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巴金-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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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我没有这种“清晨入古寺” ① 的感觉了。但是我怎么能相信我是去扫墓呢!?这位分别七年的老友,他的笑声还在我的耳边。我多么想看见他,我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啊!我着急,我为我的移动艰难的左腿感到苦恼。虽然吃力,虽然慢,我终于到了中岛先生安息的地方。整洁、朴素的墓碑上刻着他们伉俪的名字。碑前一对插花的石瓶,下面还有一个香炉。白土先生指着碑上填红色的京子夫人的大名说:“这是我们的习惯。”我点点头答道:“我们过去也是这样。”旁边还有中岛先生亡故父母的合葬墓。墓碑同样整洁、大方,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合葬的,我母亲安葬的时候,父亲就让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三年后父亲的棺木入土,碑上的红字才涂成黑色。这已经是六十几年前的事了,但那样的墓碑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把花插在石瓶里,我看看四周,空气清新,很安静,又很肃穆。我望着墓碑,我在心里唤着他的名字,二十几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现在眼前。我想着,想着。他明明举着酒杯对我微笑。我恭敬地向他鞠了三个躬。我睁大眼睛,庄严的墓碑默默地对着我,没有人讲话。我的耳边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吧。”我的眼睛湿了。我责备自己:我来迟了,又不曾把酒带来。我在墓前沉思片刻,好像在同墓中人对谈。然后我再虔诚地鞠一个躬为什么还要带酒呢?我已经把心掏出来挂在墓前了。我含着泪水对京子夫人说:“多好的人啊,他没有私心,为着人民的友谊拿出自己的一切。”离开豪德寺以后,我一直在想吴季札的故事①,我永远忘不了别人转告我的一句话:“日本的中岛健藏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中岛先生好像就坐在我的身边。
访日归来(2)
三
在京王饭店的高楼上,每天都有老友来看我。我们交谈的时间并不长,讲的都是普通的问候话,可是这些话来自我们的内心,包含着真诚的祝愿和无限的关心。这样的交谈是一种友情的积累。多一次会晤就多一番了解。我同这些朋友大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虽然中间经过一场“文革”的大灾难,友情也并未中断,它仿佛一本大书照常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几十分钟的会见,半小时的畅谈,常常把长时间的想念牢牢地连在一起。根据个人的经验我懂得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意义。
朋友S从横滨来看我。他也拄着手杖,步履蹒跚,还有一个人在照料他。三年前我在上海见到他,他的身体似乎比现在好些。一九八○年我和冰心大姐访问日本,他还作为主人接待过我们,那时我就发现他比在“文革”前衰老多了。后来听人讲起他在“文革”期间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替我国“左派”做过宣传,在国内得不到人们的谅解,因此很感痛苦。这样的事我听说在一些欧洲朋友中间也发生过,因此我只当做“小道消息”听了进去,并不曾向那位朋友问个明白。说句实话,我早已习惯了这种事情,不以为奇了。
我们亲切地握了手,一次又一次。朋友S在客位上坐下来,我们短短地讲了彼此的情况。我忽然发觉他的面貌似乎年轻了些,原来他的发型变了:他剪了平头。我什么也没有问,只是听他讲他的一些事情。“我剪掉头发,为了惩罚自己,为了表示不原谅自己”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我没有想到他讲得这样认真,可以说我毫无思想准备。但是,我不能沉默,我得表态。我就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不能怪您,您相信别人,受了骗,应当由别人负责。您何必为过去那些事情介意。”
朋友S似乎并不同意我的说法,不过他也不曾表示异议。我们换过话题谈了些令人比较愉快的事情,还谈到可能的下一次的会晤。分别的时候,我把他送到电梯口,带笑地说:“再见!”但在他的笑容中我还看到严肃的表情。
于是我又坐在大玻璃窗前,静静地望着下面五颜六色的灯彩。我看到的却并不是车水马龙的夜景,只是一个匆匆赶回横滨去的孤寂的老人。他一直埋着头,好像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他的背上。他走着,不停步,也不声不响,但是十分吃力。“停停吧,”我在心里要求道,“停停吧。”他站住了,忽然抬起头转过来。怎么?明明是我自己!
我仿佛挨了当头一棒。我想起来了:我也曾剪过平头。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我被迫在“牛棚”内受尽折磨的日子里。我们十几个上海作家协会的“牛鬼”有一天给集中起来听监督组的负责人训话,这样的训话是经常发生的。这次讲话的是一个过去的勤杂人员,他骂了一通之后,“勒令”所有“牛鬼”一律改剪平头。他并不说明理由。那时造反派的“勒令”就是法律,没有人敢违抗,至少我们这些人不敢。我刚理过发才两三天,回家后同萧珊商量,她拿起普通剪刀在我的头上动了一阵,说:“可以了。”我就这样应付了机关里的监督组。下个月我去理发店时还小心嘱咐理发师“剪平头”。这样过了几个月,我早晚上下班也不感到什么不方便,更没有领会到“惩罚”的意义,只是自己有时照照镜子觉得有点不顺眼罢了。可能造反派当时还有什么打算,不过没有成功,后来就放弃不提,我也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朋友S的来访好像用一根铁棍搅动水缸缸底,多年的沉渣泛到水面上来了。
旧日的沉渣给染上了新的颜色,像无数发亮的针聚在一起,不仅刺我的眼睛,也刺我的心。我觉得头越来越沉重,好像压在朋友S的肩头的那个包袱给搬到我的背上来了。我想忘掉的几十年的旧事一件一件地在大玻璃窗上重现,又是那样显目!我不能不“介意”了。我开始问自己:难道我欠的债就比朋友S欠下的少?!难道我不曾受骗上当自己又去欺骗别人?!难道我没有拜倒在巫婆脚下烧香念咒、往井里投掷石子?!还有,还有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惩罚自己”,更不曾打算怎样偿还欠债。事情一过,不论是做过的事,讲过的话,发表过的文章,一概忘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用自己负责。我健忘,我周围的人也善忘。所以在“十年浩劫”之后大家都还可以很轻松地过日子,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谁也没有欠过谁的债。我甚至忘记自己剪过平头,而且是别人“勒令”我剪的。
然而朋友S的剪着平头的瘦脸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他严肃地、声音嘶哑地反复说:“债是赖不掉的。”就是这一句话!
整个夏天过去了。我仍然听见同样的一句话。我常常静下来,即使在藤躺椅上,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沉重的包袱压得我抬不起头。我甚至想到理发店去,在大镜子前面坐下,说一声:“给我剪平头。”
我真想再一次跟朋友S紧紧地握手,我也要做一个不赖债的人。
九月三日写完
幸福(1)
一
我上月中旬带病去香港接受中文大学颁授的荣誉学位,受到中大师生的盛情接待,回沪后因写字困难,过了十多天才给一位香港朋友写了如下的信:
我二十多年未见“香港的夜”①,这次小住十八天,仍然是为了酬答友谊。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年轻二十岁,那么我可以多写,写尽我心中积累的感情。
我常说,友情是照亮我一生的明灯。写作五十几年之后我重来香港,仍然是满目灯光。我结交了那么多的朋友!他们的友情温暖了我的心。我不能不想到他们,我不能不时时考虑怎样偿还友情的债。即使还不清,能还多少就还多少也好。我一生最高的目标就在于“付出”二字。我必须用行动表示我的感激。
我今年八十。那天在宴会上您还为这个跟我碰杯。其实活到八十是一件可悲的事。我时时痛苦地想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还应该做那么多的事,却只有这么少的时间!我还想写那么多的文章,一天却只能写一两百个字,有时拿起笔手抖起来,一个字也写不好。我着急。然而我并不悲观。我写不好,会有写得好和写得更好的人。年轻人已经赶上来了。现在和未来都是属于他们的。活跃的应该是他们。当然我手中的笔也还是属于我的,我有权、也有责任写作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动身返沪的那天,在机场上见到您,我没有讲什么。有些感情不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只能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二
上面的信是写给某一个人的,话却是对许多人讲的,因为这是我心里的话。本来我应该给每一个朋友写信表达我的感谢之情,可是我没有充沛的精力,我甚至没有保证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的健康,我只能向疾病和干扰夺回一分一秒。我面前有多少必须克服的困难,但困难吓不倒我。我耳边仍然有各式各样的唧唧喳喳,但任何噪音都不会使我昏迷。从香港回来又是十八天了,我坐在二楼太阳间的书桌前,只听见一片“知了”声,就是说我耳鸣相当厉害,可是我的头脑十分清醒,我拿着笔,一边在回忆前一个“十八天”的事情。我很激动,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离开香港的时候,我会像几十年前那样感觉到我有足够多的勇气和力量。
我想念风景如画的中文大学的校园,在那里我参加过几次同大学师生的座谈会。我始终忘不了某一位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你拿着高的稿费过着优裕的生活,不知你怎样看待你的读者?”可能是我弄错了,记错了,原来的问题也许不是这样,我的女儿小林那天也在场,她就说不是那个意思,而且当时我也不是照那个意思回答问题。但究竟是怎样回答的,散了会当天晚上我便说不清楚了。我记得的只是写在上面的那一句话,它一直折磨着我。我夜间因为翻身困难,睡不好觉,就常常考虑应当怎样解答这个问题。它已经变成我自己的问题了。我并没有拿高的稿酬,用不着解释。但我靠稿费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这却也是事实。我常说读者养活作家,总觉得自己欠了读者一笔债。怎样偿还这笔债?在香港的夜里我翻来覆去想解答这个问题,却始终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我把这个问题带回上海来了。难道在上海我就能找到答案吗?我深深体会到自己带回来一个包袱,不,不是包袱,是一根鞭子。又像在三十年代那样,我觉得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抽打。一个声音压倒了我的耳鸣:“你写作,不是为了职位,不是为了荣誉读者需要的是你的艺术的良心。”回顾过去了的八十年的岁月,我不能不出一身冷汗。我要责问自己:在那么长的日子里,你究竟做了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
三
我责备自己,我感觉到鞭子抽打我的背脊,我活到八十深感苦恼,并不是我灰心、丧气,这正是因为我还有力量和勇气。
参加典礼的那天,我从大礼堂回到大学宾馆,收到一位香港大学学生的信,是托一位中文大学的同学转来的。
这位署名“琴”的年轻读者为我复印了一篇用英文写的散文诗一样的文章《你就永远这样年轻》。我惭愧一向读书不多,孤陋寡闻,说不出这文章是谁的作品。里面有两三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记在心里,常常念着它们:
没有人因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