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府大院-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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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看这给领导点烟，里面也有讲究，不知道的想拍马屁，弄不好会拍到马蹄子上。现在的打火机性能好，火头大，不细心的弄不好就把领导的眉毛或者胡子给烧着了，最严重的就是万一烧着了领导的脸，你就弄巧成拙了。出力不讨好，还有可能给领导留下笨手笨脚的印象，让领导从此对你没有了好印象。你可以不会吸烟，但你不能不仔细观察，伺候领导，什么小细节都马虎不得。
看着袁保山狠狠地吸了一口，憋了半分钟，从口中吐出一大口烟气，头往后一仰，靠在老板椅高高的后背上，向上狠狠地靠了靠自己的脖子，张青云知道，他或许也是颈椎病患者，多年看材料，写稿子，都有这个毛病。
这当秘书长的也不容易，每天要经手多少份材料啊，中央的，各部委的，省委、省人大、省政协、省军区，还有地方各市，省直各委、办、厅、局，所有的材料都要经过他的手，经过他签了字，才分派到各个省长副省长手上。有的他直接就可以决定的，就直接下发到各职能部门。他是这个庞大机关的神经中枢，承上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就是个铁人，也受不了成年累月这样的车轮战法，这样高强度的劳动，这个位子谁也不想做长久，身体也吃不消。看袁秘书长没几根头发的秃头，张青云就知道，他是累的，五十多岁的人了，不容易。
袁保山烟吸了，脖子伸了，舒服够了，就开始满面笑容地问张青云：“小张啊，你现在是什么级别？”
张青云回答说：“副处，去年八月提拔的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今年刚转了正。”
袁保山哼了一声，说：“这就好办了，我马上安排人事处给你办手续，到办公厅先安排在省长办吧，先做个副主任，到明年再给你明确个正处级，到时候你要是不想做秘书了，就可以选个处长当当。”
张青云忙说：“感谢秘书长关心！感谢秘书长关心！”心里说，这人走了狗屎运，就是不一样，什么好事都轮上了，不用你操心，就有人往你心里做事。
走背运的时候喝凉水都会塞牙！想当初自己做小教员的时候，没谁看得起，特别是校长赖春红，看都不看自己一眼。出差回来到他办公室里请他个王八蛋签字报个账，他头都不抬，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一个票据一个票据地看，嘴里还嘟嘟囔囔地说：“谁让你住这么贵的宾馆的，你是什么级别？没这个资格。超过部分自己支付啊！”说着就在上面签了“核报”两个字，字写得跟蚂蚁爬的似的。
张青云实在搞不明白，就他那水平，怎么能混到这个校长的位子，不知道哪个王八蛋吃错了药，提拔了他。现在的干部人事制度，简直是没法说，上级领导说了算，自然是各人选拔自己喜欢的人，下面的老百姓再反对也屁用没有。
这就导致许多善于伪装的人、素质很差的人混进了干部队伍，这样的人一旦得志，猖狂得很，影响很坏，让人怀疑发现提拔重用他的上级领导也不是个好东西，要不然就是有什么把柄落在这些小人手里了，有了短处，才不得不安抚这些小人一下，用手中的权力做了交易。
《省府大院》第二部分 《省府大院》第六章（4）
好人受欺负，恶人耍威风，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社会缺乏正气，制度的设计有缺陷、有问题，正像小平同志所说：“制度好了，坏人也不敢干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没办法干好事。”一句话，制度最关键，大的游戏规则最关键。
素质差的人一旦掌握了公共权力，掌握了任意宰割老百姓的权力，那他的破坏力是惊人的，他们对体制的冲击是毁灭性的，让普通人对社会怨恨、绝望，有一种屈辱感，不公平感，从而丧失对政府的信心。
就拿赖春红来说吧，他在党校可以说是一手遮天，他想用谁就用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出去玩了，随便找个理由，就以参加会议或者交流的名义，出省、出国旅游考察，也可以说是度假。想花多钱就花多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真正做到吃喝嫖赌全报销，随便开个发票，就报了账，反正财务、会计、办公室主任都是他一手提拔的心腹，大家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心知肚明就得了。
而普通人，他给你制定的规矩多了，迟到一次，口头批评；顶撞领导一次，扣三十块钱奖金。反正鼻子大压嘴，什么都是他说了算。就拿出差这件事，他可以住五星级酒店，一晚上消费上万元，你要是小百姓一个，只能住八十块一天的低级宾馆，在有些城市里这样的酒店根本就不好找。
什么都讲个三六九等，什么都论级别，这种典型的官本位思想，在生活中真是发达到了极点。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每天一睁眼，就要自己提醒自己，我是个什么身份的人？怎么做才合乎我的身份？每一个环节都是对你身份的提醒，对你尊严的伤害，提醒你是个小人物，牛气不得，受气是你应该的命运，要忍气吞声，这样一天天活着，真他妈的累死人！
就拿党校的职工来说吧，就有七种等级：校领导，系主任，副主任，一般的普通职工，有编制的职工，没编制的但有聘用合同的职工，临时工。
张青云去给儿子张方圆上小学报名，他又像发现世界奇迹一样，发现自己在党校的地位虽然低下，位居第四等，属于一般的普通职工，但到了学校的报名处，他才知道，就自己这个身份，到了这里，和农民工兄弟和失业的小市民一比，自己的地位升了，变成了第一等。
原来学校的报名通知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新生报名分六种情况：第一种，有居民户口本，有房产证的；第二种，有居民户口本，没有房产证的，但有购房合同，有发票，有单位证明的；第三种，农民工子女，有打工单位证明和居住证明的；第四种，三代同堂的，户口随祖父祖母的，有房产证；第五种，拆迁户，有户口本，有拆迁证明的；第六种，有户口本，租房户，有街道和居委会证明的。
张青云判断，世界上或许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有我们如此详细的儿童入学规则，你的户口，你的经济状况都写得明明白白，你是什么样的人，属于哪个等级，小孩子从小就知道得一清二楚。
他的心灵从小就受到了伤害，父母是个没本事的人，他连房子都买不起，他是个居无定所的人。孩子会认为，我们家是穷人，别人看不起的人。
这种人为的划分，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深入到每一个人的骨髓里，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小时候经常唱，砸碎万恶的旧社会，翻身农奴得解放。以为到了新社会就人人平等了，谁料想有关部门创造的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和一些大城市人为制造的门槛，让张青云这种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感到人生是越活越复杂，似乎每前进一步，就有被脱一层皮的感觉。
《省府大院》第二部分 《省府大院》第六章（5）
就是因为你的出身、户口、贫富、长相、气质、社会关系，你随时面临和别人的不公平竞争。同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就因为人家会投胎，父母是北京人，他天生就有了留京的指标。你是外地孩子，学习不进入前几名，得不到留京指标，你就只好哪里来回哪里去。他可以不劳而获，不用跑就到了终点；而你必须拼命跑完全程，还要把大批的对手比下去，获得好的名次，这样你才有资格到达终点。
张青云带着儿子在街上溜达时，每每看到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农民兄弟，穿着脏脏的衣服，戴着安全帽，皮肤被晒得成了焦炭的颜色；裤腿上不是泥就是油漆；脚上的皮鞋早已经变了形，看不出原来是黑的还是白的，肯定从来没有擦过。他们嘴里叼着劣质的香烟，走路一摇一晃的，还哼着小曲。
张青云看着他们就出神，就想到自己当初要是没考上大学，就会和他们过一样的日子，每天乐乐呵呵的，农忙时回家种种地，帮乡下的老婆收割庄稼；农闲时就到了城市里，凭自己的手艺打工挣点活便钱，也没有时间读书思考问题，也不会有任何怨天尤人的想法。随便得到一点东西，就感激得要命，满足得要命，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幸福”。
“幸福”，做农民实在是“幸福”，不是有一个调查吗，问中国现在哪个阶层的人感到最幸福？结果网上公布出来了，是农民，农民的幸福感最强。
于是就有专家学者出来，立即论证为什么农民感到最幸福？发了一通鸿篇大论，结论是农民们生活在现在，实在是应该满足了。张青云看了他们的议论，心里骂了一句“王八蛋！狗日的！”就你们那水平，还配称专家，歇了吧你！要是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里，就你瞎子摸象似的搞出的那种东西，也叫成果！不饿死就算不错了，实在不配坐在那么好的位子上搞研究。
还有一些假假的文人，所谓的作家，一天到晚歌颂乡村的美好、优雅、情调，认为只有乡村，才是文明的所在。只有农民的生活，才是真正有诗情画意的生活。张青云每每看了他们的所谓大作，都要恶心得想吐。
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他们吃饱了，喝足了，口袋里有用不完的钱，不用为自己的一日三餐、养老疾病发愁了，他们可以享受乡村生活的闲雅了，他们就以为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也会坐在田埂上、小河边，静静地欣赏太阳从东方慢慢升起，一点一点坠入西边的晚霞里。
他不知道，作为一个农民，守着那家里的二亩地，除了化肥、种子、浇水、收割的投入，打到手的几百上千斤粮食，基本是平局，只是落了白辛苦一年。一亩地就是打上一千斤小麦，也就是七百块钱的收入，除去投入，也就是三五百块的收入，这要一个人花一年，吃穿用度，门头差事，他能潇洒得起来吗？不出去打工，挣个活便钱，孩子上学、家人看病，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等死。乡下人许多都是小病不舍得去看，拖成个大病，大病更没钱看，只能眼睁睁地等死。
农民最幸福！农村最有情调，张青云觉得，要是农民兄弟学会了看报纸或者思考问题，脑子里转过来弯，那发表这些奇谈怪论的所谓专家、作家就惨了，走在大街上，要化装，要不然被人认了出来，脸非被人打肿不可！
在省政府秘书长袁保山的办公室，张青云努力装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向初次打交道的袁大秘书长简单汇报着自己的工作经历。
《省府大院》第二部分 《省府大院》第六章（6）
他心里非常明白，袁保山这样给自己面子，第一天就屈尊和自己这个小萝卜头拉家常，关心自己的进步，实际上是看王天成的面子，是向王天成主动示好的表现。
这官场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想当年袁保山在整个清河省多红啊，是省长李大化的铁杆兄弟，在整个省政府，除了李大化，他就是最有实权的人物了。像当时的常务副省长王天成和后来的林正义，说是省政府的二把手，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
这个常务副省长，有时候虚得很，会做了，你还有点权力；不会做了，你很可能就会在
