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战记-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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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作之下，蒋介石个人的优缺点，以及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都造成抗日战争历史的复杂性。蒋介石做为抗日战争的关键领导人物，其主要的历史地位，并非单纯指挥前线的军事作战（有如大战时的英、美、苏以及德、日等国的将领们一样），他最为重要的工作，是要设法领导这个国家认同尚未完全建立、现代化生产与社会结构尚未奠定基础的中国，单独地对抗已整军经武，蓄意侵略中国长达半世纪以上的日本强权。 根据历史的事实显示，蒋介石至少在个人方面，是一位相当有胆量的军人，他曾经多次亲身前往战事非常激烈的战场视察，几度遭到近乎丧失生命的近身攻击，但是蒋介石从来不曾对于个人生命的安危，而显露出任何犹疑与畏怯。在掌握整个战争的最高战略原则上，蒋介石也能大体的不失原则。至于在一些重要战场的指挥上，蒋并非杰出的指挥官，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经常「直接」干预前线战场部队调动的问题，蒋介石也缺乏历史上名将所拥有的特殊军事直觉与指挥的天分，所以少有惊人的战场军事才华表现。当然有些军事布局的考虑，往往是要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时空环境，以及全盘政略的考虑，因此不能做出纯粹在军事上最佳的选择（尤其在中国抗日战争更是如此）。 蒋介石领导中国的抗战，是要面临比军事战斗还要复杂的各种历史与制度问题，虽然蒋介石的最为重要职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是其真正重要的职责，并非是军事上的指挥工作，而是总合一切的力量，进行对日的抗战，蒋介石一度身兼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四川省主席，农民银行理事主席、中央大学校长。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建立现代化的政府与军事制度，蒋介石所统帅的是一支还在发展与适应中的拼装部队，这支在观念上，属于几个世代混杂的部队，没有共同的后勤系统与互通的训练基础，各个部队的领导人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与不同的动机，他们还无法建立真正互信与一致的指挥系统，而后勤补给又是如此的不足与缺乏，因此一切都要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调节运作。从蒋介石对前线部队所下达「命令」的形式与内容来看，除了是对中央军（因为都是他的军校学生）以外，多半都是采取「建议」与「情商」的内容与语气，而命令的结果，对于雄霸一方的诸侯而言，通常也都是「参考办理」而已。 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最大的失败，还不是与日军对抗时，一些指挥与战略布局的错误，他最大的失误，应该是来自无法应付盟国的压力，而非敌人日本的攻击。从盟国要求组织中国战区开始，蒋介石就陷在一连串决策错误的危机之中，「盟国」苏联硬是切断援助中国的通路，英国又一再的延后打通缅甸的通路，造成中国根本无法得到盟国的援助，而面对战力全面耗竭的危机。 加上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对于中国整个抗日战力的破坏，简直比任何对华作战的日军指挥官还要严重。史迪威对中国战区的恶意中伤，造成盟国低估中国的战略地位，减少对中国战区急需之战力的援助，史氏又积极经营、扩大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后来更造成中日最后决战时（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作战资源之严重误置，结果是中国几乎全面的惨败，盟国也就顺理成章地阴谋出卖了中国应有的权益。 在这场历史决战之中，日本的战略指导原则，从速战速决，演变为以战养战，最后企图以击败中国做为决战的筹码，当然都有其设想的观点，但是日本自始至终所犯的错误是，过度的低估中国抗日的决心与意志，因此日方在每项战略实施之时，都没有全力的投入；日本同时还要留一手以防美苏的插手，结果日军每次的战略行动，也就都没有达成其原先的设想。反观中国方面的战略布局，从血战牺牲以建立抗日决心，从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坚忍，从委屈求全争取盟国的合作，前两个掌握得相当适当，只有最后一项是错估了盟国的立场，因此使得中国对日抗战，最后落得一个被盟国出卖的「惨胜」下场。 平心而论，第二次中日战争在正面的战场作战中，除了少数几场的防御作战的胜利之外（但是有几场胜利对整个中日战争却产生了战略关键性的影响），中国几乎都是在挨打的局面，可以说是屡败屡战（当然也是屡战屡败），但是中国能够在经历近乎全败的挫折之下，仍然坚持的打下去，这种民族的毅力，可以说是旷古罕见的；而日军虽然多数都能取得战场的胜利，但是却一直拿不出全力结束中国作战的决断，在和、战之间，徘徊挣扎，最终将战力消耗殆尽，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没有成为决定历史的大国格局。而就战略的层次而论，则是中国的持久战略取得全盘的优势，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一直被中国拖着而成为空想，日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场战争。 历史上战争胜败的主导关键，是在于政略与战略的高下。只有在战略上，能够主动与支配整个战局，才会导至最终的战争胜利，而在战场上的一些胜负表现，实在是兵家常事而已。中国是在战争的各个层次上，都落后于日本，但是中国一直掌握战略的主动，中国人不怕牺牲，结果获得了最后胜利。假如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来归纳中日之战的胜败基本原因，那么就是中国做到了「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中国也绝不停止抗战」，但是日本做不到「一亿人玉碎」的牺牲。 作品相关 阴错阳差的南京保卫战（转贴）
在淞沪会战尚未完全结束之时，有关是否要进行南京攻防战，就已分别 在中日双方统帅部之内，掀起了重大争论的“意见战争”。日本大本营方面 是考虑是否有必要进攻南京，中国军委会方面则是考虑是否有必要防御南 京。 这种奇怪的争论，看起来是有些荒谬，因为中日两国既已全面交战，日 本理所当然要攻下中国的首都南京，以达到政治与战略上“屈服”中国的目 标。而中国当然要防卫自己的首都，以掌握本国政治与战略的中心，指挥全 国继续的对抗日本。但是，当时之交战双方，却有着非常特别的状况，造成 第262页 日本犹疑着是否要进攻南京，而中国则是考虑是否要防卫南京。 在法理的形式而言，中日双方尚未经过正式宣战的法定程序，日本当时 对中国用兵的最高战略目标，是希望保持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尽量以局部 性的“事变”方式，采取分割的原则，来处理与中国的各种战争冲突，日本 并不希望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战争，以免陷入中国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日本 想要的是逐步蚕食中国。 七七事变之后所引发的华北作战与松沪会战，其实都已超过日本的预期 了。所谓日本可以在“三个月”内亡华的构想，并非日本军部单纯、轻率与 狂妄的设想，而是有着相当科学、实际数据支持的估计。在卢沟桥事变扩 大，日本决定派兵进攻中国之时，日政府并无完全占领中国的策略。日本确 信中国在遭到几场严重作战的失利后，就会向日本屈服，接受让日本控制华 北与内蒙古的条件。同时日本可以进一步操纵中国的市场与资源，以支持与 配合日本准备与苏联和美国之“终极作战”。 23。1 日军为应否进攻南京而激烈争论 日本与中国进行的全面作战，主因只是由于日本政府对七七事变处理失 控，将局部战事演变成为全面大战，使他觉得不妨利用这个机会，在华北给 予中国重击，然后迫使中国让步，使得日本可以进一步的掌控中国的内蒙与 华北地区，而不是日本预先设计与谋划的结果。 日本没想到因为海军在上海的介入，给了蒋介石一个借势转换决战地点 的机会，因而引爆了八一三上海事变。日本军部基于国家颜面以及军方的形 象，不肯也不愿在上海这个国际都会作出任何让步，因此才在上海与中国开 辟第二战场。日本原先在上海的作战目标，也不过想要在上海痛击中国军 队，攻战中国的金融、工业与经贸中心，造成对长江三角洲精华地区，以及 首都南京安全的威胁，以增加其迫使中国签下城下之盟的筹码而已，因此日 本的战略规划，还是进行华北决战。 日本当然知道中国的持久作战战略，是企图“诱敌深入”、“以空间换 取时间”，所以日本政府与军部中，有不少负责的官员，包括首相近卫，外 相广田，大本营的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都认为对华的战争，必须要能够适 可而止，之要能够在局部的冲突上取得胜利，并迫使中国接受日本所提的停 第263页 战条件，日军就没有必要继续在中国深入的作战，因为日本的资源有限，同 时扩大与中国的战争，会影响到对共产主义国家苏联的最后决战。所以在淞 沪会战中，日本大本营早就划下日军在上海作战范围的“制令线”，所有部 队不得越过苏州、嘉兴以西的地区作战，日本大本营就是担心日军会在中国 的战场上，越陷越深。 因此日本政府认为，他已占领中国华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北平与天津， 以及控制了山西的战略高原与黄河以北地区，加上在淞沪会战中，几乎击溃 了中国的主力作战部队（特别是蒋介石培训之德式装备的中央军），因此日 本政府与军部都曾考虑，是否无需在淞沪会战结束之后，进一步地对中国首 都南京发动攻击；中国在遭到如此重大的作战损失之后，“应该”会接受日 本的和谈要求。而日本若是进一步进攻中国首都南京，将会使得中国政府陷 入决心抗战到底的心理反弹之中。 而日本大本营也同时认为，在华北作战与松沪会战中，日军付出的代 价，已经超过了在日俄战争中伤亡的总数，日本人民开始会对战争感到恐惧 与厌倦。同时日本政府也根据情报判断，蒋介石正与苏进行军事联系，苏联 有可能会投入战场，以对日军造成背后的攻击。所以日军最好能够及时见好 就收，集中足够的实力，来防范苏联的偷袭。何况日本一直认为能以分期的 方式，蚕食中国，比较有利。 当时，苏联是唯一以武器公开支持中国作战的国家（当然还是要中国出 钱买），而苏联准备随时对日本作战的传闻又很多，为此，日本大本营曾经 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紧急电令关东军进行戒备，同时下令华北方面军停止 延津浦路南下渡过黄河的攻击行动，以保留兵力，在必要时支援关东军与苏 联军队作战。所以日军并不希望与中国继续战下去。这时候日本眼见上海的 战事，日军已获得胜利，九国公约的会议又正在召开，各国有意介入调停， 因此日本主动进行外交出击，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十一月二日，辗转向德国 驻华大使陶德曼（Dr。 Trautmann），提出中日议和的七点条件，条件内容出 奇的“宽松”：一、内蒙古自治。二、华北中立区扩大过平津铁路以南，华 北地方的主权仍属中国。三、上海停战区扩大，由国际共管。四、中国停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