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的饱食-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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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中国劳工以为周围没有人看见，想掀开货车的席子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不料被警备人员发现，该劳工被带到卫兵室。这名年轻的劳工还带着一个道教的护身符。
　　被捕的劳工哭着哀求说：“我出自好奇心，并不是间谍行为！”但是，他们连听也不听，用铁丝把他的四肢捆绑起来。在交给宪兵之前，把他扔进卫兵室的粪坑里。731部队的厕所几乎都是冲水式的，唯有卫兵室和教育部的厕所是掏取式的。
　　“泡在粪坑里就无法逃跑了。”这是保密人员想出来的一个‘臭主意’。“
　　这位劳工浑身被泡在粪尿的底下，不断地哭泣。从关在粪坑的时间来估计，队员们已多次在他身上大小便过。
　　“发现劳工有可疑举动就捉起来，这时，审问只是一种形式，肯定都会被送往7号楼或8号楼。这个年轻人连同他那块道教护身符一起被送进监狱，最终作为实验材料而被杀害。”
　　原731部队人员回忆道：“这种事例并不是经常出现的。我们每天用望远镜聚精会神地进行监视，劳工们都是十分认真地干活，休息时从口袋里掏出一种像粗磨的咖啡一样的粗鸦片和伙伴们一起传着嚼咬。”
　　如果这位劳工还活着的话，即使洗掉沾在全身上的粪尿，然而在精神上受到的屈辱却是终生不能消除的。可是，他曾经哭着喊冤的那个厕所和卫兵室的建筑已不复存在了。门柱上挂起了一块白地黑字的标示牌，上面写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证，原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卫兵室旧址”。
　　37年后的今天，日中两国人民沭浴在明媚的阳光下，在这门旁拍照留念，战争与和平形成强烈的对照。但是，我们必须铭记：这是把战争作为“历史教训”，为维护和平而不懈努力的结果。

白武斌的证词——731部队的判刑者
　　为了我的采访，平房区政府请来了曾经受过731部队强征体验的劳工和在该部队受害的四名中国幸存者同我们见面。
　　听完韩晓先生的讲话以后，我对四名证人进行了采访。
　　第一个提供证词的是白武斌（55岁，住平房区友协街233楼321号）。自1942年春至1945年日本投降，他一直在731部队劳务班当钣金工。
　　老白是韩晓先生在调查中出现过的人。他个头不高，看起来很机灵，比年龄更年轻些，口齿也很清楚。

　　他说：“I942年时，我家有祖父母、父母和兄弟，是11口人之家。接到731部队的强制征用令时，家中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如果父亲被征走，全家就难以生活下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当时只有15岁的我，只好顶替父亲应征。以下讲的全都是我在731部队亲眼目睹的事情。那时的恐怖与残暴，真是一言难尽啊。”
　　白开始这样说道：
　　“被731强征的中国人，根本谈不上人权，在残酷的统治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杀害。劳工们每天早晨都要接受点名。有一个叫李昶的老人，由于年龄大，腰弯曲，点名时挺不起胸来，不能保持直立不动的姿势，为此，被劳务班的日本人真田发现了。真田把李昶从队列中拉了出来，用铁棍毒打。李昶抱着头蹲在地上。真田继续用铁棍殴打，李昶的头皮被打破，流出了血。真田又唆使军犬去撕咬已经不能动弹的李昶——他被撕咬得浑身是血，已无力逃跑了。”
　　这时，我问道：“在场的还有其他日本人吗？”
　　“除真田外，还有劳务班的三个日本人。”
　　“他们没有劝阻真田吗？”
　　“没有，他们只是在一旁笑着看。”
　　“中国人也没有去劝阻吗？”
　　“如果谁劝阻的话，那劝阻的人也就没命了。中国人只能边哭边咬牙切齿地注视着。”
　　“请你继续讲下去吧！”
　　“真田的暴行好不容易结束以后，伙伴们把李昶抱起来送回家。李昶老人半年卧床不起，后来死了。”
　　“在劳务班里，还有一个叫秋叶的日本人，约二十六七岁，不胖也不痩，中等身材，长脸。他受大工头工藤的指挥。有一天早晨，出工前，一位叫潘德亮的劳工，46岁，遇到秋叶。秋叶向他招手说：‘过来！’老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因为他听不懂日本话。秋叶就慢慢地向他走去，走到相距10米左右的地方，他拔出军刀。潘感到生命危险，拔腿就逃。他逃到翻译李初廷家的门口，想请翻译协助与秋叶调解，但是李翻译还在睡觉。潘就大声喊李翻译，但李仍未起来。这时，秋叶追了过来，举起军刀就砍。潘用手招架军刀，结果手被砍掉了。秋叶命令潘用剩下的手去拣被砍掉的手，然后，把他带到了劳工调查处——拘留所。在拘留所前，秋叶命令他拎着断手跪下，又从肩膀斜着砍下去，将他砍死。”
　　白继续说道，“发现731部队中的中国劳工稍有反抗，‘使者’就来了。‘使者’往往都是半夜里来，不允许任何辩解就把劳工抓到新五屯（即裴家窝）去。凡是抓到那里去的人，总是有去无回。我的朋友文业责和黄国富两个人也是被抓走以后就一直没有回来。”
　　“我们也参加过危险性的施工。1943年3月，让我们在‘口字楼仓库’的庭院挖一个3米见方的坑，将一根直径30厘米、长约13米的铁管子埋在坑里”
　　“施工时，用木棍支撑着铁管——铁管两头用软木塞堵住，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经过长时间的施工，才弄明白似乎是给‘龙宫’（日本人对口字楼仓库的称呼）地下设施安装通风口。”
　　“通风口是用混凝土固定的。从坑底往下还钻了3米深。铁管从坑底往上伸出10米左右，在地面的末端有4根支管，向四方伸出来。”
　　“如果这是通风口的话，那么，地下就可能有人；如果龙宫地下是秘密监狱的话，那么，我就是知道秘密的人。我们担心，一旦施工结束，就会被杀害。我是和同事陈洪起、梁万超两人一起参加施工的，他们还都健在。”
　　“1943年3月，用货车运来一个装在大木箱里的机器，放在口字楼东侧的空地上。木箱高约3米，宽2米。原来的木箱放在那里，但一周以后木箱忽然消失了。”
　　“由于木箱很大，搬不进口字楼的出入口。当时，我们觉得它的去向很奇怪，不久发现口字楼东墙上有新补修的痕迹，而补修的面积和木箱的尺寸是一致的，我们估计木箱是从这里运进去的。机器本身究竟是什么，至今也没有弄清楚。”
　　一位原部队人员推测说：“白所见到的这台机器可能是731部队当时大量使用的高压蒸气灭菌器。其形状类似油罐车上的油罐，不能拆卸。我曾在口字楼南楼（以前叫3号楼）的走廊里看到过这种东西。关东军高级军官来视察时，各班就把标本集中起来，放在3号楼的走廊里供他们参观。”

反战官兵的下场
　　在731部队里，除工藤、真田和秋叶外，还有劳务班人员青木、西尾和安住等。八木泽班有一个红脸的日本人，外号是“大红脸”。劳工们把日本人叫做“日本鬼子”，心里很恨他们，蔑视他们。白用汉语说工藤、秋叶、青木和西尾，有时也用日文名字叫他们。
　　据白说，“劳务班一部分人在63号楼，早晚有两个日本人来管事。他们的名字叫工藤和关冈。工藤是工头，负责掌管劳务班。劳务班人员身穿土黄色制服，头戴战斗帽，脚蹬无光泽的生皮靴子。工藤和关冈穿着有铁钉的马靴，平时腰间挂着军刀，日本投降前还带着手枪。
　　这时，我问道：“听了你的证词，净是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酷无情的日本人，但是，我想他们中间也会有有良心的通情达理的日本人吧！731部队进驻平房以来，平房人和日本人之间从来没有过友好的交流吗？”
　　白回答道：“在第二仓库有一个叫竹口的日本人，他和中国工头文利帮的关系很好。双方互相进行家访。文利帮虽然是中国人，但却帮助日本人欺侮中国劳工，所以中国人都恨他。”
　　“那么，他不是我说的友好关系，而是为了讨好日本人才友好相处的。”
　　“是的！”
　　“731部队人员中，有没有暗地里庇护和帮助中国人的人呢？”
　　“从未见过那样的日本人！”四个证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日本人拳打脚踢中国人是家常便饭。不殴打中国人的日本人就算最好的了。据我所知，比这种人更好的日本人是没有的。”白又追加了这样一句话。
　　“日军士兵中也有成为中国人的朋友的，但是在731部队里却没有这样的人。”
　　“这里没有这种人！”
　　室内除了四名证人外，还有韩晓、王学琴以及当地十几个中国人，大家都没有表示异议。
　　“当年来到哈尔滨地区的日本人，无论军人或民间人士，都到处耍威风吗？”
　　“也有不耍威风的人，基层的人、开拓团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不耍威风。基层的日本人，受到上级日本人的欺侮。”
　　“731部队的怎么样呢？”
　　“也有态度温和的人，那是极少数。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所谓好的日本人，就是不打骂中国人的人。”
　　“但是，我听说731部队里也有反战的人！”
　　731部队原少年兵机关刊物《房友》第16号刊载过吉田不二男写的一篇题为《我所见到的731里的反战者》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熊谷班长说上战场就是去送死我们在背后指责熊谷班长是胆小鬼、‘非国民’等。由于这种说法和当时受的教育发生矛盾难以理解。现在回想起来，在那种气氛中，他的话作为一剂清凉剂促使人们清醒过来。”
　　另外，“臼井中尉常说：‘我可不是以军人作为本行。’他这样夸耀自己并不是职业军人。有一次，他向我和藤崎兄问道：‘你们将来打算干什么？’‘当军医！’‘当军人！’我们分别回答道。‘想当军队的医生？当一辈子军人？’他脱口而出地说道，接着又想讲什么，却停了下来。‘这并不太好吧！’他含糊其辞地说道。”
　　这种反战的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理应会有所不同。
　　“虽说也有那种人，但被撕掉军衔，带上手铐，披上斗篷，用车押送走了，不知道把他带到哪里去了。”白这样回答道。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把反战的士兵彻底清除的体系，731部队也不例外。
　　“潘德亮被杀害时，提到的那位翻译李初廷，在日本投降前，731部队撤退时，可能也被杀害了。1945年8月11日晨，一个和李关系不错的叫春日的日本人，在731设施炸毁前，把李叫出来，乘马车从北门进入了口字楼。不久，从马车进入的方向传来一声轰隆的爆炸声，建筑物也一起被炸毁。从那以后，谁也没有见过李初廷。我想李当时是被炸死了。估计春日会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作者注
　　关于李翻译的死因，我曾听原宪兵的证词说：“把李杀死了”。这名宪兵现在卧在病床上，在悔恨自己犯下的罪过。他说：“我是奉上级的命令亲近李的，但后来又接受了杀害李的任务。我从后面靠近他，是用枪射死的。我和李的关系一直不错。杀死他以后，我觉得很难过，把他的手表解下来留作纪念，可是，一戴上手表，每天晚上都梦见他，被噩梦缠住，所以在回国的船上把手表扔进了大海。”他坦白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