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毛泽-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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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赤色人物”从上海涌向武汉

　　　　像钟摆似的，长江轮船从上游到下游，又从下游回到上游，来来回回，终年不息。　　　　
　　　　忽地，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那天开始，上海的大批乘客涌向码头，往武汉的船票顿时成了抢手货。船票价格暴涨。十天之后，由上海驶往武汉的几艘轮船，前后由两艘挂着米字旗的英国轮船护航，船票价格更是翻了几个跟斗，连统舱票都涨到四十五元一张——比普通职员一个月的薪水还高。　　　　
　　　　虽说如此，但仍有许许多多“生意人”把船票争购一空，匆匆登上长江轮船，前往武汉。这些“生意人”，做各式各样的“生意”，有的“买卖茶叶”，有的“开鱼行”，有的据称“卖水果”，还有的说是“贩盐的”。天晓得，武汉怎么有这样多的“生意”可做？不过，这些“生意人”大都文质彬彬，很多人戴着圆形镜片眼镜。刚上船时，他们“黄牛角，水牛角，各归各”，似乎素不相识。　　　　
　　　　照例，长江轮船途经南京时，要靠岸上下客。这时，“生意人”们大都躲进客舱，上床闷头睡觉。这时从码头上来了一批特殊人物，腰间鼓鼓囊囊，那不是钱包，而是“铁家伙”——手枪。他们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旅客们，竭力想从中查出“红色人物”。可惜，那些“红色人物”脸不红、衣不红，跟普通旅客一模一样。　　　　
　　　　直到那些特殊人物下了船，直到轮船离开了南京码头，“生意人”们才渐渐活跃起来，踱上了甲板，三三两两地窃窃私语。也有个别的竟高谈政治，说出跟生意人身份毫不相干的话来这些“生意人”，便是“红色人物”。据年已九旬的郑超麟（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回忆，光是跟他坐同一条船前往武汉的共产党重要人物便有陈绍禹（即王明）、李立三、罗亦农（即罗觉）、王荷波、陆定一甚至连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在这条船上。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已和汪精卫一起秘密乘长江轮船西行，由沪抵汉。　　　　
　　　　这么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包括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为什么“定向运动”，纷纷由上海奔赴武汉呢？那是因为当时上海刀光剑影，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气氛　　　　
　　　　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六年前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一大”便在上海举行。此后，上海成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大批中共高层人物，或明或暗地落脚在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决定联合中国国民党，携手共同反对军阀。　　　　
　　　　中国国民党也作出了友善的反应。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会议主席，提出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此，国共两党结为盟友。众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共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点半，孙中山因肝癌不治，长逝于北京。随后国民党内两雄并立：汪精卫成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最初，蒋介石沿着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轨道运行。一九二五年九月，当蒋介石作为东征军总指挥率领兵马从广州出发，征讨军阀陈炯明时，他的东征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便是共产党人周恩来。苏联顾问帮助他制定了周密的东征作战计划国共两党又携手北伐。自从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起，一路势如破竹。才三个月工夫，便拿下了武汉。　　　　
　　　　武汉，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就在这里打响。自从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这里便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随即，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蒋介石却把他的总司令部迁往南昌，他想要把国民政府迁往南昌的提议遭到拒绝。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联合起来，跟在南昌的蒋介石相对抗。　　　　
　　　　在上海，共产党有着颇好的基础。在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经过三十个小时的激战后，全歼北洋军阀部队三千人和警察两千人，占领了上海。共产党由此声威大震。　　　　
　　　　蒋介石闻讯急急进军上海，又迅即占领南京。　　　　
　　　　蒋介石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纠察队视为眼中钉。　　　　
　　　　四月十二日凌晨一时，上海在沉睡。一队队全副武装、手臂缠着“工”字符号的人马，看上去像工人纠察队，却突然袭击了上海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的工人纠察队队部，拉开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序幕。　　　　
　　　　世上最危险的事，不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却是原本的朋友突然翻脸，掉转了枪口对着你。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天开始，在共产党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蒋介石血洗了工人纠察队，血洗了中国共产党。于是，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涌向码头，涌向长江轮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在南京也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跟武汉的国民政府唱起了对台戏。于是，国民党一分为二：国民党右派集结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麾下，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左派集结在国民党中央主席汪精卫的大旗下，拥戴武汉国民政府。　　　　
　　　　宁汉分庭抗礼。蒋介石和汪精卫各霸一方，加上北京的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中国一时间有着三个政府，唱起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三国志”。　　　　
　　　　面对着这三足鼎立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共产党人思忖着该怎么办。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1

　　　　武汉的气氛，全然不同于上海。　　　　
　　　　“赤色人物”们刚刚踏上武汉码头，便见到墙头到处贴着“打倒蒋介石”的标语。街上还贴着各式各样的声明、通电，痛骂蒋介石。　　　　
　　　　中共中央在四月二十日的声明里，斥责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和共产党人恽代英、林伯渠、董必武等联名发表的《讨蒋通电》，咒责蒋介石为“民众之蟊贼”。由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也发出《讨蒋通电》，振臂高呼：“此贼不除，革命群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在武汉，蒋介石简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时间，报界称武汉为“赤都武汉”。从上海白色恐怖中逃脱出来的“赤色人物”，来到“赤都”，顿时扬眉吐气。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整整半个月——四月二十七日，武昌第一小学变得热闹非凡。校长王觉新早早穿上笔挺的西装，站在校门口迎候贵客。　　　　
　　　　来的不是小学生，也不是小学教师，却是一大群“赤色人物”。陈独秀来了；出席过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来了；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罗亦农、邓中夏、任弼时、方志敏、项英、杨匏安、王荷波、向警予、恽代英、蔡畅、苏兆征等也来了。此外，五辆黄包车鱼贯而来，车上坐着共产国际的三员“大将”和另外两个外国人。三员“大将”中一位是首席代表、四十岁的印度人罗易，他在两个多月前受斯大林的指派前来中国。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担任颇高的职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一位是共产国际代表、四十三岁的俄国人鲍罗廷，前来中国。他担任过孙中山的顾问，不论在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内，都享有很高的威信。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三十三岁的维经斯基，更是一位“中国通”。一九二三年四月，第一个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前来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便是他。　　　　
　　　　在共产国际的三位正式代表之后的那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位年方二十有六的俄国小伙子，名叫米夫。虽说年纪轻轻，却不可等闲视之。此人在二十四岁时，便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这所大学培训了大批中共干部，可以说是一所设立在莫斯科的中共党校。此次，米夫是以“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的身份，于一九二七年初来到中国。先是到上海，然后去广州，再来到武汉。　　　　
　　　　在第五辆黄包车上，坐着俄国人罗卓夫斯基，他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罗卓夫斯基是老资格的工运领袖。他原是苏俄工会负责人。一九二一年，当赤色职工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时，他便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以后，在历次代表大会上，他一直被选为总书记，直至一九三八年赤色职工国际解散。如此众多的共产党高层人物，汇聚在武汉一所小学里，干什么呢？　　　　
　　　　哦，主席台上高悬着留着络腮胡子的马克思和留着小胡子的列宁的画像。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是大会的主席，他大声宣布：“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六年前，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极端秘密。那时，全国只有中共党员五十多人。六年后，中共党员猛增了一千倍，达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有八十多人。虽说规定对外保密——这不过是指不在报上报道。大会在“赤都”武汉仍是公开举行。主席台上，甚至还坐着国民党的代表徐谦、谭延辏б约八镏猩街铀锟疲鞘抢聪蛑泄脖硎咀：氐摹！　　　�
　　　　在陈独秀致开幕词之后，共产国际的三位代表一一讲了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贺词。接着，还有工会、学生会、共青团以至童子军代表致贺词。湖北的织布工人、京汉铁路“二七”罢工领袖之一项英，领着一队湖北工会纠察队入场，向大会表示祝贺。大会的秘书长，是蔡畅之兄、毛泽东的密友蔡和森。　　　　
　　　　湖北代表团的主席，则是罗章龙。　　　　
　　　　开幕式十分热闹，陈独秀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可是，那笑容看来有点不自然。　　　　
　　　　翌日，大会立即转入秘密状态，代表们前往汉口近郊的黄陂会馆开会。陈独秀手中拿着一大沓稿纸，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长达五小时的政治报告。从那一天起，直至五月九日大会闭幕，陈独秀的脸色一直是阴沉的——这位中共的建党领袖，受到了空前未有的猛烈批评。三十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一致强烈地批判陈独秀，批判他的政治报告！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2

　　　　六年以来，陈独秀一直是中共领袖，虽说那称谓不时变化着：　　　　
　　　　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却被一致推举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共最早的最高领袖。在一九二二年的中共“二大”上，中央局改称“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依然是最高领袖。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二五年初召开的中共“四大”，改设总书记，还是陈独秀当选。这一回，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彻底动摇了。代表们对陈独秀的批评，归结起来，那就是后来由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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