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也频作品集-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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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白华却以为有几分说动了他，便欢喜地和他握一下手，一面说：
“你以前都没有看过？”
“一本也没有，”他回答。但他立刻想起他曾经看过一本《面包掠取》，不过他只看了十几页便厌烦的丢开了，因为他觉得远不如看王尔德的小说有趣。
于是白华转过脸去问珊君：
“你先加入好不好？”
显然，珊君要和她的爱人取一致的行动，所以她回答说：
“我也等一等——等看了那些书之后……”
这回答出乎白华的意外：她没有想到珊君竟也给她这么一种滑头的拒绝。因此她有点生气。同时又有着比生气更大的失望包围了她，使她一声也不作的默着，坐到床沿上，心里想：“不是战士，这般文学家……”接着她听见一种清脆的声音从珊君的嘴唇上响过来。
“现在，自从上海的惨案传到北京来，我和仲平的思想都有点变动，就是他和我都觉得应该革命才行。”她停顿一下说，“所以，只要是革命团体，我们都要加入。”
白华不作声，只听着。
珊君又要继续的说，可是杨仲平把她的话打断了。他自白似的说：
“我现在是相信艺术改造社会……”这是他的一句真话。因为在那两天以前，他所崇拜的还是普希金、拜伦、王尔德……追随这些老前辈而努力于创造一座美丽的“象牙之塔”的，并且要把他自己深深的关进去，在那里面大量地产生他的小说，诗，戏剧。可是这两天以来，他自己也不很理解地，觉得他需要写一篇带着血腥的作品了。虽然他没有分析这观念的变迁是什么缘故，甚至于他也没有想到他的艺术观是从“为艺术的艺术”而走到“功利主义”，但是他已经觉得——他需要写一些和社会有关系的东西，尤其是他要为五卅的惨案而预备出一种周刊，并且把刊物的名字还叫做《血花》。
他和珊君来到这里，就是为这个《血花周刊》的缘故，因为珊君知道白华会写一些有社会性的小说。杨仲平终于把这目的说出来了。
“你当然加入，”他最后说。
珊君也接着向她劝诱：“白华，你是能够写文章的，尤其是这一类的文章，所以你非加入不可！”
白华对于这事情很冷淡，她还没有染得文学家对于出版刊物的嗜好——也许竟是一种特殊的欲望，如同许多商人想开分店一样。
“不，”所以她回答：“我不加入。”
“为什么？”杨仲平笑着问她。
“恐怕我没有工夫。”
“你很忙么？”珊君问。
“说不定很忙。”白华一瞬也没有忘记她的安那其主义的工作。
“那末你什么时候有工夫，你就什么时候写一点，”杨仲平让步的说。
珊君又要求她答应。她终于回答：
“不过你们可不要靠我写多少。”
杨仲平便欣然地告诉他，说《血花》可以在一个日报的副刊上出版，并且下星期二就出创刊号。于是，五分钟之后，这两个人便夹了一包安那其主义的书籍，和白华握一握手，走了。
白华看着那背影，心里便热烈地想起她的同志——她要到机关里去找他们。
她立刻锁了房门，走了。天色已经薄暮，四处密密地卷来灰色的云，乌黑的老鸦之君在这沉沉的天野里飞着，噪着，马神庙的街上现着急步的走去吃饭的学生。路灯象鬼火似的从远远地，一盏两盏地亮了起来。空气里常常震荡着《北京晚报》和《京报号外》——“第三次号外”的声音。
她一路快步的走，一路热情的想着——
“如果……他们还不在……我就要每一个人给他一个攻击！”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第六部分
这一天，推动北京的民众走上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前途，同时是有计划的具体的领导着这些民众的，那北京的各团体联席会议开成了。从会场里走出来的刘希坚，仿佛是从一座庄严的宫殿里走了出来的样子，思想里还强烈地保留着那会议的严重的意义，以及象一层波涛跟着另一层波涛，重复地荡润着那许多光荣的决议：
——出兵保护租界华人！
——撤退英公使！
——准备全国总示威！
——抵制英日货！
——组织工商学联合会！
——……
这种种，在他的思想里造成一片革命的光辉，仿佛在他的周围，那对于帝国主义的示威的口号，已经开始了——象雷鸣一般的传播到全世界。
当他走到王府井大街的时候，街上的市民一群群地，尤其是在东安市场的门口，聚集得更多的人众，大家象半疯癫的样子，看着刚刚出版的五卅惨案的画报。那报上印着五卅惨案的发生地点，和水门汀上躺着，蜷伏着，爬着，裸着，种种中枪的尸首。其中有好几个人的尸身已经霉烂了，脸肿得非常大，四肢膨胀着。每一个尸身上——胸部，脸部，或者腰部，都现着被枪弹打穿的洞，涌着一团血。这样的画报是从来所没有过的，同时也是从来所没有过的一张难看的，悲惨的，使人愤慨的画
这画报的内容，完全把街上的市民激动起来了，有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太太忽然在人群里忍不住的哭了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和同情这些被压迫的同胞的被害，这两种情绪象两道火蛇似的同时在民众的心里燃烧了。的确，谁能够把这样残忍的暴露当做风花雪月的鉴赏呢？没有人！谁都不能把这样的画报当做一幅裸体画的美术品的展览。当然，这不是一幅好看的画呀。而且，简直是一张战报呢。一张被压迫民族——殖民地——无产阶级的开始斗争的战报。因为，那画报里面所包含的严重的伟大的问题，只有用鲜红的血来解决。被压迫民族是不能够从和平里得到解放的，在和平的圈内挣扎，只是加重了压迫的桎梏。面包不是由别人施与的，这是应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获得。所以这一张画报成为一粒火种了，深深的落在每一个看报市民的心中。他们激昂地看着，愤慨地叫骂，互相同情地向不认识的人发着反抗帝国主义的议论。有许多人简直表现了原始的人性：
“他妈的B！一个换一个，复仇！”
还有许多青年的洋车夫，工人，店铺的伙计，仿佛有立刻暴动的样子，大家粗暴的叫着，纷乱着。“打到东交民巷去！”有的人这样喊。
街上的巡警也把他的枪校挂到肩间上，拿一张画报看着，显然他是被那些尸首感动了，不但没有去干涉马路两旁的人众，还参加了这没有秩序的市民的行动。
这种种情形，非常尖锐地映在刘希坚的眼里，他一路都被这可宝贵的情形迷惑着。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的感觉。他的思想又立刻象一只风车，旋转着，没有停止地，在他的心里建立了这一个信念：
“那伟大的示威有立刻实现的可能！”
于是他走过了王府井大街。别的地方也同样的有着许多群众，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一团地，在那里看着画报，被画报激动着。
在西长安街的地方，他看见张铁英和另外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街上的行人散着传单。当他走近她身边的时候，张铁英便微笑地给了他一张。
“谢谢你，”他笑着说。
张铁英没有再理会他。她仍然执行她的职务去了。他看着她勇敢的发传单的样子，尤其是看着她的宽大健硕的背影的活动，不自觉的又想起：
“什么时候看去，她都象是一个足球队的选手似的。”接着便联想着：“可惜她不会踢足球，否则，远东的体育运动，她是有资格去获得锦标的。”
可是这一个无意识的想象，他立刻把它丢开了，只想着张铁英的身世和她的劳苦的工作，觉得这实在是一个不容易得的可佩服的女同志。并且觉得散传单也应该象打枪一样，一粒子弹是应该换一个敌人的，一张传单也应该有一张传单的作用。于是他觉得他手里的传单有分给别外一个人的必要，便给了一个穿灰布大褂的，还说：
“看完给别的人！”
那个人向他很惊讶地望了一下，把传单接受了。
刘希坚便怀着愉快之感的向西单牌楼走去。
“希坚！”忽然有一个人叫他。
立刻，王振伍从人丛中出现了。他跑到他身边来，站着，伸出那一只熊掌的手，紧紧的握着，一面微喘的报告说：
“行了，行了，一般民众的热度都非常高！”
刘希坚向他笑着。他看见王振伍好象跑了几十里的样子，显得很疲劳，而且那汗点，一直从他的旧草帽里流出来，顺着腮边流到颈项上去了。
他把草帽脱下来当做一把蒲扇，用力的扇了好几下。
刘希坚便问他：
“你怎么这样忙？”
“可不是，”他擦着汗水说：“我正在忙得要死呢——从东城到西城跑了两趟，一个车钱也没有。”
“现在完事了没有？”
“完了。你呢？可不可请我吃饭？”
刘希坚向他示意的点一点头，他们两个便走了。穿过热闹的西单牌楼，同时穿过那些澎湃着热情的民众之群，走到三星公寓。
公寓里突然变了一个异样的景象了。许多学生把画报钉到墙上去。仿佛每个人都需要这画报中的死者——那霉烂的尸身，那枪洞，那血，那残酷的帝国主义的罪恶，来刺激这跳动于热血中的青年的心。大家把可怕的画报当做可羞耻的——同时是应该报复的标帜，高高的挂着，比他们一切从《小说月报》上剪下来的那希腊神话中的美术画，重要得多。并且这种表现，立刻就深入而且普遍化了，全公寓的学生的房子里，都钉着这样的一张。有的还在这画报旁边写了血淋淋的字，表现那鼎沸的热情和强烈的意志：
——你们的血是为我们流的，我们的血也要为你们流的。
——你们的死是有代价的，你们的代价就是我们用血来斗争！
还有一个女学生，她完全用女性的感伤来写着：
——你们的样子是很难看的，但是我爱你们，并且我要为你们而开始爱无数的贫苦的群众，我的爱比宇宙还要大。
在青年的心中的世界，完全起着猛烈的风暴了。任何人都从这惨案的写真，在言论上和行动上，发了疯狂。
公寓的女掌柜也深深的被这种疯狂传染了。她居然不吝惜的拿出四吊钱，要伙计买了六张画报，一张贴在公众的走道上，一张贴在柜房里，一张贴在她自己的房间里，还有三张她叫伙计拿到胡同里去贴。并且她好象这地球出了毛病，时时刻刻都关心着各种新的消息，常常象一个采访员似的，站在“先生们”的房门边，听着有许多懂有许多很难懂的“先生们”的议论。
刘希坚在这种激动的氛围里也觉得增加了他自己的兴奋。“建立共产主义的前阶段，”他感着光明和胜利的想——“完成这一阶段是从现在开始的，而且已经开始了。”所以他坐在房子里的藤椅上，得意地吸着烟，而且得意地把烟丝吹个几个圆圈，如同把这些行动当做他自己的——对于将来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庆祝。
同时，王振伍也得意地斜躺在床上，带点笑意的沉思着，一方面又显得很疲倦瞌着眼皮。他今天是做过很多很吃力的工作的，而且跑了十几里路。这时他躺着，仿佛他生来第一次休息，身体上流动着许多舒适之感。
过了几分钟，他从床上翻身起来了，向着吃烟的刘希坚，非常关心的问。
“今天那个会的情形怎么样？”
“你说的是联席会议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