李铁军置身于“红宝书”、“大字报”、“口号声”的一片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红色恐怖”的浊浪滔天中，但出生在引以为自豪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根红苗正的家庭，李铁军似乎与外界的一切环境“绝缘”，再加上小小的年龄刚刚涉世，以其英俊的外貌，处处洋溢着一股抵挡不住的青春气息，随时随地都会扑面而来。更为有利的外在条件还有他那颇为符合当时正流行的“工农兵”的形象和气质，身材标准，体格健壮，是一个典型的“美少年”。故此，他很受团领导的器重和重用，被当作团里的“顶梁柱”，频频上新戏担任主演，套用现在的行话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希望之星”、“未来之星”。
话说英武正当年的李铁军，正在剧团默默无闻地排练和演出一切为政治服务和需要的新编时事话剧，他的青春岁月在荒诞、动乱的年代里倒显得是那样愚昧的充实，幼稚的不虚。转眼之间，五六年的光景过去了，李铁军度过了他人生美好开篇的青春艺术期。
时下，江青颐指气使所一手遮天的文化艺术界，万马齐喑，只有一枝独秀的由“伟大的文艺旗手”霸占天地的“八个样板戏”统领天下。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已经有5年没有拍摄一部新电影了，在1971年年初和第二年，秉承“最高旨意”，投拍了第一批“八个样板戏”中的两部京剧艺术片《沙家浜》和《奇袭白虎团》。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爆发后，1972年的新春，中央有关部委开始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意见，重新调整文艺指导方针，恢复拍摄针对当前形势和革命斗争题材“两大块”的故事片。长影厂在1973年年初，就率先开拍了根据浩然长篇小说改编的农村题材的故事片《艳阳天》，还有早在1965年年底就已经拍摄完成、但赶在“文革”风暴来临而未能公映的《战洪图》和《青松岭》，也被江青点名勒令重拍，此外是工业题材的《钢铁巨人》和《创业》，紧接着，又上马了儿童片《向阳院的故事》和厂里的第三部“重拍片”——《平原游击队》。
作为对中国电影界内幕一概不知的李铁军，此时正在山东济南演出本团描写“青年突击队”生活的新编时事话剧《码头风云》，他与唐国强一文一武演着“对手戏”，而台下的观众席上正坐着一位既普通又特殊的观众，他就是长影厂的老导演周予。台上李铁军的表演渐渐吸引住周导演的目光，他在观看完全部话剧临近尾声的时候，郑重其事地在演出节目单的李铁军的名字上，用笔画上了一个圈。周导的用意与正在忙着四处寻找演员的《平原游击队》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他只是从欣赏演员本人的意思，意想作为自己以后新片的后备演员，因为，经过几年的折腾，长影厂的青年演员队伍严重缺乏，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地步。
当时，为了重新拍摄《平原游击队》这部江青亲自点名的“重点片”，闻风而动的摄制组人马为此跑遍了整个中国，不遗余力地四处寻觅扮演男主角李向阳的合适人选。显而易见，老版的《平原游击队》里深入人心的“李向阳”郭振清，因为年代的跨越和年龄的关系，肯定不能适合再来扮演同一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了。当时，作为一项光荣和神圣的政治任务，同时，也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除了新疆和海南两地之外，因为该地区人员的相貌完全不符合剧中的“平原”地区的“工农兵”形象的造型要求。摄制组相关人员分为5个组，足迹遍布祖国大好河山的每一寸土地，共花费了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近3万元天价的差旅费，最后在中国评剧院、上海电影制片厂、武汉军区、丹东文工团、兰州空军文工团等专业文艺团体，共挑选了多达96个“李向阳”的候选人，这里既有当年主演《小兵张嘎》的安吉斯，也有随即调入长影、频繁上戏的李俊海，还有一连在长影厂出演多部电影的叶志康，以及多年以后在影视界自成一体表演风格的吕晓禾、石维坚96个帅小伙，个个相貌英武，人人气宇不凡，李铁军身在其中。说起他是如何被“歪打正着”挑选进来，倒充满了荒诞的喜剧意味。
原来是李铁军被周予画上了一个圈后，周予便出于爱才和好心，积极向《平原游击队》剧组的导演武兆堤和他带上的新徒弟常甄华推荐。起初两个导演认为，他们摄制组已经去过青岛，在那里根本没有找到符合剧情形象的好演员，而周予则说明是在山东济南发现的人才，并极力劝说还是让导演看一看人再下结论。于是，作为剧组副导演的张普人与演员李希达奉命前往青岛话剧团，赶紧去找“漏网之鱼”李铁军。这时的李铁军对此事当然并不知情，他刚从上海参加“5·2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演出，回到青岛。当团里派人到家里时，他正在集市上买劈柴，回到家里，放下烧火的劈柴，又到同事家去串门，最后是剧团四处寻找，李铁军这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但他是一脸的茫然，因为早在刚进团的时候，同事们就拿他与爱讲究的另一个“小生”唐国强好有一比，认为大大咧咧的李铁军平时稀里马虎，最不上相，所以，如今找他去“试镜头”拍电影，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李铁军打心眼里是一百个不愿意去，可是，团里来人说这是“政治任务”，必须要去见，至于试上试不上，那是另外一码事。李铁军万般无奈，只得从命。
来到剧团办公室，李铁军一进门，首先看见李希达，就乐了，这不是不久前刚看过的电影《艳阳天》里的会计马立本吗？因为作为话剧演员对心目中遥远而神圣的电影演员，还是打心底里感到高不可攀的，更何况这个银幕上的演员，就在真实生活中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呢！而李希达见到李铁军也不禁咧开了嘴，因为他初见李铁军，立刻产生了一种非常自然的认同感，而一旁李铁军并不面熟的副导演张普人，也几乎是与此同时地以第六感的敏觉表示赞同。只是张普人看到李铁军一身便装，就以他那南方人特有的细腻，慢条斯理地用温和的话语征求李铁军的意见：“你的头发能不能剃？你的衣服能不能换？”李铁军只得再次服从“命令”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在1974年6月初的一天，李希达、张普人从剧团办完一切外借手续后，把焕然一新的李铁军带到北京，然后从北京转车再奔赴东北长春目的地。到达北京后，一行三人先住进“缒把胡同”，再联系购买火车票。当时，俩人还半真半假地对李铁军进行不准擅自行动等“几不准”的“约法三章”。而此时的李铁军，虽然是不由自主地被牵着鼻子来到了首都，但他依旧是对演电影既没有丝毫的奢望，也没有任何的幻想，心里一直是在打着“退堂鼓”。因为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