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的饱食-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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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无他意。
所有的采访，并非完全委托下里先生一个人，而是我们两人一起四处奔波获取材料，并且是经过我的检查才决定取舍的。所以，最后判断和责任，始终在我。
10月3日晚，对于我和下里先生的提问，A先生坚持说，照片从石井三男夫人那里得到的时候就巳涂抹过了。可是，第二天会见记者时，他推翻了前一天所说的证词，说是“自己用墨水涂抹的”。但这究竟是何理由，当时没有弄清楚。
10月24日，在新大谷饭店和A先生会见时才弄清事实。除重复部分以外，会见约谈了5小时。在A先生的证词中，家属的人名仍隐匿起来。
一、与石井三男夫人的关系：大约10年前，由花匠的哥哥介绍去她家的，后来逐渐熟悉起来。
二、到夫人家去过的次数：从10年前算起，直到三男夫人去世前一年（即4年前），至少去过十七八次。
三、什么时候用墨涂抹照片的：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间。
四、用墨涂抹的动机：金钱和收藏家的虛荣心。
五、幕后关系：绝对没有，都是自己个人的意志。
六、儿子失踪与事件的关系：毫无关系。儿子是因私事而出走的。
七、“无关照片”的出处及A先生弄到这些照片的情况：在石井家走廊里和旧书堆放在一起，和三男夫人熟悉以后，她陆续拿出来的。他发现其中有一本破烂不堪、装订线已脱落的相册。
八、向下里先生提供照片时，是否已知道它们与本书无关：知道。
九、是否向下里先生暗示过是“无关的照片”：绝对没有。反之，还努力让他相信照片是真的。
十、实物的处理：9月15日至17日晨在我家水池里烧掉了。
同A先生的问答记录就省略了。A先生讲述无关照片和一系列731部队资料的出处，以及与巳故石井三男夫人的关系都过于冗长，限于篇幅，只能概括地写一写：
——请你谈一下与石井三男夫人的关系。
A：我有收集古物和古书的兴趣，常到名门世家去转转。我的哥哥横紫是个花匠，经常出入名门或有钱人家。我早就托他给我介绍一些那样的门第。
距今约10年前，我在哥哥家看到一副旧蜡台，问他是从哪里弄来的。他说是在芝山町石井四郎的老家得到的。于是，我请求哥哥和嫂嫂带我去石井家串门。初次见到遗霜敏子。她在石井家孤身一人，穿着一件下摆已经磨破发白的和服，屋里很脏乱，厨房的水池里堆满了没洗的餐具。我实在看不下去，便和同去的兄嫂一起清扫了房屋，洗刷了餐具，并给老太太做了饭。
从这开始，我常到老太太家去，渐渐地熟悉起来，因此，得到了石井四郎的遗物。
——有问题的照片是放在哪里？
A：在走廊里边，和旧书堆在一起，是从装面条的袋子里拿出来的。与老太太熟悉了，她就陆续地拿了出来。
——这些东西是买的吗？
A：开始时，是我哥哥从老太太那里拿来以后，再转让给我。我分两次付了钱：一次是1万日元；一次是5千日元。后来，我和老太太渐渐熟了，常给她做饭，照料她的日常生活，老太太说，不要钱了，作为答谢吧。她还说，反正这些东西都打算烧掉的。
——石井四郎的长子说：“在伯母（三男夫人）那里，没听说过，也没看见过那样的照片，是否有人为了隐匿出处而使用了石井家的名字？伯父家里遗留下来的东西，在伯母死后，都由我和母亲亲自过目之后处理的，没有发现那些有问题的照片和遗物。我是石井家唯一的后代，不可能不通过我而把遗物外流出去。伯母将认为没有用的东西送给别人的可能很小。伯母于三年前夏天去世，去世前三个月，住在千叶县的医院，由我们看护。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根本没有A先生与伯母接触一事”
A：我没有去过医院。
——和老太太最后见面是什么时间？
A：她去世前一年多，不，或许是更早些（A先生已记不清楚）。总之，遗物没有了，自然也就不去了。由于好久没有见面，老太太给我哥哥打电话说，让我有时间去玩。
——石井四郎的长子说：“即使有父亲的遗物和照片，事先未经我们的同意，伯母随便托付给别人的可能性极小。我的结论是：父亲和伯父不会保存着书（《恶魔的饱食》）中刊载的那些照片。”
A：只要问问老太太的邻居就会知道。我乘坐一辆浅蓝色的轿车出入老太太家的。还有老太太的守墓人砂泽也认得我。我去老太太家时，从未见过他的长子，即使是亲戚，如果不关心的话，也不会注意到那些陈旧的遗物和照片。
——据采访石井的长子的新闻报道说，他怀疑A先生持有的照片和资料，是出自石井家的。
A：从石井家得到的，这一点是没有错的。石井的长子对旧东西没有兴趣，所以没有注意到，这并不奇怪。
——遗物的出处发生了争论，如果提交法庭去辩论，你能出庭证实你所保存的资料是从石井家拿出来的吗？
A：肯定能够作证。
以上关于资料出处问题的对话，是根据与A先生会谈时的录音带整理出来的。
A先生在接受《读卖周刊》记者采访时，为了隐匿自己的身份，曾否认他是照片的提供者，编造了“他与下里先生10年前就相识，曾寄放在下里先生那里一纸箱东西”的谎言，这就使情况愈加混乱。2月上旬A先生的儿子向光文社提供信息之后，A先生与下里先生才初次见面。
我也可以控告A先生，在这期间，我和光文社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以及在社会和国际信用上的损失之大，是非金钱所能计算的，而且，给支持《恶魔的饱食》一书的各方面人士带来的损失和麻烦也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控告A先生也推脱不了我的责任，反而会把责任转嫁到A先生身上。因此，在A先生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并保证不推翻证词的前提下，我暂且不向A先生要求赔偿损失和控告其诈骗罪。
被彻底蒙骗了的是我。但是，我还是决定相信在应该信赖的冈本进先生作证的情况下A先生所说的话。
有一种猜测的说法，认为《恶魔的饱食》（第一集）的资料可能是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事先准备好了的，只不过是利用我的名义发表出来而已。还有人猜测说，这次误用照片事件，大概是为搞垮《恶魔的饱食》一书的一种谋略。但这些猜测都落空了。
众所周知，我在《赤旗》报星期日版上刊载推理小说《死器》（责任记者为下里正树先生）执笔中，有的地方涉及到了731部队，有一位原部队人员指出记述中有不准确的地方，并提出若作者愿意，需要详细了解731部队的情况，可以联系面谈。
我立刻派下里先生到他那里去。在采访过程中，得到了《恶魔的饱食》（第一集）的附录要图。这就是撰写《恶魔的饱食》的契机。下里先生是我10年来的朋友，我很早就注意到了他的能力，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工作中得到他的帮助。在《赤旗》报委托我撰写连载小说《死器》时，实现了这个愿望。我又同《赤旗》报交涉，把《恶魔的饱食》以《死器》副产品的形式，作为它的延伸强行取得了版面。
当时《赤旗》报对731部队的认识还很肤浅，对于刊载《恶魔的饱食》的态度是消极的。当时，我提出，在《恶魔的饱食》执笔期间，请下里先生做我的责任编辑。这个条件被接受了。下里先生是以我的秘书的身份参加有关《恶魔的饱食》的工作的。
关于《恶魔的饱食》误用照片一事，与《赤旗》报和光文社没有任何关系，两者也没有任何责任。
在前些时候，关于误用照片问题，我遭到攻击是很自然的。作为作者，我应当首先承担责任。然而，部分新闻界人士却把对我的攻击偷换成对日本共产党的攻击。一些并不是我的读者，他们恐怕迄今连我写过的书一本也没有读过，有的甚至根本没有看过《恶魔的饱食》，此时，他们以误用照片为口实，来攻击日本共产党及其机关报《赤旗》，企图借此掩饰731部队的罪行和战争责任。
这是明显的偷梁换柱。《赤旗》报只不过为《恶魔的饱食》提供了发表的版面而已。《赤旗》报没有购买包括照片在内的任何资料，采访的全部费用是我筹措的。采访的总指挥是我，作品是我写的。如果我是傀儡的话，那么，采访费用不会由我来负担，下里先生的名字也不会出现。追究“误用照片”的责任是应该的，但是绝不能把它作为“左右”（政治上）之争的武器，并利用它来掩饰731的罪行。
如果攻击的话，应当只把我作为攻击对象。我声明：我绝不是“左右”之争的工具。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追究731部队罪行的书籍及宣传，并非仅仅是《恶魔的饱食》。企图全盘否定《恶魔的饱食》而提出反证词的人们，必然否定迄今发表的一切揭发或涉及731部队罪行的书籍和宣传。
那些攻击《恶魔的饱食》的人们，最终和我爱国的方法有所不同。他们谴责我过分夸张了日本的阴暗面，寡改了历史。可是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日本存在着那些阴暗面。
是把那些对国家不利的一切全部掩盖起来呢，还是坦率地承认国家过去所犯的错误，立足于深刻的反省之上，以免重蹈覆辙呢？在两者选择中，我选择了后者。
误用照片的责任的确是重大的，我已深切地感受到。但是，对于那种全盘否定《恶魔的饱食》，企图掩饰过去所犯错误的做法，我是绝不屈服的。他们一贯的论调是，日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应当把国家利益置于国民之上来考虑。
这是令人吃惊的时代错误，是一种把日本视为世界孤儿的危险的爱国主义。那些攻击《恶魔的饱食》是夸大日本的阴暗面，篡改历史的人们，却不知他们掩饰日本的阴暗面，不正是对历史的篡改吗？
太平洋战争是日中战争的延长，确实是一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国民有义务将对其他民族所犯的罪行告诉我们的后代。国家的罪过和家长的罪过不同。那是国家在统治者的错误指导下，驱使国民集体疯狂中犯下的罪行。如果将这种过错掩盖起来，那么，不了解过去的新一代人，将会多次重蹈覆辙。这一时期，到我这里采访的外国记者，异口同声地提出这样的疑问：即日本人为什么不亲自去追究战争罪犯的责任呢？
对于过去的战争，全体日本人都是共犯，由于教育不断灌输，从而使人们相信那是正义的而参加了战争。我们绝不能再次成为恐怖的共犯。原731部队人员、K大学教授植村肇先生说：“因为是战争，所以没有办法。”然而，我们却不能说因为是战争而没有办法。
发生误用照片问题后，连日来在我工作地方的周围出现了攻击我的宣传车，他们用违反防止噪音条例的高音喇叭，骂我是国贼、非国民和卖国贼等。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政府就出动大批警察来保护我。
宣传车上的人们，要求和我面谈，我表示拒绝。因为要求同不相识的人面谈，毋须穿着迷彩战斗服或行动服，更不必乘坐宣传车进行谩骂。我要求同意见对立的人面谈时，绝不穿战斗服，也不乘坐宣传车，而事先取得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