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巴金-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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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文艺发展的方向当然也是百花齐放,而不是一花独放,更不是无花开放。
六月十五日
发烧
我本来要写我们访问长崎的事,但忽然因感冒发高烧、到医院看病就给留了下来。吊了两天青霉素、葡萄糖,体温慢慢下降。烧退了。没有反复。再过几天我便可回家。
病房里相当静。三十年来我第一次住医院,有点不习惯,晚上上床后常常胡思乱想。想得最多的就是关于发烧的事情。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哥哥李尧林。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从重庆回上海,住在霞飞坊(淮海坊)五十九号三楼。李尧林生病睡在床上,因为没有钱不能住进医院,由一个懂医道的朋友给他治疗。晚上我搭一张帆布床,睡在他的旁边。每天清早他醒来就要在床上量体温,早晨温度不高,我在旁边听见他高兴地自言自语:“好些了,好些了。”他是英语教员,喜欢讲英语。下午他的体温逐渐增高。每天都是这样,体温一高,他的情绪就坏起来。不几天靠一位朋友帮忙他住进了医院。但是在医院里他并不曾活过两个星期。
其次我想到亡妻萧珊。一九七二年六月初我从奉贤县“五·七干校”回家度假,发现萧珊病倒在床。不知道她患什么病。不是查不出,是不给查。当时是“四人帮”横行的时代,看门诊的“医生”不一定懂医,一个普通老百姓(还不说“牛鬼的臭婆娘”)发烧在三十九度以上,到医院挂急诊,或者开点药就给打发走了,或者待在“观察室”吊盐水针过半天回家。萧珊患肠癌,那年三月想办法找人开后门,在一家医院里照了直肠镜,但她的病在结肠上,照不出来。那个时候拍X光片子也非常困难,不但要请人帮忙,而且还得走不少弯路。到七月中旬才查出她的病源,七月下旬她住进医院,癌细胞已经扩散。她在病房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在焦急等待查出病源的时候,我每天四次给萧珊登记体温(我回家之前我女儿、女婿做这工作)。清早,温度低一些,以后逐渐升高,升到三十九度左右,全家就紧张起来,准备上医院去挂急诊号。明知到医院看门诊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在查出病源前十多天,门诊医生还断定她患肠结核呢!)但是发了高烧不去一趟又怎么说得过去?
今天回想起这些日子我还会打冷噤。
所以我不喜欢量体温。我长时期没有患过大病,没有住过医院,总以为自己身体好,什么病痛都可以对付过去。明明感觉到不舒服,有热度,偏偏不承认,不去看病,不量温度,还以为挺起胸来就可以挺过去。这次也是如此。大清早起来就觉得发烧,人不舒服,却不肯量温度。下午四点实在支持不住,我才到楼下找药吃,我的妹妹拉住我量体温:三十八度八,我女儿、女婿便拉我到医院去看病,再量体温:三十九度三,人已经十分委顿。两天后才退烧。
现在一切都正常了。不过十天光景吧,我在身心两方面都像是生过一次大病似的。
在病床上总结这次退烧的经验,我不能不感谢我的妹妹和女儿。她们怀疑我生病、拉我去看病,似乎有意跟我过不去,我当初有点责怪她们多事,后来才明白,要不是她们逼我量体温,拉我上医院,我很可能坚持到感冒转成肺炎,病倒下来,匆匆忙忙地离开人世。在讨厌我的人看来,这大概是好事。但对我来说,这未免太愚蠢了。
不承认自己发烧,又不肯设法退烧,这不仅是一件蠢事,而且是很危险的事。今后我决不再干这种事情,也劝告我的朋友们不要干这种事情。
七月十一日
思想复杂
在病床上读了唐瓊先生六月三十日的《京华小记》(《爱之与恶之》)①,我看出来他对我那句“”的话有所误解。有人说我“思想复杂”,并非读了我的《随想录》后所下的结论。我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位比我年轻的朋友忽然想起替我树碑立传,得到他的单位负责人的同意,起初业余写作,后来请假写作,他翻了不少材料,找我谈话几次,辛辛苦苦,写成二十几万字的著作。我读了他寄来的两大叠的手稿,我不同意他的好些看法,也不知道他寄给我的是第几次的誊写稿。但他的辛勤劳动我是看得出来的。我不好意思给他泼冷水,没有提什么意见,只是指出少数与事实不符的地方。他告诉我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他的稿子。我有一种感觉:他对他这部著作有较大的自信。那么就由他去吧。
但是两个月前他写信给我的女儿,说稿子给退回了,据说出版社里有人怀疑替活人写传是否合适,何况我的“思想复杂”。朋友情绪不好,垂头丧气,从信上也看得出来。
很对不起他,我看了信,心里高兴。一则书出不了,无人替我树碑立传,我倒感到轻松,精神上少背包袱,二则说我思想复杂,我认为是对我的恭维。当然,说话人决不是有意吹捧我,他用的“思想复杂”可能是贬义词。
“思想复杂”的人喜欢胡思乱想。思想会长眼睛,想多了,会看见人们有意掩饰的东西,会揭穿面具下面的真容。所以“文革”期间“思想复杂”的人遭受迫害,思想简单的人飞黄腾达。
思想不简单,怎么能创造出“忠字舞”?怎么想得到“早请示,晚汇报”?怎么能发明出“喷气式”?怎么能够不休止地召开以“高举”开始、以“打倒”结束的批斗会呢?
十年浩劫中的生活是应当详细记录下来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想想看,十年中间八个样板戏,一位作家!简单到了这样的程度。人人都看样板戏,每个人脑子里都有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那些喜欢夸大文学作用的人可能感到奇怪:几亿人民齐看革命样板戏,怎么产生不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形势!他们忘记了人民不只看戏,他们还要看人,看上面的掌权的人。十年中间人们的思想也渐渐变得复杂了。你不带头做,就没有人信你的话。
一切都会变,一切都在变。我也在变。我的思想由复杂变简单,又由简单变复杂,以后还要变下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决不会再低头弯腰“自报罪行”了。
今年四月我第四次访问日本,看见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相隔十七年,变化很大,几乎适应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有它的缺点,但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变化总是从无到有,从旧到新,从复杂到更复杂。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也决不会由复杂到简单。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还想谈谈,例如文字的发展究竟是为了简单易学,还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我也有个人的看法。说我“思想复杂”,是无足怪的。
七月十三日
世界语(1)
上一篇《随想》还是在病院里写成的。出院不久我到北欧去了一趟,出国前我又患感冒,到达斯德哥尔摩时,发了支气管炎,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老老实实地对我国驻瑞典使馆的同志讲了。晚上有一位从上海来进修的医生给我治疗。第二天使馆的同志们给我送稀饭、送面条、送水果来,我在旅馆里也感到了家庭的温暖。前一天我下飞机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第二天我却见到了这么多的亲人。在瑞典的首都我住不到两个星期,可是我过得轻松愉快。离开这个由无数个小岛构成,由七十多道桥连接起来的风景如画的和平城市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健康的人。
我是去出席第六十五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我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世界语,我自己也讲不清楚,可能是一九一八年,即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也有可能是一九二一年。但是认真地学它,而且继续不断地学下去,却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的事情。我在南京上学,课余向上海世界语书店函购了一些书,就一本一本地读下去,书不多,买得到的全读了。因为是自修,专门看书,说话不习惯。后来我到法国常和两三个朋友用世界语通信。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我回到上海,住在旅馆里,友人索非来看我,他当时还担任上海世界语学会的秘书或干事一类的职务。他说:“学会的房子空着,你搬过来住几天再说。”我就搬了过去,在鸿兴坊上海世界语学会的屋子里搭起帆布床睡了将近半个月,后来在附近的宝光里租到屋子才离开了鸿兴坊。但从这时起我就做了学会的会员,不久又做了理事,也帮忙做一点工作。我还根据世界语翻译了几本书,如意大利爱·德·亚米西斯的独幕剧《过客之花》、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日本秋田雨雀的独幕剧《骷髅的跳舞》、匈牙利尤利·巴基原著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一直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日军的炮火使鸿兴坊化为灰烬,我才搬出了闸北,上海世界语学会终于“消亡”,我也就离开了世界语运动。
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用“上海市委”的名义把我打成“不戴帽”的“反革命”,剥夺了我写作的权利。我后来偷偷地搞点翻译,空下来时也翻看家里有的一些世界语书,忘记了的单字又渐渐地熟悉起来,我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对世界语的兴趣又浓了。所以我出席了今年举行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几十年前我就听人讲起这样的国际大会。在上海世界语学会里我只是偶尔听见人用世界语交谈。现在来到大会会场,会场内外,上上下下,到处都是亲切的笑脸,友好的交谈,从几十个国家来的人讲着同样的语言,而且讲得非常流畅、自然。在会场里人们报告、讨论,用世界语就像用本民族语言那样地纯熟。坐在会场里,我觉得好像在参加和睦家庭的聚会一样。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但是我多年来盼望的、想象的正是这样,我感到遗憾的只是自己不能自由地使用这种语言,它们从别人口里出来像潺潺的流水,或者像不绝的喷泉;有时又很像唱歌或者演奏乐曲,听着听着甚至令人神往,使人陶醉。但是它们从我的嘴里出来,却像一些不曾磨光的石子堵在一处,动不了。不过我并不灰心,我们中国代表团里的年轻人讲得好,讲得熟。他们交了不少新朋友,他们同朋友们谈得很融洽,希望在他们的身上。
我去北欧前,友人几次劝我不要参加这次大会,甚至在动身前一两天,还有一位朋友劝阻我,他认为我年纪大了,不应当为这样的会奔波。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些年,我一直关心国际语的问题,经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
中国人把Esperanto称为“世界语”,我认为这种译法很好。经过九十三年的考验,波兰人柴门霍甫大夫创造的Espe — ranto成了全世界人民所承认的惟一的“世界语”了。它已经活起来,不断地丰富、发展,成了活的语言。我开始学习世界语的时候只有一本薄薄的卡伯(Kabe)博士的字典,现在我可以使用一千三百页的插图本大字典了。世界语的确在发展,它的用途在扩大,参加大会的一千七百多人中间,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只占少数,整个会场里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友情。
在斯德哥尔摩我还有一些瑞典朋友,因此我也有不少会外活动。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